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民族在辽王朝成立前是国内主要组成，以狩猎为生，同时发展畜牧业，氏族部落联盟制度（基于血缘关系）是其统治的基本模式，且以需求为依据建立不同制度，所以其制度体系并不复杂。
辽王朝成立后，境内大量的土地，有许多民族生活在这里。这里不仅有游牧民族从事畜牧业，从事农耕的汉人、渤海人同样不在少数。
这也直接威胁了既有统治秩序，辽代最高统治阶层对此，同样有所顾忌。辽代废除了契丹的部落同盟制度，建立了基于地理关系的习俗统治双轨制制度，就此巩固并增强了国力。
汉人大量涌入辽朝统治区域的同时，也将汉人文明、文化一同代入当地，汉人也极受景宗看重，不少汉人均在辽国获委重职，封建改革措施就此不断施行，改革效果极为理想。
及至圣宗时期，承天太后全面支持圣宗改革封建制度，封建税制实施后，奴隶成为平民，身份发生一根本改变，至此，以辽代传统制度为基础的封建制度改革最终完成。
契丹统治阶级在此过程中，吸收了数量众多的汉人学者，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汉族人融入契丹的政治生活。
契丹把自己的国家称为北朝，将南方的汉族政权称为南朝。辽太宗时代开始有“北朝”记载，南朝即当时的后晋。后晋政权被辽太宗消灭时，后汉政权并未成立。
北宋成立后，契丹也称它为南朝。耶律宗（契丹）曾于建隆二年致信孙全兴（宋）称“切思南北两地，古今所同”，“今兹两朝，本无纤隙””虽然没有直接提到“南朝”、与“北朝”，不过却将“南北”率先提出，实质上就是南朝、北朝的“两朝”之意。
从契丹人角度来看，他们将历代中原王朝统称为南朝，其主要是从地理位置角度区分契丹族与汉族的。
“澶渊之盟”正式提出并确定“南北朝”一词，其也将两国地位平等之意表露出来，所以“南北朝”一词所蕴涵的政治意味极为明显。
宋人“录契丹誓书，颁河北、河东诸州军。 始，通和所致书，皆以南、北朝冠国号之上。
”重熙十一年，辽兴宗致宋书曾出现“南朝河北缘边州军，北朝自古北口以南军兵民夫”句。“南北朝”之称谓也将宋朝、契丹两国的“南北平等”目标变成现实。
黄帝既是汉族的先祖，又是汉文明的创造者。因此，中原人认为只有汉人代表正统。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契丹需要证明它与汉族人同源，方可获得汉人真正认可其居庙堂的正统性。
如“辽之先，出自炎帝，世为審吉国”。《辽史•世表》亦云：
“ 考之宇文周之书，辽本炎帝之后，而耶律俨称辽为轩辕后。俨志晚出，盍从周书...... 既而慕容燕破之，析其部曰宇文，曰库莫奚，曰契丹。契丹之名，防见于此。”
从源头来看，上述记载表明汉人与契丹人原本即同宗同源；但从统治者角度来看，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政治统治提供理论依据。寻找王朝正统性是政治上学习汉文化的重要体现。
利用汉文化儒学体系治理国家辽太祖早在公元 918 年颁诏，下令在其统治区域建立道观、佛寺、孔庙，建立科举制度，学习儒家文化，依袭汉人习俗。
及至辽末，契丹各阶层均已基本认可并学习儒家文化。辽代皇帝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思想逐步将治国思想从以武力治国向以德行治国变化。
尚武的契丹人擅长骑射之术，治国方略、文化礼仪之道非其所长。
基于统治地位巩固需要，得益于耶律倍（皇太子）协助，辽太祖将“尊孔崇儒”正式确立为辽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同时全面采用“为政以德”这一治国方略。
辽太宗：“朕惟百姓徭役烦重，则多给工价；年谷不登，发仓以贷；田园芜废者，则给牛、种以助之（开泰元年，辽太宗诏书）。”
三纲五常是儒家经典思想之一，其在辽太宗的积极倡导下，就此成为辽国百姓现实生活中的一项基本道德准则。
孝悌也成为辽朝统治者支持、奖励百姓的一个主要对对象。
“民间有父母在，别籍异居者，听邻里觉察，坐之。有孝于父母，三世同居者，旌其门闾（圣宗诏）。”
会同五年，辽太宗曾“闻皇太后不豫，上驰入侍，汤药必亲尝。”轻视老弱、崇武尚力是契丹人的传统思想。
辽国政权建立后，汉文化道德观特别是尊崇孝悌将其逐步取代，终成辽代的正统思想。
仁、义、礼、智、信、忠、孝等儒家思想追求，取代辽代原始落后的传统观点后，遂成辽代的一种新的文化风尚。
有史以来，东北多民族共同开发，互相学习，互相砥砺，每一个民族都沐浴一个独特的生存空间，创造了独特的文化。汉文化成熟的比较早，具有客观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汉人汉文化始终处于东北少数民族中间，东北汉人与各少数民族和谐相处，并逐步地取得认同，是点点滴滴地洒入，潜移默化地适应，慢慢地接受了汉儒文化的滋养，同时少数民族文明也在一定的范围内激活了汉文化的某些因子。
先进的军政、民政与法律制度一、先进的军政制度
辽代统治阶层深刻的认识到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之间，辽代统治阶层深刻的认识，到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之间的差异，清醒地察觉到，辽的文化相对不昌盛，如仅靠武力镇压无法维持文化水平高，社会制优越的汉族和平统治。
结果，在得到了燕云十六州后，采用“因俗而治”，南北面官制度，政治制度得到了改善。南北院大王统领军队设夷离毕、大林牙院、烈麻都、大国舅司、大内惕隐司，分别掌管了军对、礼仪、吏部、刑部之职能，也继承了唐朝的传统。设三省两院和六部，加强了各自的优势，弥补了各自的弱点，同时并存。
《辽史》记载：““辽国官制，分北、南院。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
这表明，契丹等游牧民族是北朝统治治理的主要对象。官职体系中既有原始的契丹官职，同时也涵盖了宣徽院、宰相府等中原官职（仿唐、宋制），辽代统治阶级及其国民学习中原文化就此得到佐证。
汉人则是南面官员治理的对象，中原汉文化官制是其官职设置的主体。在民族交流融合、中原文化传播扩散过程中，官制改革始终未有尽时，在北面官制不断南化过程中，南北官制都有汉族人参加。
这也促进了汉族人在政治上进一步融入契丹的政治生活。
如 《辽史•百官志》载：“凡辽朝官，北枢密视兵部，南枢密视吏部，北南二王视户部，夷离毕视刑部，宣徽视工部，敌烈麻都视礼部，北南宰相总之。”
南北面官制是南北文化的结晶和碰撞，也是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一种极其开创性而有益的经验。
它不仅帮助维持辽国的统治，而且也给辽代汉人带来了尊重、希望和保护。南北面官制巩固了封建君主制，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影响了文化的发展和融合。
先进的民政制度部落制度在契丹建国前是契丹人的地方制度。古八部、大贺氏、遥辇氏是契丹部族地方组织发展的三个基本阶段，且每个阶段的特征均不一样。
在古八部氏族制度尚未完成。部落是通过血缘联系在一起的，四季迁移，没有稳定地方居住，不同部落相互之间，同样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与隔阂，统一关系并未形成。
契丹人的生产力在大贺氏、遥辇氏阶段发展极为迅速。为满足战争需要，契丹人也将军事作战组织调整为部族形式，契丹各地都分散生活着，血缘关系正在减弱，地域性联系有待加强。
契丹建国后，统领者多次调整部落制度，使部族制度发生本质上的提升。部落的成员成为其国家公民，而非独立部落，公众管理者来自于辽朝中央政府。
牧场为公众共有，但每个公民均有自己的羊群，以及一定数量的农业用地。这些人必须向国家交税，并承担各种义务和兵役。
部落制度具有军事和政治统一的特点，并与部落内大量的俘虏人口混在一起。
俘虏既包括汉人，也包括室韦、渤海、奚等族人，契丹部落组织中的公众人口数量因此出现明显增加，逐步形成了不同的族裔，所有族裔群体共同生活促进民族间的融合。
在长期的战斗中，契丹得到了一大批其他民族。契丹族统治阶级把他们安置在契丹各个部门，汉族人、渤海族人居住的地区，基本上符合汉文化州县制度规则管理。
辽代州县制度的建立与汉族向北迁移有着密切的关系，早在契丹建国初期就建立起来了。
大批逃离中原战争的汉族人移居北方，或是在战争中被契丹人俘虏的汉族人也是如此。为了更好安置这些汉族人，契丹统治阶级建立了新的州和县来管理他们。
随着人口的增加，契丹的统治者不改变原来中国州县等建制名称，统治阶级了解汉文化可以与辽文化和谐共处，而不用担心文化被侵蚀。
自治县的建立，使辽代开始大力发展农耕文明（汉族、渤海等）阶段。由于采用的是州县制度，所以辽代民族间的矛盾较少，使境内农业经济得到加强，统治制度愈加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