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年许建国来北京开会,召见时,毛主席:我对贺子珍一直心怀愧疚

兴衰的五千年 2024-08-12 21:22:31

1953年,在春风的吹拂中,北京的天气已经逐渐变暖。此时,上海公安局局长许建国奉命来到北京。

这次许建国来到北京,是来开一个重要会议的。为此,许建国特意准备了一些文件。

会议期间,许建国突然接到中央办公厅的一个通知,中央首长要接见他。但并没有交代是什么任务。

许建国虽然多次受到中央首长接见,但大都会告诉他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这样他也可以提前做些准备。因此,许建国的心里感到有些不安。

很快,许建国便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了中南海。这时,许建国才知道是毛主席要召见他,而且是秘密召见。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许建国来到一间办公室里,坐了下来,等待着毛主席的到来。

不久后,毛主席便走了进来,与许建国握手问了好。

随后,毛主席让许建国坐了下来。此时,许建国看到毛主席的脸上并没有流露出高兴的表情。

这让许建国的心里泛起了嘀咕,他努力地回想着最近一阶段的工作,想从中找出一些纰漏,但都没有结果。

这时,毛主席带着伤感的语气,直言说:“许大胡子呀,贺子珍现在一个人住在上海,唉,这些年来我对她一直都心怀内疚,内心对她很关心。但是……”

毛主席之所以叫许建国许大胡子,并非看到许建国的胡子长,而是因为这个称呼,毛主席叫习惯了。

许建国出生于1903,是湖北黄陂人,原名杜理卿,曾用名杜智文。在13岁的时候,许建国因为家庭贫穷,不得已到安源煤矿当了学徒工。

后来,刘少奇来到安源煤矿,办起了职工夜校,许建国也积极参加了职工夜校的活动,开始学习文化,思想也越来越进步。

1922年,许建国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从此,许建国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坚决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期间,许建国连续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3次安源煤矿大罢工。

1925年,在中共湖南特委的派遣下,许建国来到毛主席的家乡湘潭县,开始组建产业工会,并先后担任了湘潭县南区联合工会委员长,县工会委员兼纠察部部长。

那时候,许建国便已经知道了大名鼎鼎的毛主席,并以毛主席为榜样,在工作中努力实践。

1929年7月,因叛徒出卖,许建国被国民党湖南省清乡司令部侦缉队逮捕,并押往长沙关押。不久后,许建国被判处了有期徒刑7年。

庆幸的是,彭德怀于1930年7月率领红三军团攻克了长沙,许建国也因此被解救出来,并加入了红三军团,担任了红三军团一师三团副官长兼任团保卫员。

1934年8月,许建国被调往红八军团,担任了红八军团党委常委、政治保卫分局局长。此后,许建国多次从事政治保卫工作。

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许建国也参加了这一伟大转战,并练就了更加坚定的革命意志。

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许建国担任了红一军团第四师特派员。

1936年,西安事变期间,许建国改名为杜智文,跟随周恩来前往西安,担任了张学良所部警卫团的秘书长兼军警督察处三科上校科长。

1937年5月,许建国回到延安,先后担任了西北保卫局副局长、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副处长、中共中央保卫委员会委员、中央社会部保卫部部长。

那时候,因工作上的需要,许建国经常可以见到毛主席。

毛主席见许建国长年留着大胡子,便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许大胡子。对于这个绰号,许建国十分喜欢。后来,许建国虽然剃了胡子,但毛主席依然习惯性地称呼他为许大胡子。

1951年底,毛主席亲点许建国到上海担任公安局长。可以看出,毛主席对许建国的工作能力是非常认可的。

1952年,许建国离开天津,前往上海任职。任职期间,许建国一直兢兢业业地工作,受到了中央的好评。

1953年,许建国奉命前往北京参加一个重要会议。这便有了开头提到的毛主席秘密召见他的事情。

那天,在听了毛主席的话后,许建国才知道,毛主席并不是因为他的本职工作出了问题而找他,心里顿时感觉轻松了一些。

对于贺子珍,许建国也是知道的。所以,在毛主席提到贺子珍的时候,许建国听得非常认真,希望能帮助毛主席做一些力所能及之事,为毛主席分忧。而毛主席也给了许建国极大的信任,才将这样一件事情,交给了他。

这时,毛主席又接着说:“你也知道的,我实在不便与子珍直接联系。你是上海市的公安局长,回去之后请你把这些东西给子珍,以后多多照顾一下。”

听了毛主席的话,许建国的心里感到五味杂陈。心里对毛主席和贺子珍感到非常同情。

贺子珍和毛主席相识于井冈山,相爱于井冈山,结合于井冈山,并共同经历了井冈山时期的酸甜苦辣,两人之间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

1929年6月22日,在龙岩召开的红四军“七大”上,作为前委书记的毛主席落选了。

那天,毛主席的心情非常糟糕。不久后,毛主席就病倒了。看到毛主席生了重病,贺子珍的心里非常难受。

随后,贺子珍陪着毛主席来到苏家坡休息治疗。然而,在毛主席和贺子珍刚在这里住下不久,便传来了敌情。

后来,毛主席和贺子珍进行了转移,后达到了岐岭乡牛牯扑,住在一个竹子寮棚里。这还是毛主席和贺子珍成婚以来,第一次见到全由竹子搭建的寮棚。

因此,毛主席显得非常兴奋,笑着对爱妻贺子珍说:“好地方啊!古人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有肉人不瘦,无竹人却俗。如此古朴清雅之所,得有个雅号才行呀。”

见毛主席心情很好,贺子珍也笑着说:“润之,看你还有这雅兴,你想好名字吧,我去磨墨。”

在贺子珍磨墨的时候,毛主席在外面找到了一块约1尺长的木板,揩净泥土,进到竹寮取出毛笔,在妻子磨好的墨碗里蘸上墨,稍一沉思,写下了“饶丰书屋”4个字。

写好后,毛主席让人用钉子将木牌钉到竹寮门外,并后退几步,叉着腰细细地品味了一番,满意地说:“子珍,你看怎么样?”

贺子珍回答说:“看你,自得其乐的。”

想到这时他们结婚以来难得的一次清闲,毛主席说:“是啊,子珍,我们要在这只有竹子和夫妻俩的世界享其乐趣,难得哟。”

听到毛主席这么说,贺子珍又笑着问:“润之,你真想在这儿隐居?”

这时,毛主席深情地望着贺子珍,说:“算是隐居吧,也是补度我们的‘蜜月’”

听到“蜜月”二字,贺子珍带着嗔怪的语气,说:“蜜月?你好意思?”

见贺子珍这样说,毛主席认真地说:“真的,子珍,我总感觉到我们结婚以后,还欠你一个蜜月,在井冈山那会儿,是那么地忙,根本顾不上。现在正好在这里补度蜜月。”

看到毛主席说得认真,贺子珍脸上泛出幸福的笑容,温情地看着丈夫,一改以往的爽朗,温柔地说:“就按你说的,我们补度蜜月吧。”

那段时间,毛主席和贺子珍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暂时忘却了各种烦恼,像新婚夫妇一样,过得安祥逸致。

然而,这样安逸的日子,仅仅过了不到一个月,便再次因为战争,于病中忙碌起来。

在重阳节那天,毛主席登高远望,望着川流不息的汀江、绚丽多彩的山乡秋色思绪万千,诗兴大发,写下了一首《采桑子·重阳》: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在医生的治疗下,毛主席的身体情况逐渐好转。看着毛主席一天天好起来,贺子珍也非常高兴。在她的心里,从不后悔和毛主席一起面对革命中的风雨磅礴。

1937年初,贺子珍带着出生不久的女儿娇娇,跟随毛主席和党中央进驻延安。

延安不同于保安,从外面来的人也更多了,各色各样的都有。于是,贺子珍产生了自卑心理,越来越觉得自己的文化、政治、理论水平不高,无法与毛主席相比,更不能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

此外,留在贺子珍身体内的弹片也折磨得她非常痛苦。一天,贺子珍竟然被发现晕倒在厕所里。

最终,贺子珍产生了要离开延安,到上海去做手术,取出留存在自己体内弹片的想法。对此,毛主席对她极力挽留。然而,贺子珍却不为所动,把娇娇托付给奶妈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延安,最终辗转到达了苏联。

在离开的时候,贺子珍在一块手帕上写了“从此诀别”四个字,让人转到了毛主席的手中。

后来,贺子珍在苏联收到了毛主席写给她的一封信,委婉地表示了要终止他们之间的婚姻关系。此时,贺子珍才意识到,她已经永远失去毛主席了!

毛主席虽然与贺子珍终止了婚姻关系,但却并没有终止对她的关怀之情。后来,贺子珍从苏联回国。

1949年6月,贺子珍来到上海生活。得知这个消息时,毛主席特意交代陈毅,由他自己负责贺子珍在上海的所有费用,陈毅则爽朗地说:“我们上海养得起一个贺子珍。”

1953年,得知上海公安局局长许建国来北京开会时,毛主席决定让他替自己照顾一下贺子珍。

那天,在交代完后,毛主席拿了一些钱和物品,亲手递给了许建国,请他一定要交到贺子珍的手里,期待和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此后,许建国便成为毛主席和贺子珍的中间联系人。

后来,许建国多次将毛主席送的东西转交给贺子珍,并在生活上尽可能对贺子珍给予照顾,为毛主席分忧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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