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许多中国人一样，知道巴黎圣母院这个名字大多源自于法国著名的文学家、诗人和剧作家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与小说同名的电影《巴黎圣母院》让人们更进一步的加深了对巴黎圣母院的印象。然而年少幼稚的我，其实并没有真正读（看）懂《巴黎圣母院》深刻的思想文化内涵，更缺乏对雨果创作历史背景的了解，直到青年时代，读了欧洲历史，对欧洲和法国有了一个粗浅的认识。而法国，包括法国的凡尔赛宫、卢浮宫、巴黎歌剧院、巴黎圣母院一直都是我心心念念向往的地方，而巴黎圣母院在我心里更是圣地一样的存在，而2019年巴黎圣母院的那场大火，让我懊悔不已，为其大火被毁而惋惜，为未能早点瞻仰心目中的圣地而追悔，幸运的是经过修复，去年年底再次向信徒和个人开放。
当我走近巴黎圣母院时，暮色正爬上塞纳河。这座始建于1163年的哥特式教堂，像一位拄着拐杖却依然挺直脊梁的老人。脚手架密密麻麻地包裹着尖塔，工人下班后遗留的金属敲击声还在石壁间回荡。导游说，2019年那场大火烧塌了尖顶，熔化了300吨铅皮，但穹顶的木质骨架竟奇迹般地被中世纪石拱托住了——这让我想起雨果笔下的卡西莫多，丑陋驼背下藏着一副铁打的肩膀。
巴黎圣母院坐落于巴黎市中心塞纳河上的西岱岛，这里是巴黎的发源地，也是法国历史的摇篮。西岱岛四面环水，像一艘永不沉没的船，承载着巴黎最古老的记忆。站在塞纳河畔，圣母院的双塔与河水的倒影交相辉映，仿佛一座连接天地的桥梁。
青铜星形标志—零公里点
巴黎圣母院前的广场是巴黎的历史与信仰中心。广场中央镶嵌着一块青铜星形标志，这是法国所有道路的“零公里”起点，象征着巴黎乃至法国的地理与精神核心。它是法国所有道路的起点，象征着全国道路网从巴黎向四面八方延伸。标志呈八角星形，中央刻有“Point Zéro”字样，法语“零点”或“零公里点”，周围环绕着罗盘状的放射线，寓意着法国的统一与连接。
站在这里，抬头仰望圣母院高耸的双塔，仿佛置身于法国历史与信仰的交汇点。这个小小的标志不仅是地理的中心，更是法国文化与精神的象征，吸引着无数游客驻足，感受巴黎作为欧洲文明核心的厚重与深远。
广场上矗立的骑马雕像是查理曼大帝。查理曼大帝742—814年）法兰克国王，后成为罗马帝国的皇帝，是中世纪欧洲最具影响力统治者之一，他通过一系列军事征服，将西欧大部分地区统一为一个庞大的帝国，史称“加洛林帝国”。他的领土覆盖了今天的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奥地利和西班牙北部等地。这是自罗马帝国衰落后，西欧首次出现如此大规模的统一政权，为欧洲的政治整合奠定了基础。
查理曼大帝是虔诚的基督徒，他通过军事征服和行政手段，将基督教推广到帝国各地。他强迫被征服的民族皈依基督教，并在帝国境内建立教堂和修道院，促进了基督教的传播与巩固。800年，他在罗马被教皇利奥三世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这一事件标志着基督教与欧洲政治的深度融合，也为后来的神圣罗马帝国奠定了基础。
他推动了被称为“加洛林文艺复兴”的文化复兴运动。他邀请欧洲各地的学者到宫廷，建立学校和图书馆，推广拉丁语的学习与使用，并鼓励抄写和保存古典文献。这一运动不仅复兴了古典文化，还为欧洲中世纪的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查理曼大帝建立了一套高效的行政体系，将帝国划分为多个伯爵领地，并派遣特使监督地方行政。他还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如《卡皮图拉里》），统一了帝国内的法律和制度，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查理曼大帝的帝国虽然在他死后分裂，但他的统治理念和文化遗产对欧洲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帝国被视为欧洲统一的象征，而他本人也被认为是欧洲共同文化与历史的奠基者。现代欧洲一体化进程（如欧盟）常以查理曼大帝为精神象征，强调欧洲的统一与合作。
查理曼大帝的统治模式、文化政策和基督教信仰的推广，为中世纪欧洲的政治、宗教和文化发展提供了范本。他的帝国成为后来神圣罗马帝国的前身，而他的文化复兴运动则为欧洲的学术和教育传统奠定了基础。
查理曼大帝因其在政治统一、文化复兴、宗教传播和制度建设等方面的卓越贡献，被誉为“欧洲之父”。他的遗产不仅塑造了中世纪欧洲的面貌，也为现代欧洲的认同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
如今这位被誉为“欧洲之父”的帝王威严而庄重，他不仅在守护着这座神圣的教堂，更是守护法国乃至欧洲人的信仰和文化价值观。
站在广场上，凝视查理曼大帝的雕像，再仰望圣母院高耸的双塔，感受历史的厚重与信仰的力量，仿佛时光在此凝固，这里连接着过去，也通向未来。
雕像底座上刻着拉丁文铭文，记录着他对基督教的贡献。广场四周还有许多小型雕塑，描绘着圣经中的场景和圣徒的形象，每一尊雕塑都栩栩如生，仿佛在诉说着信仰的故事。
站在教堂外，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其标志性的双塔立面。两座高达69米的塔楼巍然屹立，塔顶的尖拱和飞扶壁（飞扶壁英语Flying buttresses，是一种起支撑作用的建筑结构部件，凌空跨越下层附属空间，如走道、小祈祷室等，连接到顶部高墙上肋架券的起脚部位，用于平衡肋架拱顶对墙面的侧向推力）交织成复杂的几何图案，仿佛直指苍穹。正门上方是著名的“国王廊”，28尊犹太国王的雕像庄严地俯视着众生，尽管这些雕像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被误认为是法国国王而遭到破坏，如今只剩下空荡荡的壁龛。
正中央的玫瑰窗直径达13米，由精致的石雕窗格和彩色玻璃组成，象征着天堂的光辉。
教堂的飞扶壁像巨人的臂膀，牢牢支撑着高耸的墙壁，既实用又充满艺术美感。
巴黎圣母院的建造始于1163年，由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和法国国王路易七世共同奠基。整个工程历时近200年，直到1345年才基本完工。教堂的设计融合了早期哥特式和盛期哥特式的风格，其高耸的尖塔、飞扶壁和巨大的彩窗都是哥特式建筑的典型特征。在漫长的历史中，巴黎圣母院见证了无数重大事件。1431年，英法百年战争期间，英格兰国王亨利六世在此加冕为法国国王；1804年，拿破仑在此加冕为法兰西帝国皇帝；1944年，巴黎解放时，戴高乐将军在此举行感恩弥撒。然而，教堂也经历了多次劫难：法国大革命期间，教堂被洗劫一空，许多雕像和艺术品被毁；2019年4月15日，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烧毁了尖顶和部分屋顶，震惊了世界。
当我踏入教堂时，高耸的穹顶立刻将我的视线引向天际。
夕阳透过残存的彩窗洒落下来，在灰白的石壁上投下斑驳的光影。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焚香味，混合着古老的石头气息，仿佛时光在此凝固。
我们恰好赶上弥撒仪式，信徒们安静地坐在长椅上，等待着牧师的到来。
祭坛上，金色的烛台闪烁着微弱的光芒，与穹顶的星光交相辉映。
我们缓缓的沿着教堂一侧一路瞻仰，一路用心去感受那肃穆的氛围。
教堂的长达127米的中殿，两侧是高大的拱廊，是典型的哥特式尖拱结构。墙壁上雕刻着无数圣徒和天使的雕像，每一尊都栩栩如生，仿佛在默默守护着这座神圣的殿堂。我与它们隔空凝视，心中似乎有种信徒一样虔诚的心念萌生。
南侧的玫瑰窗是教堂最著名的彩窗之一，如血的夕阳透过彩窗洒进教堂，落日的余晖仿佛上帝打翻了一盒水彩颜料，将整个空间染成了梦幻般的色彩，让这肃穆的教堂平添几分朦胧。
当我们正凝神屏气仰望穹顶的时候，突然，管风琴的轰鸣声响起，牧师身着绿色法衣，缓缓走上祭坛。弥撒开始了，牧师那浑厚而富有磁性的声音，与信徒们低声吟唱的圣歌，在教堂的穹顶下回荡，仿佛穿越了数百年的时光，溢满每一个人的心中。我被这充满穿透力的声音和庄严肃穆的氛围所震撼，刹那间仿佛灵魂都得到了升华，心灵也得到了净化。祭坛后方是一幅巨大的壁画，描绘着耶稣受难的场景，色彩虽然因年代久远而略显暗淡，但依然能感受到其震撼人心的力量。
我注意到祭坛右侧的烛台下方，刻着一行小字：“沈保禄，1685年殉道”。据导游介绍，这位来自山西的中国信徒在康熙禁教时期被处死，传教士偷偷将他的骨灰混入圣徒遗骸盒，从此巴黎圣母院的地基里埋着一抔来自黄河岸的黄土。
这段历史让我不禁感慨，这座教堂不仅是法国历史的见证者，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无声见证。
还有一位名叫陈昌品中国人，他是一位著名的中国天主教殉道者，生活在清朝嘉庆年间，因坚持信仰而被捕并处决。他的事迹被后人铭记，并被教皇若望·保禄二世册封为圣人。
巴黎圣母院作为重要的宗教场所，记录了全球天主教徒的殉道事迹，沈保禄和陈昌品的故事也被铭记于此，象征着信仰的坚定与牺牲精神。这一记载不仅是对他个人的纪念，也反映了天主教在全球传播的历史背景，也反映了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在特定历史时期发生的碰撞由此留下的印记。
巴黎圣母院，在其800多年的历史中，经历了多次的损毁和修复。
13世纪至15世纪巴黎圣母院在建造过程中和完工后，曾经历了多次局部损坏，主要是由于自然灾害（如风暴）和建筑结构问题。
1548年法国宗教改革期间，新教徒（胡格诺派）对巴黎圣母院的部分雕像和装饰进行了破坏，认为这些装饰过于奢华，不符合宗教简朴的原则。
1793年法国大革命期间，巴黎圣母院被视为旧制度和天主教的象征，遭受的破坏最为严重。许多宗教雕像（尤其是《圣经》中的犹太国王雕像）被误认为是法国国王的雕像而被砍头或摧毁，教堂内的珍宝被洗劫一空，钟楼的大钟也被熔毁。
1793年巴黎圣母院被改为“理性神庙”，用于崇拜革命理念，失去了其宗教功能。
1801年拿破仑·波拿巴与教廷签订《政教协定》，恢复了天主教在法国的地位，巴黎圣母院重新成为宗教场所。
1831年维克多·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出版，引发了公众对这座古老建筑的关注，推动了修复工作。
1844-1864年建筑师欧仁·维奥莱-勒-杜克主持了对巴黎圣母院的大规模修复工程。他修复了被毁的雕像，重建了尖塔，并添加了许多新哥特式风格的装饰，这次修复使巴黎圣母院恢复昔日的辉煌。
近代两次世界大战，巴黎圣母院幸免于难未受到直接破坏，但由于战争期间缺乏维护，建筑状况有所恶化，二战后教堂得到了修复和维护。
巴黎圣母院作为最重要的历史建筑之一，也见证了法国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
1455年圣女贞德的平反诉讼在巴黎圣母院举行。
1804年拿破仑·波拿巴在巴黎圣母院加冕为法国皇帝。
1909年圣女贞德被梵蒂冈封圣，巴黎圣母院举行了庆祝活动。
1944年巴黎解放后，戴高乐将军在巴黎圣母院举行了感恩弥撒。
…
巴黎圣母院在其800多年的历史中经历的多次毁损和修复，见证了法国的宗教、政治和文化和社会变迁。尽管法国大革命期间遭受了严重破坏和2019年遭受的火灾，但它始终是法国历史和文化的象征，并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关注和保护。
作为火灾后首度对游客开放的参观者（不接待旅游团体），我们有幸在灾后修复后成为为数不多有缘进入参观的中国游客，同时看到中国殉道者被教皇封圣留存巴黎圣母院，心情十分的复杂，由此引发了对中西方文化的反思。
然而短暂的参观没有给我留下太多思考的空间。
游览中，看到教堂内部的修复工作仍在进行，许多地方被临时围栏隔开，但依然能感受到其恢弘的气势。北侧的墙壁上，一幅巨大的壁画正在修复中，画中的圣徒面容庄严，手中的圣经仿佛在诉说着千年的信仰。这也许能够理解中国殉道者内心世界的那份虔诚。
当我们第二天清晨乘船游览塞纳河沿途风光时，再一次与巴黎圣母院隔岸相遇，晨曦中的圣母院，像一幅未完成的水彩画。北侧塔吊正吊起新伐的橡木，这些木材将重建被烧毁的尖顶。据导游介绍说，那些从大火废墟里抢救出的老石头，每块都标记上了记号，须洗刷三遍后才把它放回原来的位置。
2019年4月15日巴黎圣母院发生的这场严重火灾，据说火灾源于屋顶的修缮工程（官方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的结论）。大火烧毁了屋顶的木结构、尖塔以及部分拱顶，但主体结构和两座钟楼得以保存。火灾发生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将重建巴黎圣母院，全球范围内发起了捐款活动以支持修复工作。
这不禁我想起雨果在小说里痛斥法国大革命时期人们破坏教堂的行径，而他笔下爱丝梅拉达被绞死的广场，现实中正是巴黎公社社员焚烧长椅的地方。
如今修复团队里有人用3D扫描仪重建石雕，也有人像中世纪工匠那样手工雕刻——科技与传承，竟在灰烬里握住了手。
这使我想起遥远的东方历史上也曾经历过的一次次劫难，虽然历史文化背景不同，但它们却有一个的地方，有些劫难都是以“起义”或者“革命”的名义进行的，它们打着“起义”或者“革命”的旗号，将本民族留存下来的历史文化遗产或据为己有，或摧毁殆尽，由此我们为巴黎圣母院感到幸运，它不仅在一次次毁损中得到修缮，现在更是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将其文化留存在传承中得以续存，而我们东方大国则没有这份幸运，那些木质或者纸质载体传承下来的历史文化遗产，有的虽侥幸逃脱了时光的消损幸存了下来，但终难逃改朝换代的劫难，这也许就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宿命。
寒风中，我站在甲板上，我默数着教堂外墙上深浅不一的伤痕：法国大革命时被铲平的28尊犹太国王雕像、二战时怕德军轰炸而自己卸下的彩窗、去年大火中熏黑的飞扶壁……但最震撼的，是南耳堂地板上用投影复原的玫瑰花饰…遥想那些毁于反文化运动中的东方历史文化遗存，心情不由得变的更加沉重。
据介绍，2019年4月15日，巴黎圣母院发生火灾，屋顶和尖塔严重损毁。火灾后，修复过程中发现，火灾烧毁了部分地砖，暴露出下方的中世纪地面，包括彩色地砖和几何图案。这些发现为研究巴黎圣母院的早期建筑和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
它就像中国的法门寺塔因为雷击坍塌让其地宫深藏千年的宝藏重见天日一样——灾难像一把残酷的刻刀，总在毁灭时让人瞥见它更古老的真相，它似乎昭示着历史的伤痕与永恒的重生。
当巴黎圣母院渐渐远离我们视线时，我远远望见工人正踩着晨光爬上脚手架。
八百年来，这里被砸碎过、焚烧过、洗劫过，但每次都会重生。
或许真正的永恒不是永不倒塌，而是每次倒下都能带着历史的印记重新站起来。就像那位中国教徒沈保禄和陈昌品，他们没能等来大清朝的宗教宽容，却以另一种方式永远留在了塞纳河畔的星光下一样。
由此我想，无论什么材质的建筑并不能带来永恒，只有历史、文化。正如与我们参观过的许多欧洲教堂相比，巴黎圣母院的建筑体量并算不上恢宏，而它却因为一个人——雨果，和他的文学作品——《巴黎圣母院》中讲述的故事以及故事背后深刻历史历史文化，让中国人乃至世界记住了它的名字。法兰西，一个对历史、文化、宗教、艺术和文化遗产总是怀着虔诚和敬畏心理的民族，才让它历经八百多年的劫难，一次次的在损毁中被修复和传承，而它背后的历史故事和历史文化意义，在重建与传承中诠释的毁灭与重生这一永恒主题，才使其浴火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