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仅是文学走向自觉解放的时代，亦是文学发展成就斐然的时代。
特别是衣冠南渡后，在宏观的文学地理结构中，逐渐由中原转向南方，江南当之无愧成为此时期最具特色的文学地理空间。
不少江南诗人尽情地描绘着这“诗意栖息”之地，在对神秘西域天马行空地想象中，创造出数量可观、精彩绝伦的涉西域诗作。
江南诗人、西域诗歌相较于人文积淀深厚悠久、诵读之声不绝的北方礼乐之邦，南方“因其发达较迟，中原之人常鄙夷之，谓为蛮野”，常以文身断发、轻死易发而为中原文明所不屑。
但永嘉南渡之后，一切迎来转机，文人巨族纷纷南移，南方首次成为全国文化的中心。
南方特别是江南的独特性与重要性，在文学地理中愈发浓墨重彩起来，在南方的江河湖海、一花一草中，人逐渐“觉醒”，文走向“自觉”，被奉为圭臬的名教思想也黯然失色。
对于一直以务实著称的中华民族而言，由于儒教、道统、名教的压抑，中华民族的内在审美机能严重缺乏。
而具有诗性自然精神的江南，恰好为这种纯粹的审美精神提供了“基础条件”并且标举以自然为中心的诗性观念，逐渐进入到中华民族的精神版图之中。
毋庸置疑，在此时期宏观的文学地理结构中，江南成为最具特色且其他地域无可比拟的地理空间，不少江南诗人在对西域的域外想象中，进行大量携带有西域文化因子的涉西域诗作。
文人地理、文学地理古人凭借长期积累的经验智慧敏锐地发现“万物皆灵”，地理山川、大江大河氤氲着一种“气”，与人类呼吸相通，休戚与共。
地理环境以独特的地形、水文、气候、植被，山川水土赋予人不同的秉性，带给人不同的生命感受、审美意识、思维认知。
正如《管子·水地篇》云：“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苑也，美恶不肖、愚俊之所生。”
地理环境是人类“诗意栖居”的唯一空间场所，如无地理空间，人类自然无立锥之地。文学家在自己生活所属的地理空间之上，书写着这里独有，他处所无的文化遗传和生存形态。
古代贤者有关地理对文学的影响在《诗经》十五《国风》的划分上已显露其端倪。后人也有大量文学地理方面的言论，刘勰《文心雕龙·物色》：“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
强调的便是地理环境、气候等对文学家的文化心理结构，包括生活经验、生命意识、个人气质审美追求等造成影响，从而对文学家的创作，包括作品的主题、题材、人物、意象、景观、题材、形式、语言等产生作用。
又如陆机《文赋》：“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
钟嵘《诗品序》中也有相似的描述：“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
同样强调自然地理气候影响作家文学作品。中国幅员广阔地理、气候环境差异显著，由此造成文学作品的地域性，地理对文学影响的不平衡性。
《隋书·文学传序》云：“然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
魏晋南北朝、文人四散飘零西晋永嘉之乱，带来了规模空前的民族大迁徙浪潮，北方衣冠巨族为逃避战乱，纷纷举族南迁。《晋书·王导传》载：“洛阳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
南迁带来的不仅仅局限于人口的迁徙，伴随的还有先进文明、政治制度、教育学风的迁徙。鉴此，又将“永嘉南渡”称之为“衣冠南渡”，晋时士族峨冠博带，风度翩翩，故谓之，这也暗示着中原文明的南迁。
如唐人刘知几《史通》所云：“自洛阳荡覆，衣冠南渡，江左侨立州县，不存桑梓。于是斗牛之野，郡有青、徐、吴越之乡，州编冀、豫。纵使南北不乱，淄、渑可分，得乎？”
在永嘉统治中期，全国灾荒十室九空，只有江南地区繁荣昌盛，粮食丰收。
沈约《宋书·孔季恭传》亦载：江南“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充分展现江南地区的富庶，“恒为丰国”。
至东晋南北朝，中国正处于大动荡、大分裂时期，各国之间的分裂现象十分明显。
据《初学记·州郡部》引《括地志》载：“明帝熙平元年，凡州四十六，镇十二，郡国二百八十九矣。天平年，凡州六十八。至武定年，凡州一百一十一，郡五百一十九。”
《隋书·地理志》载：梁武帝“天监十年，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五十，县千二十二州二十三……大同年中，州一百七，郡县亦称于此。”
然社会的大动荡和大分裂却带来了文学的繁荣与勃兴，南方地区成为该时期文人最主要的生活空间，琅琊王氏、太原孙氏、颍川庾氏等等世族纷纷寓居南方，纵情南方山水，纷纷以“文义冠世”，谢安一门“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风流儒雅至极。
戴奎“好谈论，善属文，能鼓琴，工书画，其余巧艺靡不毕综”，南方山水滋养出无数文化名流。
迁移至南方的北方文人逐渐对南方产生了深厚的眷恋，孙绰在《谏移都洛阳疏》中便议：“自丧乱以来，六十余年……播流江表，已经数世，存者长子老孙，亡者丘陇成行……根植于江外数十年矣。”
从中透露出北方迁徙而来的世族雅士对南方的眷恋之情，已到无可附加的地步，南方尤其江南已成为世族们重要的生活空间。
伴随着南渡，文人主要生活空间和文学表达的地理空间逐渐由北方转战南方，而在广袤湿润的南方，江南当之无愧属于南方文学地理空间中最耀眼的明珠。
诗性江南、山泉水清江南开发历史悠久，“周时为吴国，太伯初置城……至阖闾迁都于此”。
且据《元和郡县图志·江南道一》记载：“周喜、山阴令殷重上书，求分为二郡，遂割浙江以东为会稽，浙江以西为吴郡。孙氏创业，亦肇迹于此。”
江南地区经济环境亦较特别，《史记·货殖列传》云：“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饿谨之患。”
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使得早期江南悄然产生顺应、依赖自然之情，诗性自然的思想亦逐渐萌生。
北宋仁宗嘉佑年间抚州吴孝宗在《余干县学记》记：“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大盛，遂甲于天下。江南既为天下甲。”
而且江南地区，自然条件亦十分优越，“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可与当时蜀地的“天府之国”相媲美。
伴随开发的深入，生产生活资料的易得，伦理的教诲自江南之所以成为文人魂牵梦绕、心之所向之地，就在于江南在物产丰富的
基础上，带给了文人几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自由理想审美气质。江南成为东晋南北朝时期最有特点的地理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处独特的经济生产方式与文化精神传统。
江南相比贫瘠的部分北方地区，生活条件更为优渥然，多出令人羡慕的鱼稻丝绸等小康生活用品。
《宋书·何尚之传》云：“荆、扬二州，户口半天下。”
《宋书·孔季恭传》亦载：“江南之为国盛……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质地……鱼盐杞梓之利，充牣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因此与北方某些衣食无忧、饱食终日、诵读之声不绝的礼乐文化之邦相比，江南则更多出比充实仓廪，更令人羡慕的超越文化实用主义的诗性气质与审美风度。
除了自然条件的优渥以及早期开发的人文积淀，江南成为东晋南北朝时期最具特色的地理空间，还在于江南一山一水的地理环境带给文人以不同北方的非功利机能，它给文人带来个体审美意识的觉醒。
江南在中国区域文化中最具独特的贡献，无疑是超越实用主义的诗性气质与精神文明的审美创造。
北物多陆而少水，在这样气候影响之下北方人人性质直，气强壮，使得人们形成实用主义的生活方式，主张“食必常饱，然后求美；
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最关心的不过是吃饱喝足后的驱之向善 ，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君子修为。
而江南多水少陆，人性敏，气弱，工于为文，狎波涛，苦鞍马，其俗繁华而近于好礼。
“（南地）其气候和，其土地饶，其谋生易，其民族不必惟一身一家之饱暖是忧，故常达观于世界以外。初而轻世，既而玩世，既而厌世。不屑屑于实际，故不重礼法；不拘拘于经验，故不崇先王。”
所以逃离战乱与贫瘠环境的北方衣冠世族，逐渐褪去儒家名教赋予的枷锁，在江南的一蓑烟雨、一叶孤舟，“超越名教而任自然”寻找精神的寄托。
江南风景殊佳，峰峦出没，云雾显晦，岚色郁苍，枝干劲挺，咸有生意，溪桥渔浦，洲渚掩映。正如刘义庆《世说新语》所载：“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
在这江南这片“山泉水清”的人间仙境中，沉重的政治伦理逐渐让位于民族审美意识的觉醒，洋溢着一种独特的诗性审美气质，使得东晋南北朝成为“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有智慧，最浓于热情的时代”。
使人走向“觉醒”，文走向“自觉”，同时唤醒个体审美意识，让这个具有“诗意栖居”内涵的江南成为北方世族倾心向往的乐土。
江南诗人、西域诗缘中原、江南、西域，为该时期的三大文学地理版图，最先是以中原为主体，而后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造成文化、政治、军事、经济重心的南移。
衣冠南渡后，吴越地区优渥富饶的自然条件、早期开发造就的人文积淀以及江南山水，所携带的非功利审美机能，使得江南涵养出独特的诗性审美气质。
促使江南文人雅士，标举以自然为中心的诗性观念，纵情于山水去追求形而上的精神满足。
《通典》卷一八二云：“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于斯为盛。”
生活富足，使得江南成为士习诗书、清流雅士的文献名邦，“人文自江左而后，清流美士，余风遗韵相续”。
而神秘、虔诚的西域自两汉以来，逐渐成为不同文明的交流汇聚之地，造就出独特的文学地理空间，加之江左文人、清流美士人的在诗性江南的熏陶之下，西域的山川河流、名物特产进入江南文人的视野。
江左诗人在神秘域外想象中自由地驰骋翱翔、寄情咏怀，书写大量蕴含着丰赡内涵而又美轮美奂的“涉西域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