首先，跟大家道个歉。
前几天，写了一篇标题为《别再骂蒋介石和汪精卫了，“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是这个人说的》的文章，引起了很多小伙伴的误会。在这里，笔者跟大家声明：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是迫害人民的历史罪人，尤其是汪精卫投靠日本侵略者，是彻头彻尾的汉奸，必将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文章原意是想探究“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最初的出处，并站在这个角度上看待蒋汪。当然，蒋汪即便没说过这话，他们“淸共”、“分共”的政策致使大批革命烈士无辜牺牲，实际上做的就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今天，这篇文章是应粉丝们的要求，聊一聊在湖北实行白色恐怖统治、被湖北人称为“屠户”的胡宗铎和陶钧，他们二人最后的结局。
1、入主湖北胡宗铎和陶钧有很多相同点，如都是1892年出生，都是湖北人，都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三期（有的资料显示，这二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四期，这里采用《李宗仁回忆录》中的说法），都是新桂系一派的重要将领等。但二人投入桂系门下的历程有所不同。
1917年，胡宗铎从保定军校毕业，同年12月，参加石星川领导的荆沙（现荆州市）独立，失利后，由武汉前往上海。1918年，胡宗铎抵达广州，担任护国军第一军官团教官。
随后，胡宗铎跟随李宗仁参加了统一广西的战役，因骁勇善战，立下不少功勋，由连长升任广西自治军第二路军参谋。至此，胡宗铎投入桂系门下，成为桂系一派将领。
1926年春季，以“李白”为首的新桂系为谋求更大发展，选择把自身置于北伐大旗之下，并对广西部队进行整编，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此时胡宗铎担任的是第七军第七旅旅长一职。
1926年，胡宗铎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担任第七军第二路指挥官，并兼任军参谋长。北伐过程中，胡宗铎率部与孙传芳在江西激战，并在攻克长沙、抢夺汀泗桥、贺胜桥等北伐著名战役中，出色地配合了友军。南京克复后，胡宗铎升任第七军第二师师长。
与胡宗铎不同，陶钧1917年从保定军校毕业后，直接投奔了桂军黄绍竑部，历任教官、排长、团长。北伐时，陶钧担任第七军第一团团长，在梧州以少胜多，击溃吴佩孚一部。龙潭大捷后，陶钧升任少将旅长。
也正是在龙潭大捷后，胡宗铎所在的十五军改编成为十九军，原十五军副军长胡宗铎摇身一变，成了十九军军长。1927年10月，胡宗铎率部参加西征讨唐（唐生智）战役，11月15日，占领武汉。
占领武汉后，新桂系收编了不少部队，遂打算成立十八军。在军长人选上，白崇禧和胡宗铎力荐陶钧。此时的陶钧依然是旅长身份，陶钧上面还有资历声望都比较高的钟祖培和李明瑞，这二人的职位都是师长，正常来说比陶钧更应该担任十八军军长。
但在白崇禧和胡宗铎支持下，陶钧顺利任职，与胡宗铎的十九军一起驻扎在武汉。这让钟祖培、李明瑞十分不满。钟祖培因此离去。李明瑞虽留了下来，却为桂系后来的失败埋下了隐患。
2、新桂系的湖北班底讨唐战役后，程潜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湘鄂两省最高行政长官。他在汉口发表演说：“此次西征讨伐唐生智个人，至于湖北省的党和政府，都是受中央命令所组织的，仍应照常供职。”
唐生智时期的原湖北教育厅厅长李汉俊、财政厅长詹大悲等人本来已经打算逃亡日本了，听到程潜这么说，就又返回了汉口日本租界，打算继续任职。
但胡陶二人对此很不满意。湖北是他们出人、出力打下来的，自然应该由他们治理。而程潜的演说无疑是断了胡陶二人的后路，把胡陶二人统治湖北的愿望，一脚踢到了太平洋。
因此，在程潜发表演说后，陶钧就公然说道，“我又不是哪个的儿子，我们打出的天下由他们坐吗？还是推胡军长做湖北省主席，着手组织省政府。”而胡宗铎也非常着急，当面对李宗仁说道：“德公，这一次我应该当仁不让了。”
但李宗仁用自己的现身说法化解了胡宗铎对湖北省主席的执念。李宗仁主张军政分开，他和白崇禧、黄绍竑等现役军官都公开立誓，不做省主席、不参与地方政事。事实上是，在那个军阀混战的年代，你有枪杆子，说话就硬气，做不做省长都无所谓。
胡宗铎也很识趣，转头就保荐张知本为湖北省主席。彼时，张知本只是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的一名委员，却因为与桂系的关系，一跃成为一省主席，怕是张知本自己也没有想到。随后，李白出面保举胡陶二人分别担任湖北清乡督办、会办，武汉卫戍正副司令。胡陶二人由此成为湖北的幕后操控者。
关于对张知本的举荐，说法不一。一个版本就是如上所述，由胡宗铎举荐。另一个则是李宗仁回忆录中的说法。李宗仁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是自己举荐的张知本，虽然其与张知本素昧平生，但觉得其非常干练，因此才举荐给国民政府。
3、白色恐怖统治“白色恐怖统治”一词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最初特指法国东南部地区的保皇党人对雅各宾派的报复。之所以叫白色，是因为波旁王室的旗帜是缀有百合花的白旗。在中国，“白色恐怖统治”是指在反动派统治下，反革命暴力造成的大规模屠杀、逮捕等。
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实行的是“淸共”政策，已经开始屠杀共产党人；而汪精卫在武汉实行的是“分共”政策，就是把共产党人从国民党中分离出来，踢出去。因此，武汉的共产党力量在胡陶之前，依然被保留了下来。
胡陶入主湖北后，把武汉的白色恐怖统治推到了全国最盛。
新桂系进入武汉时，正赶上了中山大学为声援纱厂女工进行游行。陶钧为平息事态，直接派兵包围中山大学，抓捕了大量学生。但考虑到新桂系刚进入武汉，陶钧就把原来打算全部枪毙的二十三名学生，改成了“二十岁以上均判处死刑”。
此外，为了抓捕共产党，胡陶动辄就宣布戒严，出动大批军警人员进行武汉全城大搜捕。1928年1月初，胡陶听说有暴动，就在武汉三镇实施十天戒严。1928年1月6日，《申报》以“武汉防制共党暴动”为题对此进行了报道。
而落入胡陶手中的共产党人，基本上都没有逃脱被枪毙的命运。即使是民主人士也会遭到他们的毒手，这其中就包括李汉俊、詹大悲。
李汉俊是中共一大的东道主，后因与陈独秀意见相左而脱党，并以国民党左派身份参加了武汉国民政府。詹大悲是辛亥革命先驱，一直追随孙中山，从未与共产党有过关联。但他们二人在被捕后，数小时内，未经审判就被枪毙，想保二人的程潜马不停蹄赶到武汉时，二人的尸体都凉了。
孔庚、李书成也被抓了起来。但这一次程潜赶上了，还有冯玉祥作保，他们二人算是安然无恙，被关了一阵就出来了。
新桂系占领湖北期间，汉口、武昌刑场上一次被杀者经常达到二三十人之多，除了党派人士、学生外，其中不乏无辜百姓。胡陶二人也因为滥杀而被湖北人叫做“屠户”。激起民愤的陶钧，在“总理纪念周”上拍案大叫：“有人说我陶钧乱杀人，我姓陶的，宁可错杀一千，不可错放一人！”
4、最后的结局1929年，国民政府的北伐大业已经完成。1月，蒋召开了军事编遣会议，实际上是让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前来商议裁军问题。在那个拳头即真理的年代，这种自废武功的事情，但凡脑子没被踢过，都会拒绝。
碰了一鼻子灰的蒋介石打算是杀只鸡、儆个猴，但问题是谁是鸡？
西北冯玉祥占据绥（远）陕甘豫鲁5省，麾下21个军53个师、另5个旅，且西北军经久沙场，北伐中表现出来的战斗力让蒋介石记忆犹新。从实力上看，蒋冯阎李，除了蒋介石，就数冯玉祥了。蒋介石要是拿他当鸡，一不小心就被鸡啄死了。
阎锡山的实力倒是处于末流，但阎与冯背靠背，蒋介石有点投鼠忌器。
那就只有新桂系了。新桂系占据两湖和冀东地区，兵力16个军62个师，实力第三。但新桂系的势力范围是一条“长蛇”，很容易被各个击破。此外，新桂系还有一个要命的地方，就是其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
李宗仁把程潜软禁起来后，把鲁涤平推上了湖南省主席之位，但鲁涤平与新桂系并不是一路人。于新桂系而言，鲁涤平只是其接手湖南的一个过渡者，下一步就是推掉鲁涤平，换上新桂系，彻底掌握湖南。而这正是蒋介石的突破口。
过得战战兢兢的鲁涤平收到了来自蒋介石的善意，并欣然收下了蒋介石送来的枪支弹药。而湖南这个地方正是新桂系的“七寸”，一旦失守，整个新桂系势力会被拦腰斩断。
身在武汉的十九军军长胡宗铎、第七军军长夏威和第十八军军长陶钧，得到消息后，非常愤怒，立即操纵武汉政治分会，撤销了鲁涤平的主席职位；并派两个师入湘，打算彻底解决鲁涤平的第18师。
而这正落了蒋介石口实。
但蒋介石没有立即发作，而是开展起了幕后活动。他首先想要拉拢胡陶，许以湖北省主席和第4集团军司令之位，却被二人拒绝。但蒋介石却根据密报，策反了新任第15师师长李明瑞和57师师长杨腾辉。李明瑞在北伐中战功赫赫，却没有升任军长，对胡陶、李白意见甚大，愿意倒戈。
经过一个月的准备，1929年3月21日，蒋介石发表《关于湘事声明》，以武汉政治分会擅自调动军队、以武力任免地方官吏等为由，从徐州、蚌埠、庐州、新浦、扬州、芜湖等地调动军队，向武汉推进。
同时，蒋介石命令江西的朱培德西进，截断桂军退路；调冯玉祥手下韩复榘部由豫南南进。蒋介石还以国民党中央名义，免去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的职务。
讨伐事宜展开后，蒋介石拉拢活动的效果非常不错。冀东李品仙率先倒戈，唐生智也赶回天津掌握了旧部。白崇禧只得从海路南逃，与逃亡上海的李宗仁一同经香港入广西指挥作战。
武汉的胡陶则是指挥桂军分5路迎战中央军于鄂豫皖赣交界处，正面是胡宗铎的十九军，左右两翼分别是夏威的第七军、陶钧的十八军。但正值夏威生病住院，把指挥权交给了李明瑞。
3月30日，蒋介石下令进攻，随后李明瑞指挥部队后撤，并公开反对李白胡陶；侧翼暴露的胡陶也不得不把部队撤往鄂西，武汉由此陷落。4月21日，胡宗铎、陶钧、夏威被迫通电下野。
下野后，胡宗铎携家眷寓居香港；1929年底离港赴津，参与联合反蒋；1932年，投靠蒋介石。1949年，经白崇禧举荐，担任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政务委员会副主任。1个月后，解放军逼近武汉，有人劝胡宗铎效法李济深投降，胡感慨道：“我血债累累，合敢效法李公！”
不久，胡宗铎携家眷经广州逃亡九龙，后客居台湾。1962年8月26日病死。
陶钧下野后，先后在香港、北平、上海寓居；抗战爆发后，返回武汉，开办南方印书馆和南方贸易行；抗战争胜利后寓居上海，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携眷去台湾。1974年10月14日病卒于荣总医院。
不知道你看完他们的结局，会不会有些愤懑不平，为什么他们做了那么多坏事，反而能够善终？
其实，这个世界一直这样：好人不一定就有好报，坏人也不一定就会得到惩罚。这才是世界的常理，从古至今，一直在都在这样轮回着，并没有因为我们的感情偏好而有所倾移。
我们也正因如此，才逐渐明白世界法则，这也是“读史明智”的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