禄时英是国民党将领禄国藩的女儿，中共党员，中共地下党员刘浩（也名刘若坚）的妻子，解放战争中，在争取东北滇军起义和促进云南和平起义方面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
1947年春，李立三专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负责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主要任务是配合我军战场上的对敌斗争，派遣人员进入国统区去搞敌军情报，特别要做大量的争取和瓦解敌军的工作。
东北战场我们主要争取的对象，是云南来东北的两个军，曾泽生、陇耀率领的60军和卢浚泉率领的93军。
这两个军原是龙云部下，将领多为龙云故乡昭通人，被蒋介石强拉到东北当炮灰，到东北以后又受到中央军欺压，因而反蒋反内战情绪很大，士气低落，亲共思潮在军中流行。
云南地方党组织在这两军中均有地下组织，并且有长时间的工作基础，甚至与他们的上层军官有直接联系。
李立三还专门从延安中央党校等单位抽调刘惠云、苏民、左仲平、徐克、李兢、司维等云南籍的干部，让他们闯进关东，再利用各自在滇军中的亲戚、朋友、老表、同窗、同事、故旧等关系，打入滇军内部，去做滇军的统战工作。
当时在延安党校学习的刘建（后改名刘浩，而过去他叫刘若坚）曾长期在云南做地下工作。妻子禄时英是国民党将领曾经率领部队跟随蔡锷将军埋葬帝制的老同盟会员禄国藩的女儿。
禄时英本人也是中共党员，她的父亲禄国藩和93军军长卢浚泉都是彝族，又是本家亲戚，而卢浚泉又是卢汉的叔叔，在云南上层人物中有相当的威信和影响。
通过这种关系，禄时英和刘浩同龙云、卢汉、卢浚泉、张冲、陇耀、曾泽生、潘朔端等云南军政要人，过去都有接触和交往。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禄时英和刘建就已在“滇军”上层做过许多统战工作了。
1942年，当时叫刘若坚的刘建被调到重庆《新华日报》社当记者，即以新闻记者的合法身份，在周恩来和董必武的指示下，夫妻二人继续与云南地方上的那些实力派头面人物保持联系，为进一步继续争取他们打好了基础。
1946年4月底，为做好东北滇军的起义工作，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刘少奇同志，在延安亲自接见了禄时英和刘浩，指示刘浩和禄时英赴东北组织策反滇军起义。
朱总司令说：“如果能把滇军争取过来，争取他们站到我们这边来，这是对全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一大贡献，也是为云南父老做的一件大好事。”
毛泽东对他们说：“你们的任务很艰巨、很光荣啊！你们到东北之后，一定要把工作做好。”刘少奇说：“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啊，一定要谨慎小心保护好自己！”
总司令亲自点将授意他们这样一个艰巨和光荣的任务，中央其他首长还专门给他们面授了机宜，禄时英和刘浩夫妇几乎夜不成眠，两人积极寻找着有关资料准备出发。
不日，刘浩带着总司令给93军军长卢浚泉、60军军长曾泽生和21师师长陇耀的信，乘一架军调部美方代表团的飞机到了北平，在叶剑英和李克农同志的安排下，乘飞机先到张家口，再从张家口坐汽车去承德，再化装进入滇军防区。
他刚到滇军防区，滇军第184师，在师长潘朔端的率领下，居然在海城宣布起义了！
刘浩到达后，成立了以刘浩为主任的滇军工作委员会，直接受李立三领导，积极组织人员开展活动，让处于冬眠状态的滇军中的地下党组织很快恢复了活力，更多的云南籍的党员打入到滇军内部，一边在士兵将领中煽风点火、泄气搭桥，一边在滇军中争取骨干，发展党员。
在滇军中地下党组织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不久地下党员就掌握了几个团的带兵实权，他们将国民党各个时期的作战计划、城防要图、兵力配备、军事运输、粮食供应、密码、口令等等相继送出，在战争中起到重要作用。
刘浩持朱总司令的亲笔信到锦州直接晋见了第93军军长卢浚泉，但卢浚泉对起义的态度始终暧昧，且对云南局势顾虑重重，看来在卢浚泉这里打开局面可能性很小。
1947年春，东北蒋军由于兵力分散，损折过多，被迫转入守势。陇耀也撤回海龙，部队刚设防完毕，被解放军释放回来的俘虏就给陇耀带来了解放军领导肖华同志的一封亲笔信，劝陇耀起义。
一方面是更为强大的军事压力，一方面是刘浩到了东北，因为已经知道陇耀已有起义的念头，刘浩直接找到了陇耀，经过交谈，陇耀答复刘浩：“愿意在时机成熟时，进行起义，但是，我还要和曾泽生商量。”
1947年6月中旬，刘浩再次来见陇耀，这次他带着林彪、朱德和潘朔端写给陇耀的亲笔信，已经起义并成为解放军将领的潘朔端写信给陇耀，先叙说旧日情谊，再说明当前局势，劝说陇耀早日起义。
朱德在信中向陇耀介绍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分析了东北战局现状，指出蒋军败局已定，讲解了党的统战方针和政策，鼓励陇耀要当机立断，早作抉择。
看完潘朔端和朱德的信，陇耀表示再也不能糊涂下去了，决心走朔端兄之路，弃暗投明。陇耀下定起义决心后，很快将潘朔端给曾泽生的信转达给曾泽生，并在曾泽生将军面前陈述了起义的决心，决定团结一批将领坚决要求起义，自此滇军走上了起义的道路。
同时，禄时英也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去吉林、盘石一带活动。她广泛接触滇军将领的夫人们，让夫人们用给被围的“夫君”们写信的方法，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她通过夫人们把宣传品直接寄到了他们的夫君的办公室，弄得第六十军上下人心惶惶，将领们坐卧不安，六神无主。
禄时英还通过电台将她从夫人们处收集到的滇军将领的情况直接向党中央汇报。
禄时英还提供信息请求解放军帮助第52师师长李嵩的兄弟李泰然的妻子寻找失散的孩子。
解放军后来果然找到了这个孩子，李泰然与妻儿团聚之后，给刘浩写信说：“国民党使我妻离子散，共产党让我全家团圆；国民党抓住共产党的家属，不是扣作人质，就是枪毙活埋；共产党收容我们的家属处处优待，解放军真乃仁义之师，国家忠良。”并表示他今后决不再干坏事，绝不再去打共产党，一定要争取早日投靠人民，站到人民一边，还连续给解放军送去了许多长春守军的重要军事情报。
在禄时英等人的宣传攻势下，许多滇军将领家属安全到达长春后，都公开地毫不顾忌地为共产党、解放军做了义务宣传员，使解放军的这一美举在国民党军内成为佳话。
1948年秋，辽沈战役开始后，我军强大的攻势迫使敌人加速分化，禄时英和陇若兰等人对滇军长期工作的效果也开始表现出来，被我军围困在长春的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和副军长陇耀，按照刘浩以前给他们信件中留下的联络方法，派人从城里送信给围城的解放军第一兵团指挥部，表示愿意谈判起义的细节问题。
我前线司令部有的领导开始不相信60军起义的可能性，以为是突围的骗局。一边是曾泽生派人联络起义，一边是内线送来敌人要突围的情报。兵团有的领导认为这是阴谋。
禄时英会同潘朔端认定送来的这封信是曾泽生的亲笔信，二人认为曾泽生起义的条件成熟了，就写信给东北局和总部，汇报了对60军起义表示相信的态度，请示允许他们不惜牺牲进城同曾泽生谈判，争取他们的起义。这封信被连夜送往哈尔滨，得到总部的批准。
在前线一纵的统一指挥下，对敌人突围可能作了必要防范后，刘浩、禄时英进城与曾泽生举行谈判，谈判协议终于达成，曾泽生最终决定起义，并于1948年10月13日草拟了起义宣言。
1948年10月16日深夜，曾泽生、陇耀等人率领60军通电起义后，立刻调转枪口，迫使还在顽抗的郑洞国部放下武器，长春获得和平解放。
解放战争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战略决战，到1949年春，人民解放战争战场上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中国的曙光即将在世界东方的天际露出。
1949年初，为配合解放军南下，迎接全国革命新高潮，陇若兰和禄时英回到云南，再次利用她们的特殊身份，为云南和平解放贡献力量，她们利用在云南彝族上层人士中的影响和亲戚关系，利用信件往来走访亲戚等机会，做统一战线工作。
禄时英除了做好父亲禄国藩的工作外，还在云南高层人士中做策反工作，争取地方当权派、实力派、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反蒋，特别是做了大量争取龙云长子龙绳武和部下的工作。
1949年12月9日，昭通籍人士龙泽汇、龙绳武、安恩溥、禄国藩、陇生文、安永松、龙绳曾、安纯三、龙奎垣等，跟随卢汉分别在昆明、昭通起义，云南和平解放，建立了云南省人民政府。
禄国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