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江青已经38岁了。
从外表上看,江青似乎显得更加年轻。然而,此时的江青,却疾病缠身,不得不前往苏联治病。
对于江青前往苏联治病这件事情,毛主席非常重视。为了让江青在苏联治病的时候和苏联专家沟通的顺畅一些,毛主席特意为她找了俄语翻译。此人便是曾经担任过俄文翻译的张国男。
9月6日,是江青出发去苏联的日子。
这一天,张国男将平时穿的绿军装脱了下来,特意换上她喜欢的红花连衣裙,坐上了前来接她的汽车。
想到此行的任务是为毛主席的夫人江青担任俄语翻译,张国男虽然在业务上没有问题,但却心里感到十分紧张,生怕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
很快,汽车便来到了北京南苑机场。此时,一架苏联专机已经在机上做好了起飞的准备。
过了一会儿,一辆汽车从远处开来。车停稳后,毛主席和江青从车上走了下来。
由于在许多地方看到过毛主席的画像,又在中南海陪毛主席跳过舞,张国男一下子就认出了毛主席。
张国男知道毛主席的工作非常繁忙,因此对他亲自将夫人江青送到机场感到十分意外。在她看来,这也反映出了毛主席此时和江青的关系还是十分好的。
这是张国男第一次见到江青。对于江青的第一印象,张国男在后来回忆说:“近40岁的江青穿着得体,走起路来腰板笔挺,有风度,没有化妆,看起来令人感觉很舒服,对人亲切平和,打消了我紧张的心情。 ”
当天下午,江青乘坐的专机便抵达了苏联的莫斯科。随后,江青又乘坐苏联派来的一辆黑色吉斯车,前往苏联的克里姆林宫医院。
为了表示对毛主席的尊重,苏联还专门为江青派来了一个叫做娜斯嘉·卡尔图诺娃的中文翻译,此人也是苏共中央对外联络处的中文翻译。
此外,在将其乘坐的汽车经过路口的时候,红灯立即变为绿灯。江青坐在汽车里,欣赏着苏联的街边风情,感到十分惬意。
很快,江青的汽车便停在了克林姆林宫医院,住进了早已为她准备好的病房里。这是一间条件很好的病房,里间是一大间,为病人住的,外间是一小间,为陪伴人员住的。
江青刚刚安顿好,苏联的医护人员便为她做了治疗前的相关检查。几天后,检查结果出来,苏联专家确定江青患上了胆囊结石,并为她进行了相关治疗。这次治疗的时间比较长,一直到了1953年。
那时候,张国男和江青相处得很好,两人经常在一起聊天,还留了合影。
在聊天的过程,江青了解了张国男的一些基本情况。知道张国男的父亲是有名的李公朴,而她随母亲姓时,江青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吃惊,虽然在那时候,孩子跟随母亲姓的事情还很少见。
1946年7月11日,张国男永远也忘不了这一天。因为,这一天,张国男永远失去了父爱,她永远都不会原谅那些杀害父亲的国民党特务。
那天晚上,李公朴和夫人张曼筠在昆明外出归途中,突然遭到早已埋伏在那里的国民党特务的枪击。在枪响的那一刻,李公朴倒在了地上,再也没有起来,鲜血从他的身体里不断地流了出来。
不久后,张曼筠便收到了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从延安发来的唁电。于是,张曼筠将这封唁电读给了张国男和她的弟弟听:
“惊悉公朴先生为反动派狙击逝世,无比愤慨!先生尽瘁救国事业与进步文化事业,威武不屈,富贵不淫,今为和平民主而遭反动派毒手,实为全国人民之损失,亦为先生不朽之光荣。全国人民将以先生之死为警钟,奋起救国即以自救。”
李公朴是中国民主同盟早期的领导人之一,和中国共产党有着很深的友情。
1937年,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内外进步人士的广泛营救下,被关押了8个多月的李公朴走出监狱。出狱后,李公朴对延安产生了很大兴趣。
1938年11月,李公朴带着妻子等不远千里踏上延安的土地。
来到延安后,李公朴便提出了去拜访毛主席的请求。然而,让李公朴想不到的时候,毛主席在第二天出现在了他的住处,亲自上门拜访。
那天,毛主席和李公朴谈了很多,鼓励他在延安各地多走走看看,做好宣传工作,使全民族都懂得抗战的道理。
此外,毛主席还在张曼筠的画作《长城》上题了一些诗句,其中包括了“不到长城非好汉”等名句的旧作《清平乐·六盘山》。
在毛主席的鼓励下,李公朴这次来到延安,花了一个多月时间,考察了延安给地的抗战情况,确信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和摇篮,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这次延安之行,李公朴深受鼓舞,并根据他的所见所闻,创作了文章《革命的摇篮——延安》。
这便是李公朴先生和毛主席的一次交往。
1939年4月,李公朴第二次到延安。这次来到延安,李公朴在中共中央的大力支持下,组建了“抗战建国教学团”,前往晋西北、晋察冀边区等地考察根据地的抗日活动。
之后,李公朴写下了《华北敌后—晋察冀》。在这篇文章中,李公朴讴歌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士气。
因此,在李公朴先生被敌人杀害后,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便在第一时间发来了唁电,表达了他们心中的愤慨!
10月6日,上海各界代表在静安寺公祭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
当天,周恩来特意带着夫人邓颖超,前往至祭。这也是张国男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总理。对此,张国男在后来回忆说:
“周总理对烈士的家属照顾得无微不至。父亲被害后,我们每月都会收到由他接济的生活费,直到两年后我们一家到了解放区。每每想到这些,心里总是感到非常温暖。”
李公朴给子女取名,有着他的考量。1931年,在张国男出生的时候,日军占领了东三省。于是,李公朴便给女儿取名为国男,其中“难”与“男”是谐音,希望女儿在将来像男儿一样为国效命。
1933年,李公朴的儿子出生,就给他取名为“国友”,“友”是“为国担忧”的“忧”字的谐音。
在孩子们懂事后,李公朴便经常教育他们要唱救亡歌曲,牢记国家多难,为国分忧,并将他们名字的来历讲给他们听。
关于她和弟弟的姓,张国男说:“我们的姓,却是在我们入幼儿园报名前,经过一番讨论才决定的。本来,我随父姓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父亲打破旧传统,征求我们自己的意见。我表示愿意随母亲姓,弟弟表示愿意随父亲姓,父亲就尊重了我们两个小孩子的意见。”
1947年8月,沈钧儒准备在香港恢复民主同盟。于是,张国男一家便来到香港,她和弟弟在培侨中学读了书。期间,张国男参加了地下新民主义同志会。
1948年10月,在地下党的安排下,张国男一家由香港经天津通过国民党的封锁线,来到了华北解放区石家庄。
随后,张国男进入华北大学政治班学习,并加入了共产党。后来,张国男又学习了俄语。
1949年,北平解放,张国男随校进入北平。后来,张国男转入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继续学俄语。
1951年,张国男还没有毕业便被选中,进入军委卫生部北京医院,担任了为中央首长看病的两位苏联院士教授的俄语翻译。
1952年,张国男接到担任江青俄语翻译的任务。关于这件事情,张国男在后来回忆说:
“1952年夏的一天,我接到准备去苏联出差的命令:陪江青赴苏联治病担任翻译。临行前,军委卫生部傅连暲部长亲自找我训话:出差期间不能和家人通信,有信由大使馆信使传达,不得告诉任何人出差具体任务,这次不仅要当好翻译,还要做好为江青的服务工作,回来后直接向我汇报。”
由于是傅连暲部长亲自找她谈的话,张国男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特意精心准备了一番,确保这次外出任务不出任何问题。
1953年9月,江青回国。不久后,江青特意宴请了张国男等人,对她们陪伴自己在苏联治病表示了谢意。
由于这次江青对张国男十分满意,后来前往苏联治病的时候,又选择了张国男作为她的俄语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