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提到江青时,汪曾祺:许多人仇恨江青,我一直感念她的好处

兴衰的五千年 2024-10-10 00:56:28

关于汪曾祺,有评价说:“在中国,很少有作家像汪曾祺一样,以小说、散文、诗歌等多种文体,400多万字,穷尽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仅以作品完成了自我和家乡的书写。”

晚年,在回忆往事的时候,汪曾祺得意地说:“我是唯一一个敢在江青面前抽烟和翘二郎腿的人!”

汪曾祺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带着一种自豪的神情。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他对自己社会地位的一种肯定。

的确,在汪曾祺那里,文人自有文人的傲气,也有文人特有的傲骨。他说,曾见过许多高级官员,在江青的面前表现得点头哈腰、奴颜卑膝……

汪曾祺于江青相识,源于戏剧艺术。

1964年6月5日,中共中央文化部举办的由21个省、市、自治区参加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正式开幕。

这次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举办,是为了推动改革戏曲唱腔、表演艺术和表现现代生活,而举办的一次大型的京剧改革成果检阅活动。

当天,由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主持了现代戏观摩大会开幕式,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在大会上致了开幕词。此外,陆定一、康生、郭沫若、周扬和江青等人参加了开幕式。

这次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29个剧团,共计2000多人参加。

期间,演员和剧团都各显其能,先后演出了中国京剧院的《红灯记》、《红色娘子军》,北京京剧团的《芦荡火种》、《杜鹃山》,上海京剧团的《智取威虎山》,山东京剧团的《奇袭白虎团》、内蒙古京剧团的《草原英雄小姐妹》,哈尔滨京剧团的《革命自有后来人》等37个剧目。

其中,《芦荡火种》是在1960年由现代沪剧《碧水红旗》改名而来的。后来,《芦荡火种》被北京京剧团看中,由江青带回了北京。

1963年冬天,北京京剧团决定,把沪剧《芦荡火种》改编为京剧。

随后,汪曾祺和肖甲、杨毓珉、薛恩厚组成的创作组,以汪曾祺为主,住在颐和园龙王庙,开始对《芦荡火种》进行改编。仅仅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他们就把剧本改好了

改编后的京剧《芦荡火种》,最初取名为《地下联络员》,准备上演,甚至连广告都发了出去。

然而,就在演出之前,江青表示不满,来到剧场,要求把已经发出去的广告都撤回来。

在江青看来,这出戏的质量不够,不能和传统戏抗衡。

江青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她总结了五十年代出现过的一批京剧现代戏失败的教训,认为这些戏主要是因为质量不够,没能站住脚。

于是,江青决定决定重排,重写剧本。

根据江青的意见,汪曾祺和薛恩厚执笔,住在广渠门外一个招待所,再次对沪剧《芦荡火种》进行改编。这一次,改编完成后,剧名恢复了沪剧原来的名称。

那时候,江青对汪曾祺非常客气,甚至允许他在自己的面前抽烟,也允许他坐在沙发上跷二郎腿。最后,经过比较细致的排练,江青认为可以了,这才再次演出。

1964年4月27日,京剧《芦荡火种》在北京京剧团演出,刘少奇、周恩来总理、朱德、邓小平、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现场观看。

演出结束后,刘少奇、周恩来总理等人还接见了全体演职人员,祝贺他们的演出获得成功。

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开幕后,毛主席于7月23日,观看了《芦荡火种》。

看完后,毛主席对《芦荡火种》提出了三点意见,即:

“第一,新四军的音乐形象不饱满,要鲜明地突出新四军战士的音乐形象。第二,军民鱼水关系不够突出,要加强军民关系的戏。第三,戏的结尾是新四军利用胡传魁结婚,化妆成吹鼓手、桥夫,搞出其不意的袭击。这样的结尾成了闹剧,全剧就成为风格不同的两截子了,应该改为新四军正面打进去,突出武装斗争的作用,强调用武装的革命消灭武装的反革命。”

而在谈到这出京剧的剧名时,毛主席说:“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种怎么能燎原呢?再说,那时抗日队伍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嘛。既然故事发生在沙家浜,中国有许多戏用地名为戏名,这出戏就叫《沙家浜》 吧。”

不久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汪曾祺等人对京剧《芦荡火种》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并将剧名改为了《沙家浜》。

正是因为这出戏,汪曾祺得到了间情感的重用。后来,在回忆起对江青的印象时,汪曾祺说:

“我对于许多人刻骨仇恨江青没看到,也没感受到。我一直感念她的好处,她一到节骨眼上,就想起我,我就给她拼命干。有的同志说我是‘御用文人’,这是很丑恶的称号,但这是事实。”

在汪曾祺看来,在中共中央高层的那些领导人中,江青对京剧是比较内行的,对唱词好坏也有鉴别力,有些话也能说到点子上。

事实上,江青在京剧艺术中,是有着独特水平的。早在延安时期,江青便因为在《打渔杀家》中饰演的萧桂英,获得了毛主席的欣赏,并特意到后台看望,还给她披上了一件衣服。

在修改京剧《芦荡火种》的时候,江青也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对此,汪曾祺说:、

“‘智斗’一场原来只是阿庆嫂和刁德一对攻,把胡司令丢在了一边,江青说这不行,要把胡司令拉进来,展开三个人的心理活动,这样就成了三个人的对唱。这样一改,‘智斗’成为一个非常著名的折子戏,流传很广,至今仍受观众欢迎。”

1966年7月,汪曾祺受到江青的接见,要他再次参与修改现代京剧《沙家浜》,并对《沙家浜》的修改与排练,进行讨论。

1970年5月21日,因参与京剧《沙家浜》的修改加工有贡献,汪曾祺受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此外,江青还送了汪曾祺一套自己签名的线装毛选,作为纪念。可以看出,江青对汪曾祺的才华是非常认可的。

1976年,汪曾祺担心受到牵连,就把江青送给她的那套毛选烧了。

1978年后,汪曾祺的创作热情逐渐高涨,先后创作了散文《端午的鸭蛋》、文艺随笔《揉面——谈语言运用》、小说《钓人的孩子》《海燕》等优秀作品。

1997年5月16日,因消化道大出血,汪曾祺在北京去世,年77岁。

对于汪曾祺及其作品,中国作家网评论说: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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