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6月23日晨，我接到外交部急电，告知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已于22日到达阿尔及尔，亚非外长会议仍定于24日召开。

命我紧急约见英联邦对我友好的亚非五国首脑或外长，告以上述情况，敦促五国外长在24日前去阿，并请他们推动另八个亚非外长参加。

经询问，23日上午，英联邦各国首脑和外长举行全体会议。

鉴于时间急促，我采取了被《泰晤士报》等称之为“使英联邦首脑们大吃一惊”“干扰联邦会议”“大胆而没有先例”的行动：

乘车直驶英联邦会议会场——英国王储东宫。

我对值勤的英国官员说，我有急事要见布托外长，不能延误。

他推托无效，只好引我到会客室，并把布托找来。

布托不等我开口，就对我说，他已知陈毅外长到达阿尔及尔。

布托告诉我：

（1）英联邦13个亚非成员国领导人又开过一次会，重申21日晚的决定，再次要求亚非会议延期，并一致通过，若亚非会议仍要如期召开，他们绝不参加，也不派外长参加，对会议的任何决议不予承认。

（2）将上述决定电告阿当局，同时电告阿联总统纳赛尔，并向新闻界宣布。

布托还说:

他已与阿尔及利亚外长通过电话，得知阿虽想如期开会，但实际困难很多，去阿开会的很少，原定24日召开的外长会议也将推迟。

布托最后说:

亚非首脑会议肯定要延期，也不宜召开外长会议，他在考虑如何使会议延期而不致就此终结的办法。

鉴于尼雷尔昨晚同我谈话时态度友好，我请布托转告尼雷尔同我一谈。

尼派其驻英高专代见。他听取我的陈述，向我介绍13国的上述决定，并说明尼不会改变立场。

我请他转告乌干达总统奥博托见我，奥也派其驻英高专代见，他表示:

现阿政局不稳，他将向总统转达我的陈述，但乌不能违背13国领导人的共同决定。

我请他代为约见肯尼亚外长穆隆比。穆会见了我。

他说:

作为英联邦亚非成员国，肯须尊重13国中多数（实际上是一致）的意见。作为现任的非洲统一组织主席，肯须尊重非洲多数国家的意见，如非洲多数国家如期去阿开会，肯也参加；如不足半数，肯就不能参加。

我将上述情况电告国内，说明由于英联邦“和平使团”一事尚未获复，我未约见加纳总统及其他加纳官员。

紧接着，英国报纸报道了13国的上述决定，还报道了尼雷尔、奥博托、穆隆比、巴利瓦（尼日利亚总统）、夏斯特里（印度总理）分别发表的声明，表示要求会议延期，绝不如期去阿开会。

此外，据英国新闻媒介报道，布迈丁政府派两位资深驻外大使于6月21日到伦敦，向亚非13国游说，遭到冷遇。

我本以为他们会同我联系，但他们在英数日，并未找我。

6月23日近午时分，特里尼达及多巴哥驻英高专打来电话，我让秘书接，问有何事，对方说：

威廉斯总统邀请中国代办午餐。

我让秘书答称：

中国代办感谢威廉斯先生邀宴，但因两国没有外交关系，不便应邀（威廉斯是英联邦“和平使团”成员之一）。

（六）

6月24日至25日，我先后收到外交部关于“和平使团”的4份复电，内容主要有：

（1）你同恩克鲁玛的谈话很好，应使英联邦“和平使团”胎死腹中。已将你22日来电转开罗周总理，将由周总理直接电复恩克鲁玛。

（后来我听说，这份复电是按毛主席的批示写成的。）

（2）同意你对布托（关于“和平使团”）的表态。希即约见布托，以中国政府的名义予以重申。

（3）同意你对尼雷尔（关于“和平使团”）的表态。希即约见尼雷尔，以中国政府的名义予以重申。

（4）同意你婉拒威廉斯邀宴。

6月25日，英国政府发表了威尔逊首相关于英联邦“和平使团”的“指导声明”。

也在这一天，我国外交部经英国驻华代办处照会英国政府，拒绝英联邦“和平使团”来华，并揭露和批驳了英国政府“为美国侵略者效劳”的言行及“和谈”阴谋。

从此，英联邦“和平使团”销声匿迹。

（七）

遵国内指示，我再次约见尼雷尔。我说：

我奉中国政府之命，向总统阁下转达以下口信：

中国政府十分钦佩尼雷尔总统阁下对英联邦“促进越南和平使团”持坚决反对立场，中国政府希望总统阁下运用自己的崇高威望，打消这个所谓的“和平使团”。

坦桑尼亚尼雷尔总统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尼雷尔说：

感谢中国政府对我的过高评价，这件事已成为过去，不会再有人提到它。我想借这个机会，向代办先生谈谈第二次亚非会议的问题。

周恩来总理是我最敬佩的政治家，但我很不理解周总理为何坚持如期在阿开会。

中国政府说，阿政变是阿内政，不应干涉。我尊重中国政府的立场，但不同意以此作为如期在阿开会的理由。

我和本·贝拉共同战斗多年，本·贝拉是阿尔及利亚人民公认的民族英雄，也是非洲公认的反帝、反殖斗争的英雄。

布迈丁逮捕他，指责他是叛徒、民族败类，无论从理智上或感情上，我都不能接受。

布迈丁究竟是怎样的人，为何在亚非会议即将召开时发动政变，政变后能否稳定局势，这些问题我都不清楚。

现在，去阿开会，客观上就是支持布迈丁，反对本·贝拉，干涉阿内政，我绝不这样做。

有人提议改在另一个非洲国家开会，我不赞成，不但时间来不及，也不合程序。

在阿开会是去年非洲统一组织第二次部长理事会议决定的，现在不可能再开这样的会。

我主张延期举行，得到亚非许多国家领导人的同意。

延期举行并不意味支持本·贝拉，反对布迈丁，并不构成是否干涉阿内政的问题。

我的主要考虑是亚非会议的目的在于增强亚非国家的团结，现在在阿开会，一些国家参加，一些国家不参加，不论哪一种占多数，都会造成亚非国家的分裂。

延期举行，正是为了避免出现这一难以挽救的不幸局面，我对布迈丁不了解，但不抱成见。

延期举行可有一段时间进行观察、了解，如果布迈丁能够稳定局势，对非洲国家采取友好政策，将来仍可在阿开会。

但是，中国政府坚持如期去阿开会，还劝说一些亚非国家也如期去阿开会，有人说，这是周恩来强加于人，是中国政府对他们施加压力，我不同意这种说法。

我深知周总理一向坚决反对强加于人，中国政府不会向弱小的亚非国家施加压力。

我认为，周总理和我一样，不希望来之不易的亚非会议流产。可能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因而得出的结论不同。

但我要指出，在如期去阿开会这一点上，中国政府的坚决态度和中国所进行的积极活动，超过了布迈丁政权，这已引起一些人的惊奇、怀疑，甚至不满，有损于中国和周总理本人的崇高声誉。

作为周总理的敬佩者和中国的诚挚朋友，我坦率地提出这些情况和意见，请转告周总理加以考虑。

我相信，周总理会认为延期举行是目前维护亚非团结、避免亚非分裂的唯一可行的办法。

在尼雷尔讲话过程中，我只听不说，没有表态。尼讲完后，我说：

感谢总统阁下接见我，我将把阁下所谈的迅速报告本国政府。

我随即将上述主要内容电告外交部。

（八）

遵外交部电示，我再次约见布托，以中国政府名义，重申我此前关于“和平使团”对他的表态。

布托说:

“和平使团”已经“和平地死亡”，他现正努力使势难如期召开的第二次亚非会议不因延期而“和平地死亡”。

为此，他已取得阿尤布·汗和尼雷尔等人的同意，定于6月26日去阿尔及尔，当天回伦敦。

但不是去参加外长会议，而是向陈毅外长和阿外长等人提出使第二次亚非会议不因延期而“死亡”的办法。

布托说:

最使他焦虑的是中国政府，特别是周总理的处境。

中国政府力主如期在阿开会，做了许多动员和宣传工作。他在开罗发表公开讲话，打电报给一些亚非国家的领导人，要求支持中国的主张。

现在，会议延期，人们会认为是中国的挫折。敌视中国的人会十分高兴，可能渲染这是周恩来在外交上的大失败，借此削弱周总理的国际影响，贬低中国的国际地位。

这对中国不利，对巴基斯坦及其他与中国休戚相关的国家更不利。

他想出一个可能维护中国尊严的办法，建议周总理同纳赛尔总统商量，电邀巴总统在27日英联邦会议结束后访问开罗，由三国领导人就亚非会议延期问题发表冠冕堂皇的共同声明。

接到邀请电后，他可促使巴总统应邀，并可参加共同声明的起草。

布托说：

印尼总统苏加诺正在法国，他是万隆会议东道主，最好也邀他去开罗。

我急电告国内，并很快收到复电，要我面告布托：

周总理感谢布托外长的建议，已商纳赛尔，分别电邀苏加诺和阿尤布·汗于28日去开罗，请布托务必促使阿尤布·汗应邀。

埃及总统纳赛尔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6月28日至30日，纳赛尔、苏加诺、阿尤布·汗和周总理在开罗会谈。6月30日发表新闻公报，内称：

“四国领导人充分考虑了从阿尔及尔回来的四国外长的意见并赞同常设委员会关于推迟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决定。四国领导人确信，会议延期对亚非团结不是一个挫折……”

用这样的方式来收场，确实很高明，这是来自布托的建议，体现了周总理择善而从的领导作风。

周恩来与罗青长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九）

1965年初秋，我回国休假。陪同周总理访问阿联的罗青长同志告诉我：

（1）6月19日，总理飞往开罗途中，在专机上听到阿政变的消息。总理就认为，如期在阿开会怕是不行了。

（2）总理到开罗后，接到国内来电，说中央同意有关同志提出的阿政变是阿内政，亚非会议仍应如期在阿开会的建议。外交部约见驻京有关国家使节，说明中国的立场，并指示有关驻外使馆展开活动。

（3）总理在开罗为此做工作，感到困难很大。6月23日，总理电告中央，建议会议延期，中央复电同意，但希查清阿新政权对如期在阿开会的真实态度。

（4）关于阿新政权的态度，几方面提供的情况不同，看法也有不同。总理很为难。原定在阿联正式访问的日期届满，总理已在开罗举行过答谢宴会，只好到亚历山大港等地参观。

（5）总理看到尼雷尔同你谈亚非会议问题的电报，马上致电中央，据此建议中央决心延期开会，中央复电同意，总理才松了一口气。

不久，总理找我谈话，谈到亚非会议事。总理说：

布托善于出点子，他的建议帮了大忙，已对他表示感谢。

总理还说:

坦桑尼亚是小国、弱国，但小国、弱国的领导人未必小、未必弱。

对亚非会议，尼雷尔的视野硬是比我们大，他的见解硬是比我们强。我已让何英（驻坦桑尼亚大使）告诉尼雷尔，说我完全同意他同中国驻英代办关于亚非会议的谈话，对他的周密考虑表示钦佩，对他的正确主张表示敬意，对他提出的批评表示接受和感谢，请他今后多提宝贵意见。

总理问我：

尼雷尔同你谈话时，还有什么人在场？

我答：

只有坦桑尼亚驻英高级专员。

总理说：

你回到伦敦后，请这位高级专员吃饭，把我让何英告诉尼雷尔的话，原原本本告诉他。

我说：

何英已经告诉了尼雷尔，似乎不必再对他的驻英高级专员讲。

总理说：

为什么不必？怕丢面子？何英告诉尼雷尔，尼雷尔未必告诉他。

既然他在场，就应该让他知道我们的态度。人家是小国，人家对，就要勇于承认人家对，向人家学习，人家才愿意向我们提意见，对我们有好处，这对小国也是一种尊重和鼓舞。

我们是大国，不要像有的大国那样文过饰非，这才能取信于人。1954年，海南岛驻军由于判断失误，打落一架英国民航飞机，死了一些人。

我们用政府的名义公开道歉，给了赔偿。这并没有使中国丢脸，人家反而赞扬中国。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信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的外交风格应该光明磊落。

我返任后，按总理的指示向坦桑尼亚驻英高专讲了。

起初，他非常惊讶，听完后非常感动。然后说:

他还没有机会见到周总理，通过这事，他才懂得，为什么尼雷尔总统一直认为周恩来总理是他最敬佩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