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邱会作接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信札。他用布满皱纹的双手拿起了剪刀，裁开了信封。拿出一看，邱会作发觉不是聊表陈年旧事的信札，而是一封精美的请帖。

上面写道：“会作吾兄，见字如面，昔日同窗时光，近日浮现眼前，每每想到，未尝不觉世事难料，亦感念抒怀，特请兄不辞辛劳，前来北京一聚。”

请帖的背面赫然写着“张震”二字，字体十分娟秀，一如其人。

邱会作读完请帖，眼角流出几滴老泪，哽咽地对妻子胡敏说：“看来，还有人记着我，也不枉白来世间一趟。”此刻的邱会作垂垂老矣，是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形象。

从1981年1月以来，他就一直以保外就医的由头就医于西安。得到老友张震的来信，邱会作胸中的血液又沸腾了片刻，没几天就启程来到了阔别已久的首都北京，见到了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震。

那么年轻时候，邱会作和张震什么时候成为同学的？两人又有什么交集呢？

邱会作，生于1914年，是地地道道的江西兴国县人。少年时期，邱会作以牧牛为生，偶尔给地主打打零工，赚些铜板。

15岁时，红军在兴国县扩大队伍，邱会作便报名参军。部队是个大熔炉，能将生铁锻造成精钢，恰巧邱会作就是一块未被人发觉的生铁。

在部队不久，邱会作就学会了识字、术数、打枪等多项技能。在一众技能点中，邱会作对算账情有独钟。

因他在统计、审计方面有独特的天赋，不久便被提拔为红军总供给部纪要统计会员、后又升任为第四局三科科长，主管军委直属纵队的行政事务。由于邱会作当时只有20岁，也被周恩来称为“娃娃科长”。

在工作中，邱会作精于人情世故、办事利落，能周旋各方、一张巧嘴游走于各个部门，不过邱会作在巨大的浪潮中，也险些丢了性命。

那是在1934年的5、6月份，已是中央苏区军事工业局党总支部书记的邱会作接到周恩来的紧急召见。

前往开会的途中，邱会作就觉得心神不宁，预感到有大事发生。可是一时之间，他得到的信息有限，也想不出个所以然。

见到周恩来，邱会作这才知道，原来是让自己去完成一项特殊任务，将苏区几处兵工厂、药品材料厂和几个仓库一律炸掉，另外将大量的浮财全部埋掉。

周恩来还忧心忡忡告诉邱会作：“会作，仓库的东西能搬走，就搬走，能分散给战士们，就分散给战士们，分散不了的就彻底毁掉。同时要注意绝对保密，不能让当地人和工人们知道。”

邱会作隐隐觉得此事非同小可，对周恩来说：“坚决完成任务。”可是临走前，周恩来又一次嘱咐道：“对兵工厂的处理可能会比较困难，毕竟动静太大，最好夜间行动。”

邱会作“嗯”了一声，周恩来半警告、半嘱咐说了最后一句话：“这是最高机密的工作，如有泄密，军法不容。”为了以防万一，随同邱会作一起行动的还有政治保卫局的一个班的战士，说是协助，也是监视。

执行任务的过程中，邱会作出了点差错，就被政治保卫局关进了小黑屋。也就是在小黑屋，邱会作才根据小道消息和自身经历，分析出原来红军要大搬家。

后知后觉的邱会作顿时觉得自己如同傻子一般，未能早点看出端倪。10月初的一天，保卫局局长邓发签署了处决令，求生的邱会作直呼冤枉，并没有有意透露苏区机密。

也许是邱会作命不该绝，就在他押往刑场的路上，正好碰上了周恩来、邓发、邱会作的上级-红军供给部部长叶季壮。三人骑马迎面而来，叶季壮见手下被绑，就要面见阎王，起了恻隐之心，向身旁两人求情。

周恩来略加思考，对邓发说：“他还是个孩子，交给叶季壮带回去吧！想来也不是有心的，传出去也不好听。”

就这样，邱会作死里逃生，参加了整个长征。

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邱会作来到延安以后，职务步步高升，还进入抗大学习了一阵。也就是在抗大，邱会作结识了张震，两人成了同窗。

抗大全名“抗日红军大学”，兴办抗大是中央一项重要的战略决策，目的就是培养干部，实现革命的最终理想。

1936年夏天在保安开办，由于粮食紧张，第一期的学员也较少。办到第二期，情况就好了不少，各类物资充裕，校址也搬到了延安师范学院。

邱会作进入抗大，是在第二期，被编入了第二队。二队学员将近百人，邱会作位列第三组，同一个支部的还有张震，他来自于红三军团、余秋里，来自红二方面军、伍书普，来自红四方面军。

略有可惜的是，张震并没有和邱会作、余秋里、伍书谱同住一个窑洞。学习的时间，邱会作对各个老师都有一番评语，比如朱德，他就打从心底里喜欢。上课期间，温润敦厚的朱德爱举例子，可讲着讲着就离题万千，不过好在还能拉回来。

又比如博古，他总是操着一口很难听懂的无锡话，学究气十足，讲些理论。好在还有些讲义，多少也能明白一些。不过邱会作还是很佩服博古，主要是博古不以物喜、失去权力也一心为党。

最好的还是毛泽东，他主要教授哲学。上课时不拘一格，让学员席地而坐，不念稿子，只用生活中的例子循循善诱，又幽默诙谐，时常让大家捧腹而笑。有的学员就比喻：听毛主席讲课犹如过年听鞭炮声，久久在脑海边回响。

多年以后，邱会作刑满释放。他的孩子鼓动他，找找当时的军政领导，反映情况。然而，邱会作始终三缄其口。经过孩子的不断动员，邱会作说：“要找，我也支取找找余秋里。”可见，邱会作和余秋里还是有着不错的私人关系。

可是余秋里也没能办成此事，邱会作还伤心过一阵。等到了1992年，邱会作携妻子胡敏去北京，张震专门邀请邱会作到国防大学吃饭，一口一个老同学称呼邱会作，这让邱会作如沐春风、感动不已。

席间，邱会作还很纳闷，一时之间想不起何时成为张震的同学，就问：“张主席，我怎么不记得咱们是同学啊？”

助人为乐的张震回答道：“你忘了？当年在抗大，你我是一个支队的。”

随后，张震又补充了一句：“老同学，你的事情我管不了，胡敏的落实政策，我尽力为之！”

不久，张震还专门派人给邱会作送了不少治病的好药，邱会作自己都说：“张震是个好人，没有白同学一场！”

“八十三岁脱戎装，着我工农旧时裳。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戎马一生的张震在军旅生涯中始终与人和善，不爱与人争论。即便别人一时落魄，也不落井下石，总是想着别人的一份恩情。不仅对曾经显赫一时的军队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如此，即便对名不见经传的农家妇人也是一样。

1941年11月中旬，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张震人新四军第四师参谋长。某一天，他从淮北区党委驻地出发，经过敌人几道封锁线来宿东地区视察工作。18日当天，张震主持召开了宿东地区联席会议。

会议结束以后，游击支队长姚运良考虑不能党委不能久居一地，便向张震申请转移。张震同意后，党委便整点行囊。可是由于天黑，夜路难走，导致本来只有10公里的路程，花费了4个小时。直到次日凌晨一点，才全部宿营休息。

部队进入了一个村子，被村干部安排到新婚夫妻孔秀英、盛维藩家中。或许是村子有人告密，通知了鬼子。清晨时分，雄鸡啼鸣，大雾弥漫。孔秀英早起到自己草场背了几捆柴火，准备给张震一行准备早饭。

恍惚之间，孔秀英透过晨雾发现不远处的湖边有一条黑压压的长龙。又揉了揉眼睛，发现是鬼子的车队。孔秀英急忙边跑边喊：“不好了，鬼子的汽车来了。”

张震得知，立即翻身上马，和同志们抓紧时间，赶忙离开。临走前，张震还向孔秀英握了握手，激动地说：“大嫂，今天多亏了你，不然我们都要被鬼子捉去了，咱们以后有机会还会再见面的。”

说罢，张震挥了挥手中的马鞭，转眼消失在浓雾之中。

其实孔秀英当时不过是个23岁的姑娘，称之为“大嫂”有些叫大了。

40年后，张震依旧记得孔秀英的救命之恩，特意在1981年7月，带着儿子和秘书、警卫，来到了宿州，见到了白发苍苍的孔秀英，为其带去了大量的礼物。

此后，孔秀英全家先后去了北京五次，次次都由张震负责接待，领着孔秀英参观了北京绮丽的景色。

2007年，88岁的孔秀英去世，张震还特意让秘书发来了唁电，送去了钱财。后来，张震还在回忆录写道：“多年来，我始终忘不了宿县东南的小村庄。如果没有孔秀英，恐怕我早就成了鬼子的亡魂了。”

参考资料

《邱会作回忆录》 邱会作

《“教师爷”邱会作》 同舟共济 吴东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