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虚
张天虚（1911—1941），云南呈贡人。
1924年考入省立一中，参加“云南青年努力会”。
1928年考入东陆大学预科八班，与聂耳等一同参加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
1929年，昆明北门街火药库发生“七一一”爆炸事件，在中共地下组织和“互济会”的领导下，他与聂耳等人积极进行赈灾、募捐等活动。后又以“青年服务团”名义组织灾民召开大会，强烈要求查明事件真相、惩办祸首，揭露云南当局企图嫁祸于共产党的阴谋。会后，张天虚被国民党特务跟踪，党组织通知他迅速撤离，遂辍学回家。
1930年秋，张天虚离开昆明到达上海，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撰写并发表了大量短文外，完成了47万余字的《铁轮》，并由郭沫若作序后连载于《东流》丛刊。茅盾将其称为是作者“痛心于十年‘内战’的抗议”。
与聂耳在东京
1935年3月，张天虚奉上级指示离开上海到日本。张天虚和聂耳虽远隔重洋，但始终保持着密切的信件往来。
1935年4月，聂耳也抵达东京，他们住在一起。
在东京，张天虚和聂耳分别加入了“左联”东京支盟所属的“小说之家”和“戏剧之家”，张天虚担任由“左联”流亡日本同志所创办的大型进步刊物《东流》的撰稿人和编辑。
不久，聂耳应日本友人邀请参加“新协剧团”赴京都、大阪、横滨等地演出。张天虚给聂耳送行，不料竟成永诀。
1935年7月17日，聂耳游泳时不幸遇难于藤泽市鹄沼海滨，张天虚闻讯后，立即奔赴藤泽市，收领并火化了聂耳的遗体。张天虚带着聂耳的骨灰回到东京，东京“左联”支盟召开追悼会，在东京的中国文艺界人士纷纷撰写挽联、诗歌、悼词。
会上，由张天虚报告了聂耳的生平、革命业绩和作出的贡献，后又主编第一部《聂耳纪念集》，收录了《聂耳传》、聂耳日记、聂耳著名乐曲和其他相关文章。
1936年初，张天虚把聂耳的骨灰盒、提琴、日记、衣服等护送回国，交给专程赶到上海的聂耳的哥哥聂叙伦带回昆明，安葬在昆明西山。
驰骋抗日战场的“战地记者”
1936年西安事变后，党组织派张天虚赴延安参加抗战。1937年8月，“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延安成立，张天虚任通讯股长，随八路军进入山西进行抗战活动，他创作了独幕话剧《王老爷》，宣传全民抗战。毛泽东观剧后，赠送给张天虚一支钢笔，以示奖励。
张天虚写了不少报告文学和战地通讯，出版《两个俘虏》《雪山道中》《我们的小鬼邓超》等文集，受到茅盾等人的高度评价，为抗战史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资料。
1938年春，党中央和长江局派张天虚等人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到滇军60军184师参加抗日活动。
临行前，朱德亲自指导他们如何开展工作，同他们合影留念，朱德还送给张天虚一部留声机，方便他更好地开展工作。
张天虚等人在184师成立了地下党支部，张天虚负责宣传组织工作，他负责编辑《抗日军人》油印期刊，很受官兵欢迎。
至武汉保卫战爆发的这半年时间里，他撰写了《运河的血流》《血肉筑成的长城》等多篇战地通讯和报告文学，发表于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和老舍主编的《抗战文艺》上，后汇集为报告文学集《运河的血流》，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
病逝于昆明及故居现状
1939年武汉沦陷后，张天虚因共产党员身份暴露，被迫离军回昆，参加了“昆明文艺界抗战援后会”。
他任《云南日报》编辑时，积极为副刊“南风”等写稿，发表《忆蒲风》《恋战场》等散文、诗歌作品。
同年，党组织派他到南洋及缅甸，在仰光任华侨报《中国新报》编辑，他不顾肺疾严重，一年内发表社论、随笔百余篇，并完成了10余万字的中篇小说《五月的麦浪》的初稿。
1940年，张天虚因肺疾严重，不得不回乡疗养，次年病逝。
张天虚故居建于1890年，是一座四合院二层楼，前三间临街为铺面，为土木结构前三后三中四耳传统民居，坐东向西，占地面积193平方米。
2011年1月17日，张天虚故居被昆明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五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目前张天虚故居已被挂牌为昆明市文物保护单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呈贡区革命遗址、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站等。
张天虚墓
张天虚墓在云南昆明西山高蛲至华亭寺中段右侧松柏间，距云南昆明市区１６公里，为昆明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墓地呈圆形，四周松柏环绕，林木叠翠，墓体以青石砌成，三台圆形墓基，周约２米，中立一青石柱形墓碑，高１．５米，径约０．４米，上镌刻原云南省副省长张冲题“青年文艺工作者张天虚墓”。
其墓柱碑之上，镌刻郭沫若撰“张天虚墓志铭”，论其生平云：
天虚年仅三十耳，长才未尽，赍志而殁，惜哉！八年前游学日本时，曾挟其大作＜铁轮＞访余，人谦抑而有气度，机敏而坦白，余一见而敬爱之。曾为其＜铁轮＞作序。君忧国之念甚深，在东垣纠集同志作文艺及其它活动。要在求祖国之独立与民族之解放也。
君之归国，早余一年。七·七变起，曾赴西北参加丁铃所率领之青年战地服务团。未几南旋，随张云鹏将军从事政工，曾参与台儿庄、武汉外围诸战后，继因故去职，返滇从事教育，仍不如意，拟再返西北，甫抵渝而肺疾以作，此民纪十八年事也。
西北之行未果，应友人之邀，复转道赴仰光，任《中国新报＞编政。力疾服务，勤劳有加，尽力启发侨胞，打击敌伪，盖已早置生死于度外矣。不幸疾转剧，咯血过猛，曾亘月昏睡，失去意识，乃不得不回乡疗养，卒以三十年八月十日长逝于昆明西郊之赤甲壁。
君尚未婚，著作除＜铁轮》外，尚有小说及报告多种，均待刊行。君之家在呈贡，住于滇池东岸，风光明媚之地也。严君因恸君之丧而相继病殁，有母在堂，尚余弟妹。
后死友人，难免其职责，谨为卜茔，于昆明西山聂耳墓之旁。非以媚死，欲以为青年百代之表率耳。
余归国后，曾与君相遇于武汉及桂林，君之音容，尚仿佛在余耳目。君年少于余者二十岁，孰意铭君之墓者亦为余耶！
然在君亦复何憾，虽未永年，业且不朽。
铭曰：西南二士，聂耳天虚。金碧增辉，滇洱不孤。义军有曲，铁轮有书。弘歌百代，永示壮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