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1月6日凌晨，美国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会议中心发表讲话，宣布获得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胜利。当地时间11月6日下午，美国现任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在华盛顿特区的霍华德大学发表讲话，表示接受输掉选举的结果，并将帮助特朗普及其团队以和平的方式完成权力交接。
本次美国总统大选的特点
本次美国总统大选有诸多特点较为少见。
首先，特朗普赢得了绝对意义上的大胜。特朗普不仅仅赢得了选举人票，也赢得了普票。完成了特朗普化的共和党则赢得了参议院控制权，并在众议院选举中处于优势。此外，目前美国最高法中保守派大法官与自由派大法官也以6:3占优。这意味着特朗普将大概率实现对立法、司法、行政三权的基本控制，这样的结构非常有利于他至少在下一次中期选举之前有巨大的政治空间可以活动，权力可能比富兰克林·罗斯福这样传统上被认为是“帝王”式人物的总统还要大。
其次，美国的政治完成了重组。以民主党为主体的建制派呈现大面积溃败意味着建制派的路线必须进行改变，以金融-深层国家-传媒-知识界为核心的建制派集团已无法进一步赢得政治支持，共和党方面则形成了新硅谷-实体产业-中下层民众为主体的特朗普式新右翼，初步实现集团化。与建制派的溃败相对应的，此次大选也可以认为是美国草根的一次“革命胜利”，是对建制派脱离本土乃至脱离常识的一次成功“反击”。
再次，美国政治秩序退化仍在持续。阵营化是矛盾深化而非矛盾解决的表现。建制派与新右翼之间只是矛盾更为深入而不是矛盾被解决，否则重组必须的站队不会完成。美国的基本矛盾是美国霸权秩序塑造出“全球美国”与“本土美国”之间的冲突，双方主张背道而驰且没有太多妥协余地。但在根本问题上，目前不论是建制派还是新右翼，都没有真正形成可以执行的系统性思想与策略，因此双方的冲突仍然局限于“破”而缺乏“立”。“全球美国”尽管在制度上和思想上遭到了惨败，但其基础仍在，“本土美国”远未取得完全胜利，双方的斗争仍将是长期的。
哈里斯承认败选，但对立依然存在
最后，此次大选还有一系列文化隐喻。“本土美国”击败了“全球美国”，这也可以被理解为主权体系对美国式全球化乌托邦的反击，而美国的所谓进步主义意识形态也遭到了常识的迎头痛击。美国的“进步主义”终究被证明为庸俗的乌托邦，这也会在长时段内重新塑造美国和西方世界的文化倾向。
特朗普主张的内在矛盾
特朗普的主张很明确，低税收、减少干预、加强总统权力、对华盛顿特区进行权力重组、贸易保护主义、外交孤立主义、白人中心主义等等。特朗普并不是合格的革命者，他只能作为一个庸俗化的“破局者”，而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立法者”。其主张仍然是碎片化的、存在内在矛盾的，这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特朗普主张的“市场主义”要求小政府、弱监管，为此他需要重组华盛顿的权力结构，因此他需要强化总统权威。但作为最终目标的小政府弱干预就必然意味着再分配需要依赖于市场机制，而市场机制不会有很强的再分配能力，更容易自发地走向垄断。美国需要重塑再分配结构才能真正改善特朗普支持者的处境，对大政府的需求要大于对自由市场的需求，这便是其内在矛盾。
美国的贫困人口
第二，特朗普主张贸易保护并不意味着制造业能够回流，相反将导致美国内部因为自由贸易体系被削弱而出现的通货膨胀，高额关税中的大部分更可能直接作用于美国普通民众身上而非生产方。这种通货膨胀与疫情爆发之后大规模货币超发形成的通胀压力相互叠加，将是特朗普难以处理的经济问题。特朗普的“本土优先”将限制非法移民乃至正规移民，其将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和人才减少的困境，并导致美国更加难以获得经济增量。
第三，美国从国际机制中退出本身也意味着美国无法从全球秩序中高效率汲取资源，并且放弃诸多的规则制定权。而特朗普的改革措施恰恰需要有经济增量保障才能更为顺利，失去一部分从全球秩序中汲取资源的渠道将会在长期来看遏制特朗普的改革效能。特朗普源于19世纪美国经验形成的全球观无法处理美国作为霸权国家从国际体系局部退出后形成的复杂后果，新右翼缺乏应对这种复杂后果的思想能力和理论武器。
第四，特朗普要从很多国际事务中退出，但没有做好接受相应代价的准备。如从俄乌冲突中简单地退出会带来国际声望的减损，并且也可能导致欧洲对美国战略怀疑，由此美国将大范围失去对欧洲的控制能力，这可能导致一个拥有更大战略自主的欧洲出现并与美国产生竞争关系。特朗普大概率会全面支持以色列，这会进一步加剧伊斯兰国家的反美情绪并增加美国同盟体系内部盟友的能源成本，从而恶化盟友的经济情况，继而冲击与美国同盟的经济效能。美国同盟体系的削弱则会增加美国遏制中国的难度，并提高美国的战略压力。
乌克兰恐成特朗普上任后第一批受害者
最后，共和党内部仍然是松散的，含有多种相互竞争的观念和看法，其内部的平衡压力可能将随着特朗普任期的推进而逐步增加。例如在此次大选中共和党整合了一部分黑人和拉丁裔支持者，但他们与白人中心主义者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同样的，作为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的“红脖子”们，也与马斯克这样的技术新贵难以有效合作。这些内在矛盾因为当前的选举被暂时搁置，但可能在遇到困难时暴露出来。
整体上看，即便没有内外部阻力，特朗普的主张所自带的内在矛盾，其施政长期来看会逐步陷入困境。但在困境形成之前，特朗普大概率会按其主张推动各种政策落地，因此特朗普仍然有很大概率在短期内充分执行其意志。
即将“风高浪急”的中美关系
此次大选中，中国议题并不如2020年大选那样热门，因为美国国内问题是此次大选的核心，同时也因为美国对华定位已经形成了高度共识。但基于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对华政策仍然会对特朗普可能采取的改革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尽管特朗普本人事实上并不重视国际事务，但特朗普完全可以利用对华政策撬动建制派秩序。
此外，特朗普的外交与安全团队也充斥着对华强硬派，因此对华政策团队内部将很可能形成“强硬文化”，并主导着外交与安全团队的基本思维。
可能获得国防或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的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主张美国彻底接受“中国威胁论”
特朗普上任后，对华政策的着力点可能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特朗普将会启动对华高额关税，这符合其贸易保护的主张和对华战略竞争的逻辑，并给我方商品出口在短期内带来较大的经济压力。
第二，特朗普很可能将大范围切断与中国的经济、技术、人文交流，如限制中国学者和学生进入美国、对中国在美投资进行审查、采取更为严厉的芯片禁售等措施。
第三，特朗普将在中国周边制造新的地缘紧张，并可能持续挑衅中国的政策红线。尽管本质上对国际事务缺乏兴趣，但特朗普对华战略压制的基本主张和“极限施压”的行事风格将鼓励特朗普政府公开地接近乃至挑衅性越过政策红线，其外交和安全班底的保守主义底色则会支持他的相关措施。特朗普可能不想引发战争，但通过战争威胁来实现自身目标是完全可能的。
第四，特朗普将会对华进行军备竞赛，其将寻求维持对华军事力量的技术优势，并扩大军工投入的规模。在制造地缘紧张的同时扩大内部需求，满足军工利益集团和军队的政治要求。
第五，特朗普很可能将台湾问题明确“工具化”，其将可能在持续制造紧张的同时试图将中国台湾进行某种程度的战略“出售”，如大规模军购和迫使半导体产业迁入美国本土。对于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特朗普将很可能加强与其军事同盟关系，特别是很可能对日本进行更多政策松绑。但与此同时，特朗普极有可能对日韩菲索要更多的“保护费”，以换取更多的利益。拜登政府编织的中国周边“小多边安全体系”特朗普也会延续下去，但同样可能会要求参与者提供更多的利益交换。
已交付台湾地区的“海马斯”火箭炮
第六，特朗普整体上对于民主党的意识形态、传媒、知识界体系非常反感，也缺乏利用这套体系的意愿。其有较大可能基于破坏民主党政治工具的动机而降低对外政治战、舆论战的开支，这对于改善中国的舆论环境反而有着较大作用。
整体上看，特朗普对华政策将在短期内趋于强硬，并且将有意识地制造紧张和危机，因此中美关系可能很快就会出现“风高浪急”的情况。但特朗普本质上对国际事务并无兴趣，也不愿意真的直接引发中美战争，如果确保其形成无法获取意图内利益的预期，他很可能选择退却或者“快速变现”。从这个意义上看，“惊涛骇浪”出现的可能性会比较小，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危机的管控。
在“风高浪急”中存在着战略机遇
尽管中美关系至少在特朗普上任后的前两年里很可能会“风高浪急”，但同样的在确保局势不失控的情况下，特朗普的道路也会给中国释放大量的战略机会。
第一，尽管短期内可能出现“风高浪急”，但基于美国作为域外大国的身份，中国在战略上防御能力不会受到太大影响，对于美国的强力介入我们有较为充足的能力予以回应。中国周边并不是对美国有利的作战环境，我们的防御能力是足够的，只要不存在技术代差安全底线可以守住。
第二，特朗普在国际问题上的政策将严重破坏美国的同盟体系，削弱其与同盟之间的关系，迫使欧洲、日韩等国采取更为灵活的态度，从而扩大中国与欧洲和日韩等国合作的空间。同样的，特朗普在中东问题上的基本立场也可以让中国更容易扩大与伊斯兰世界的合作，伊斯兰世界对美国的怀疑将快速出现。而如果俄乌冲突结束，欧洲与俄国存在缓和可能性，中国在构建亚欧陆路大通道时也会更为顺畅。整体上看，特朗普当选将显著降低中国扩大国际影响、开展国际合作时面对的阻力。
中国的基建能力仍然是许多国家迫切需要的，国际合作空间巨大
第三，美国从国际事务中的退出也意味着中国将扩大在相关国际组织、国际制度的话语权和定义权，从长期来看将有利于我们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技术进步等领域的可持续发展。
第四，美国国内政治变化也意味着美式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走向衰弱，而全球也将在思想上更多走出之前美国塑造的意识形态窠臼，这对于中国所一直主张的多极化、多元化世界将有重要而长期的积极影响。
整体上看，世界仍然需要全球化，但全球化并非必须由美国或者西方定义，美国退出全球化释放的空间可能意味着中国能够有机会更深入地参与这一再定义的进程中，并扮演其中至关重要的角色。美国改变自身路径的过程会释放诸多权力空间，不自觉地创造诸多可以抓住的战略机遇，抓住机遇者即可塑造有利的战略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