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经》中天子之孝规定，“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

首先天子需要敬爱自己的父母，而后推行道德教化于百姓，使得天下之人受此教化也行孝道。之所以天子也需要敬爱自己的父母，也是从道德教化的角度考虑的。

《三才章》中提到了进行孝道教化的具体措施，“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陈之以德义，而民兴行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

通过进行孝道的示范来教化天下人向孝。正如《广至德章》中所说，“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而日见之也”。

君子教化天下行孝不需要每家每户登门讲授，只需要自己行孝，民众见了也会跟着行孝。

统治者们对于礼文的规定，并未有太多真正的见解，他们按照礼部官员的引导去行礼，并且由于其掌握着国家的资源和所处的地位，受到礼的约束较小，其孝道常常逾越礼制。《册府元龟》的《帝王部·孝德》中，记载了唐代帝王的许多奢侈孝行。

唐代帝王在生前供奉先皇先后时多用奇珍异品，唐高祖照顾父母时，“得时珍及诸方异膳，必先荐享而己方食”。

太宗贞观八年（634）三月，高祖病情好转后，在两仪殿设宴，“太宗与文德皇后互进御膳并上服御衣物，皆珍宝奇异”。

在祭祀时也多用珍品，永徽六年（655），高宗亲谒昭陵，文物百官和宗室子孙陪旁侧。后奉谒寝宫“进太牢之馔，加珍馐具品”。身为帝王阶层，其孝行常常违背礼制，不尊儒家克制之孝礼。

中宗神龙二年（706），想要亲自侍奉则天皇后灵驾赴葬山陵，百官固谏乃止。中宗为武则天着衰麻服丧满了36天后，有司上书请“帝及百寮并从权制改服惨服”，中宗不许，仍服衰麻，惟公卿以下听服惨服。

在居丧期间，中宗令所司唯进仓米薄粥。豆庐钦以中宗有气疾，上表请中宗谨遵守先圣制礼、则天皇后大行遗制，稍进美膳，在吃食中加一姜桂，以免居丧过哀以致哀毁，中宗不许。

同时，统治者们还肆意浪费国家资源以展示其孝，玄宗开元十七年（729）谒见桥陵祭拜睿宗，“升奉先县为赤县，以所管三百户供奉陵寝”。

玄宗自蜀归长安，肃宗“尝避驰道，执鞭弭导引玄宗自开远门至丹凤门，连棚夹道，兵马旗帜炤耀都邑，耆老缁黄垂泣蹈舞”。

肃宗上元元年（760）七月，殿中监李辅国矫诏将玄宗从兴庆宫移到大内，肃宗“择后宫及上皇素所爱幸并妓乐百余人，令御西宫备扫洒。

又有诏，令万安咸宜二长主侍养上皇。至于服御馔食，穷以珍奇，视膳问安，加于常日。异方进献，先到西宫，国之大事，咨之可否”。

文宗开成年间，正月望夜，文宗于咸泰殿“陈银烛奏仙韶乐，三宫太后俱集，奉觞献寿如家人礼，诸亲王公主驸马戚属皆侍宴。凡膳馐珍果，蛮夷奇贡，献郊庙之后，奉三宫而后进。既而江南诸道以新祭器奏到，有司遽将呈贡，上敛容令陈于别殿，具冠而阅之有顷，唏嘘而退”。

唐太宗为高祖李渊修建山陵时，曾准备“准汉长陵故事，务从隆厚”，为官员虞世南等上奏不可，列举前代帝王厚葬伤民、招引盗墓的弊端，才未厚葬。

太宗生前曾要求死后的陵墓之制“于九嵕之山，足容棺而已”，但事实情况并非仅仅放下棺材。

唐代的士大夫们，既是礼制的制定者，也是礼制的主要履行者。他们崇尚节俭，并不过分在物质上奢侈以行孝，更注重精神层面的敬爱父母，恭谨守礼。在孝养父母时能做到，“爱敬之道，率由礼经”。在料理父母丧事能做到“率礼称家”。

博陵崔氏第二房楷支崔沔家族，“家以清俭礼法，为士流之则”。墓志中称其为“位事则高，家节以约，币其衣服，粝其鼎方，虽道祭以尊，而俭逼于下”。在丧事的操办上，“及撤瑟初艰，盖棺他日，聚族之费，崇福之余，薄葬不足以送终，远日不足以集事。”

左拾遗鲁国孔妤，鲁司寇四十代孙，在料理父亲仆射太常公的丧事时，能做到“指挥制度，必以古礼，戒诲约束，委曲备悉”，自己临终前要求诸子，“生全大孝，送终设祀，宜益俭削，无以金铅织华为殉，无以不时之服为殓。”。

河东柳氏道茂支柳公绰家族，并非河东柳氏的盛支，在唐前期默默无闻，直到代宗以后才逐渐凭借其官职和家法，一跃而起，成为当时的士族之最，其所著的《柳氏家训》成为当时士人学习的对象。“仆尝览《柳氏训序》，见其家法肃整，乃士流之最也。”

陇西李蟾，墓志中称其为“景皇帝八代孙，淮安王之后”祖辈皆为高官。“丁赞善忧，毁瘠仅胜丧，于义兴放护先夫人帷裳，合拊于东周。其幼弟年廿，权窆于吴楚之间者，又营奉数丧，归于先域，备物称家，必诚必信，礼无违者，人以为难。”

料理家中多个丧事，能够做到无违礼制，为先人准备的东西合乎地位和规范，为时人称赞。河间高阳曹氏死后要求后代们薄葬称礼，“奉遗言于薄葬，宁为失道；法先圣于称家，斯为合礼。

”右骁卫大将军范安及，临终前告诫子孙“合葬非古，厚葬不仁，先往者无扰其安，后亡者勿崇其侈，无违吾志，乃为孝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