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是欧亚大陆东端的主战场。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珍珠港事件之前，贫弱的中国几乎独力对抗亚洲唯一的工业化强国日本，在付出巨大的物质损失和人员牺牲后粉碎了日寇的速胜企图，熬来了决定性的国际形势拐点——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促使美国结束“孤立主义”国策，正式入局二战，而中国作为亚洲最主要的抗日力量，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美国的盟友和支援对象。美国通过提供物资援助、派遣军事顾问乃至直接派兵协同中国军队作战的方式，向中国的抗战提供实质性的支持。
一、援华美军的数量规模与职责
对日宣战之前，美国在华的军事存在极其稀薄，只有少量外交武官和海军陆战队分布在上海、北平、天津等重要城市（主要是租界），执行保护美侨和美企等任务。成立于1941年8月的大名鼎鼎的“飞虎队”（即美军退役军官陈纳德组建的“中国空军美籍志愿队”）起初并非在编美军，而是一支雇佣军，该部1942年7月才转入美国陆军编制，1943年扩编为美陆军第十四航空队。
1942年，美国陆军航空队开始在华设立基地以支持对日作战，随着美国对华援助的增加，驻华美军的数量开始显著增长，美军在华的角色也从单纯的援助转变为直接参与军事行动。到1943年，援华美军数量突破了5万人，其任务也从空中支援扩展到地面作战和后勤补给。到1944年，随着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推进，同时在中印缅战区展开反攻，援华美军规模剧增，一度达到10万之众。援华美军的规模不仅体现在人数上，还体现在其组织的复杂性上。为了有效管理这些军事力量，美军在中国设立了多个指挥中心和后勤基地，陪都重庆和西南腹地的昆明、成都等地都成为了重要的战略据点。
抗战期间援华美军的主要职责包括：
（1）防空作战：保卫中国重要城市、军事基地和交通枢纽等免受日军空袭，如在昆明、重庆等地对来袭日军飞机进行拦截。
（2）战略轰炸：破坏日军在华军事设施、工业基地、交通枢纽以及舰船等，削弱日军战争潜力，像轰炸广州、香港、厦门等沿海目标和内地日军机场、交通枢纽。
（3）护航任务：为中国军队的军事行动、运输补给等提供空中掩护，保障地面部队和运输线路安全。
（4）物资运输与保障：承担包括“驼峰航线”在内的空运任务，向中国抗战提供急需的武器、弹药、燃油等物资；建立和维护军事设施，保障美军及中国军队所需的装备维修、物资供应、医疗救助等后勤工作。
（5）军事顾问与培训：为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战略、战术指导和建议，帮助中国军队制定作战计划；以美军标准训练中国军队，提高中国军队的军事素质和作战技能。
（6）情报合作及特种任务：与中国进行广泛的情报合作，甚至派出特种部队和情报人员深入日占区执行任务。
（7）参与地面军事行动：抗战后期，美军地面部队直接参与了中缅印战场的反攻作战。
美援的到来给处于极度困境中的中国政府和人民带来了宝贵的希望，从政府官员到贩夫走卒，对远道而来帮助抗日的美军给予了极大的欢迎。美国不算慷慨的物资援助（不及对欧援助的零头）对一穷二白的中国如同久旱甘霖，美军士兵的高大形象和专业素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闭塞的国人对“洋人”的偏见。但与此同时，中美高层目标分歧又工于算计，美军士兵铺张跋扈且军纪败坏，使得各种矛盾和冲突贯穿这段“抗战佳话”的始终。
二、中美围绕军事指挥权的斗争
1942年1月，蒋介石任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为表达合作诚意，蒋介石致电请求罗斯福遴选高级将领来华任中国战区联军司令部参谋长，双方一拍即合。当年2月，前驻华武官史迪威以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身份赴任，揭开了与蒋政府磕磕绊绊、事倍功半，最终不欢而散的合作序幕。
1942年3月，蒋介石任命史迪威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命其指挥入缅作战的国民政府第五军和第六军。实际上，蒋介石始终对抽调精锐部队赴缅心怀疑虑：一则国内前线吃紧，二则怕折了中央军的“本钱”，但由于缅甸是中国丧失海岸线后主要的外援物资通道，才勉强同意出兵。即便如此，蒋经常在重庆大本营越级指挥远征军师级甚至团级单位，中国将领则对史迪威的命令阳奉阴违，战略战术上的分歧和混乱直接导致了第一次入缅作战的失败。
1942年6月，由于英军在北非战场失利，美国将原属中国战区的美国第十航空队及A-29轰炸机队调往埃及，这对失去西南通道的中国来说堪称雪上加霜，双方互信降至冰点。倨傲正直的史迪威和专断多疑的蒋介石原本就合不来，蒋介石批评史迪威纸上谈兵，史迪威揭发蒋政府腐败低能，双方的冲突从战略战术争论升级到人身攻击，罗斯福总统不得不派特使到重庆调解。此后史迪威将主要精力用于在中国云南和印度北部训练中国军队。但是在1944年，史迪威向延安派出了美军观察组，经过考察得出了“给予中共更多支持有利于抗日”的结论，这与国民党政权“溶共反共”的政策相悖，孕育着双方矛盾的再次激化。
1944年本是同盟国全面反攻的年份，国民党军队却在豫湘桂战役中遭到耻辱性溃败，蒋介石在一众盟友中颜面扫地，美国政府趁机施压，要蒋把中国军队指挥权移交给史迪威，导致蒋史矛盾总爆发。在蒋介石以“不撤换史迪威中美两国即无法合作”的要挟下，美国政府于1944年10月召回史迪威，另委派魏德迈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蒋冲突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告结束。尽管蒋介石主动提出将1945年完工通车的中印公路命名为“史迪威公路”以表彰史迪威的“杰出贡献”，但双方交恶的故事早已尽人皆知。
归根到底，指挥权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技术问题，尤其对于内部派系林立、外有中共竞争的蒋介石政府而言，对军队的控制力是维持其独裁统治的基础。“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个道理，行伍出身，武斗上台的蒋介石比谁都清楚。纵观中美合作抗日的过程，双方在军事指挥权、援助物资使用、航空运力分配等方方面面无所不斗，无所不争，严重拖累了军队的战场表现，战争尚未胜利，双方的互信基础就已经岌岌可危了。
三、驻华美军带来的财政负担与经济影响
作为当时世界的工农业双料强国，美国为军队制订的待遇和补给标准很高，养尊处优的美国大兵前来援助贫弱的中国，单是按照美国标准供养他们便令国民政府不堪重负。
1943年，国民政府为驻华美军定下的开销标准是每兵每天2500元法币，而当时国军少将月薪才1770元（实发还要打折），普通士兵月饷仅25元。也就是说10个美国大兵一天的开销就抵得上国军一个师全月的军饷。5万驻华美军全年花销高达400多亿元法币，而1943年国民政府财政总收入只有207亿元法币，当年新发了754亿法币，才勉强维持政府运转。而1944年由于沦陷区扩大，国民政府财政收入剧减，不得不新发法币1141亿元弥补亏空，其中很大部分都填进了美国大兵的肚子里。
实际上，驻华美军的开支本来是由美国政府承担，早在1942年6月，中美两国就签订了《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国民政府只是先行垫付驻华美军的开支，待战后再从美国对中国的贷款本息中扣除。
问题是这么大笔开销国民政府压根儿就垫不起啊！
坐视盟友破产战败无疑会损害美国的战略利益，所以美国政府不得不略施援手缓解重庆的危机。1943年，在蒋介石强烈要求下，美国支付了1.3亿美元现款以解国府燃眉之急，但这点钱相对于庞大的美军开支只是杯水车薪。1944年1月，蒋介石再次致电罗斯福，态度非常强硬，他给美国提出了两条路：要么立即支援10亿美金，要么国民政府“断供”，美国自己承担驻华美军的一切开支，并且明确表示只能二选一，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双方代表在谈判桌上锱铢必较，经过10个月激烈的交锋和讨价还价，终于在1944年11月达成了一致意见：美军的伙食费由美国自己负责，国民政府的负担得到了些许减轻。
然而纸币并不能拿来吃喝，真正的问题是食物紧缺。1944年，孔祥熙向美国财长摩根索诉苦：“你们能否体会中国现在有多大的负担？......你们的士兵要吃鸡蛋和牛排，一个士兵一天要吃6个鸡蛋，经过协商才减到每天4个，每天还得吃一磅牛肉,我们中国人养牛是为了耕田，为了给你们供应牛肉我们就得屠杀耕牛。”孔祥熙的抱怨事出有因，年初的时候何应钦给“云南王”龙云发电报，要求云南向驻扎在印度的远征军供应牛肉，龙云回电：“我云南的牛已经让驻滇美军（约1万人）给吃完了。”——不仅是耕牛吃完了，连水牛都吃完了，猪、鸡和羊也几乎都被美国大兵吃光了。
何止食物？美军所到，无物不缺，无货不涨，某些生活资料甚至有价无市，屠杀牲畜又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百姓困苦不可名状。而“减负”之后的国民政府在一名驻华美军身上的综合花费，依然相当于500名中国步兵。
所以，美国政府包揽美军伙食费，并不能扭转中华民国经济崩溃的总趋势。稍有经济常识的人都懂得，物资愈少而纸币愈多，必然通货膨胀。本币信用是所有政府的合法性基础，然而在巨大的财政压力之下，蒋介石政府只能通过超发纸币向全社会汲取资源，导致民国法币信用崩盘。以购买力论，截至1943年秋，法币已比战前贬值约两百倍，抗战胜利时，法币比战前贬值约六千倍，经济秩序严重紊乱。以汇率论，到1944年4月，法币和美元官方汇率为20比1，但黑市汇率早已过百，中美商议结算驻华人员费用时，美方要求按150比1结算，几经拉扯，蒋介石无奈同意按100比1的汇率结算，中国又遭到汇兑损失。
中华民国的经济崩溃始于抗战财政危机，其间财政支出的主要科目是军事支出，而军事支出中的最大单项居然是供养援华美军！所以“10万美军吃垮国民政府”的说法并非耸人听闻，而美国把扶助对象“援破产”的操作在后来的历史中仍不鲜见。
四、美军风纪败坏的问题
与历史上所有殖民帝国的军队相似，美军历来不以“军纪严明”见长，驻外美军风纪尤为糟糕。美军士兵在华寻衅滋事、违章驾驶、骚扰甚至强奸妇女等劣迹频发，尽管大部分涉美事件被当局掩盖，但有案可查者依然不可胜数。
1943年12月24日晚，昆明市内美军招待所外，一群美军士兵酗酒后期间与当地居民发生口角，由于美军态度嚣张，冲突迅速升级。美军士兵使用棍棒和刺刀攻击居民，导致多名当地居民受伤，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事后美军对涉事士兵进行了处罚，指挥官杜克·斯奈德将军向中国政府道歉，并表示将采取措施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然而美军滋事不仅继续发生，而且逐渐升级。美军在昆明、成都、乃至陪都重庆等驻扎城市不断与居民发生摩擦乃至群体冲突，经常造成中国居民伤亡，而且大部分肇事者都没有得到及时惩处，因为美军方面以“军事管辖权”为由，拒绝将肇事士兵交给中国司法部门审判，也不向中国方面公开内部处理结果。
相比酗酒滋事，美军违章驾驶的危害更甚，美军在所有驻扎城市都有交通肇事记录，伤亡事件层出不穷。对当地居民来说，横冲直撞的美军车辆是比日军轰炸更频繁的安全威胁，但美军对交通肇事的态度可以说是纵容的。例如1944年秋，美军吉普车在重庆市超速行驶，撞死一名骑自行车的居民，引发了重庆市民强烈抗议，但美军军事法庭仅对肇事者处以罚款和禁闭；1945年春，成都的一名美军司机在夜间醉酒驾驶卡车撞上行人，导致其重伤不治，美军方面对肇事者进行了内部调查，但依然不公布处理结果。上峰的包庇态度导致事故数量有增无减，成为驻地公害。
最令中国民众不齿的，是美军在男女问题上的糟糕做派。在深受理学影响的中国社会，美国大兵面对女性的轻佻作风无疑是一种挑衅，经常引发口角和摩擦。更严重的是，即使烟花柳巷和站街女郎随处可见，部分美军依然对良家妇女图谋不轨，而犯下性骚扰甚至强奸案的士兵几乎不会遭到惩处。例如1945年3月，一名驻重庆美军在小巷中强奸中国女性，受害者报案后，警察迅速抓到了嫌犯，但美军以“证据不足”等理由进行袒护，引发重庆市民上街抗议，但由于国民政府官方无所作为，终究不了了之。
驻华美军风纪败坏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大部分美军士兵受教育有限，美国社会严重的种族歧视观念，以及战争压力下军中精神疾病蔓延等，但最根本、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美军居高临下的救世主心态和习以为常的占领军做派。包括军官在内，大部分美军内心里并不尊重其他国家的文化习俗和社会规范，起初其冒犯居民、调戏妇女等不当行为得不到必要的训诫和惩处，于是逐渐有恃无恐，直至升级到违法犯罪。
由于国民政府处于“有求于人”的弱势境地，加之根据中美之间的条约，驻华美军享有“治外法权”，导致违法美军士兵难以受到中国法律的制裁。即使美军士兵犯下严重罪行，也往往由美军军事法庭审理或者内部处分，重罪轻判甚至不了了之。此类事件层出不穷，令蒋介石政府不断在舆论场失分，动摇了其本来就不牢固的民意基础。
五、抗战期间援华美军的战果
中国军队相对日军最大的劣势在于缺乏空中掩护和支援，因此援华美军的主要战力和战果都在于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虎队）从1941年到1942年7月，共击落日机296架，击伤153架，消灭日军空地人员约1000人。其作战范围覆盖西南、华南及缅甸北部地区。扩编为美国驻华第十四航空队后，该部作战范围进一步扩大，除反击日军空袭外，还多次主动出击，袭击日军在华中、华南甚至台湾的军事设施和交通线。至抗日战争结束，第十四航空队共击落日敌机2600余架（不含未确认击毁），击沉及重创日本海军舰只44艘，击毙日军6.6万余名，摧毁桥梁573座以及车辆、仓库无数。在抗战中后期的衡阳保卫战、芷江保卫战、豫湘桂会战，以及赣西、湘西和缅北大反攻中，美军航空力量也为中国地面部队提供了空中支援。
地面作战方面，参战初期美军在桂林等地设立了训练中心对中国军队进行整训，后来驻印度中国远征军的装备和给养也主要由美军提供。1944年，由美军与中国军队混编的突击队充当先锋，远征军在缅甸北部展开反攻，一路收复孟拱、密支那、八莫等要地，打通中印公路；同时期的滇西反攻中，也有少量美军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收复腾冲、龙陵等要地，恢复滇缅公路。
空中运输方面，自1942年5月至1945年9月，“驼峰航线”向中国输送各种物资72.5万吨，其中美国空运总部印中联队运输65万吨，占运输量的90%，物资种类包括武器弹药、医药及医疗器材、车辆及各种机器设备。此外中国方面还利用该航线把15万吨初级产品运到境外换取外汇。地面运输方面，1944年9月盟军光复滇缅公路后，该路累计对华输入战略物资近30万吨；中印公路于1945年1月通车，在日本战败前累计向中国输入物资5万余吨。
从战略角度看，援华美军在中国战场的行动，确实增强了中国对抗日寇的能力，尤其是空军为主的技术兵种作用显著，一名美军航空兵的战术价值，的确不是500或1000名中国步兵所能“平替”。中缅印战区的军事行动与太平洋战场美军的反攻产生了协同效应，前者牵制日军向太平洋战场投送兵力和资源，降低了美国海军的压力；后者切断了日军的海上补给线，也使日军在中国的战力遭到了削弱。
然而，从战术层面观察，抗战中美军支援的效果是十分有限的。比如衡阳会战中美国空军对日军的战术轰炸未能阻止衡阳的陷落，豫湘桂战役中美国空军的掩护也不能扭转国军的溃败。归根到底，取得战争胜利的基本形式是地面攻击与占领，战术空军的活跃不足以抵消战略上的总体劣势。1944-1945年中印缅战场大反攻的胜利，是盟军从数量到装备全面压倒日军的结果，中国军队自始至终都是战役主力，付出最大的牺牲，取得最多的战果，美军助战并非决胜因素。
考虑到援华美军的巨大耗费，这项军事合作的“性价比”更加令人挠头。“驼峰航线”所运输的援助物资，国军大约只能得到其中10%（区区六七万吨），其余90%的物资都供给美军使用。而为了满足美空军的设施需求，国民政府征用数万民夫，耗费大量资源修建了5个可供B-29轰炸机起降的机场，但由于油料不足等问题，使用这些机场起降的美军一共只执行了11次对日轰炸任务。如果再考虑到供养美军导致财政危机和信用破产的后果，可以说国民政府做了笔挖肉补疮的买卖。
综合来看，由于美国“欧洲优先”的援助政策，中国获得的援助物资相当有限，以援华美军的规模也不足以成为扭转战局的关键力量。由于中美高层在战略上同床异梦、在指挥上相互掣肘，有限的援助资源也没能充分发挥效用，相比中方投入的巨额成本,援华美军的“战果”实在是过于昂贵，其巨大成本的负面影响一直持续到国民政府在内战中失利。
六、抗战结束后美军在华行动及最终撤离
抗战胜利后，驻华美军的首要任务是协助国民党接收日军投降、维持社会秩序以及帮助国民党军队抢占战略要点。美海军第七舰队于1945年8月编为五个特遣舰队执行在华任务，除了帮助国民政府运兵、巡逻沿海和长江流域，还直接运送了美国海军陆战队5.3万兵员到华北地区，协助国民党军队接收天津、青岛等重要城市，受降日军10万余人。美海军还运输国民党军队登陆秦皇岛，美空军则运送驻扎京津的国民党军队直飞东北抢占沈阳和长春等要地。与此同时，美军观察组依然在延安等地与中共接触，以促进国共谈判和“民主联合政府”组建。
但随着国共矛盾不断激化，尤其是1946年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华调停的失败，使美国政府意识到其对华军事干预是局限的和无效的。杜鲁门总统决定尽快结束在华军事行动，避免卷入中国内战，转而将经营重心转到欧洲。
蒋介石政府虽然对美军支援抱有厚望，但在华没有核心利益的美国显然不会继续“自带干粮”为其打仗。战后中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捉襟见肘，连维持自身军队的供给都十分困难，根本无力承担美军开销。某些“网络果粉”臆想中的“10万美军助战国军”，现实中只怕会成为压垮国民政府的最后稻草。
与此同时，驻华美军越来越暴露出殖民军队的暴戾本色，仅在抗战胜利后的头四个月里，美军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青岛五市的暴行就达3800起，造成中国居民死伤3300人以上，其犯罪行径不断登峰造极，竟发展到光天化日肇事杀人，成群结队轮奸妇女的地步。黄浦江撞沉渡轮案（1945年11月）、上海唐巧珍案（强奸未遂杀人，1946年3月）、北平沈崇案（轮奸，1946年12月）、南京中和桥案（无故杀人，1947年8月）、北平大红门车祸逃逸案（1947年11月）、武汉景明楼案（群奸，1948年7月）......“抗日盟友”变身“西洋瘟神”，禽兽行径堪比日寇，他们每逗留一天，蒋介石政府的民心就流失一分。
客人想走，主人也挽留不起，撤军顺理成章。1946年6月，国共内战全面爆发，美军收缩在华军事行动隔岸观火，1947年驻华美军就锐减至3万，1948年美军基本完成交接工作，到1949年南京政权崩溃前，除少数军事顾问外，美军主力全部撤离中国。
七、复盘与启示
根据亨利·基辛格的“现实主义国家战略观”，国家行为主要由国家利益驱动。在二战中，美国和中国的共同利益——“对抗日本”促成了双方的军事合作，但两国深层利益的分歧导致双方貌合神离矛盾不断。美国的战略意图是利用中国牵制日本，减轻太平洋战场的压力，并在战后的亚洲遏制苏联影响力的扩张；蒋介石政府则单纯希望利用美援争取抗战胜利，维护国家统一的同时维系其独裁权力。所以当美国明码标价地给军事援助附加政治条件，尤其是要求国民政府进行所谓“民主化改革”时，引发了蒋介石的反感和警惕，史迪威被赶走标志着双方矛盾的公开化和不可调和。
二战结束后，冷战铁幕降下，美国为了应对苏联的竞争压力，推出了马歇尔计划，帮助欧洲国家恢复经济以稳固西方阵营的基本盘。亚洲对于美国的战略重要性远次于欧洲，美国更希望通过政治手段影响中国局势，扶持一个亲美政府。贸然参战不仅会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还可能引发苏联的强烈反应，这不符合美国的整体利益。内战期间美国的物资援助远不足以支持蒋介石获胜，南京政府最终被美国遗弃并不是与杜鲁门交恶的结果，而是美国基于利弊权衡的抉择。
抗日军事合作是近代中国与美国的首次深度交流，与援华美军的互动、摩擦和冲突，让中国民众亲身体验了所谓“国际秩序”的本质。两次世界大战的本质是列强瓜分世界时利益冲突的总爆发，所谓“春秋无义战”的证据，就是贫弱的中国作为战胜国的一员，仍不免于遭受欺侮和侵害的命运。尽管罗斯福政府在1943年废除了过往所有对华不平等条约，但驻华美军对中国司法主权和民众安全的粗暴践踏，暴露出美国不过是另一个霸权帝国、而中国依然是殖民对象的现实。美国盟友“道义光环”的破灭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民众的觉醒，为抗战后中美关系和国内形势的剧烈变化埋下了种子。
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而言，美国是帮助抵抗日寇的盟友，同时也是陷国家于绝境的推手。虽然不能完全驾驭独裁者蒋介石，但美国的战争援助大大增强了国民政府的经济依附，由于财政已经事实破产，法币信用也已透支，国民政府只能出卖国家核心利益换取美国继续输血。美国通过《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美三十年船坞秘密协定》、《中美宪警联合勤务议定书》、《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国际关税与贸易一般协定》、《成渝铁路建设协议》、《粤汉铁路借款协定》、《中美救济协定》等一系列条约全面扩大对华控制力，中华民国的货币和经济主权不复存在，司法主权遭到破坏，民族工商业遭到打压，文化教育遭到渗透，进一步向殖民地深渊沉沦。
中国国民党的先天不足和致命弱点，在于缺乏组织能力和群众基础。自发动“四一二政变”投靠买办财团，到拉拢“东北易帜”完成形式统一，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就是个靠利益收买勉强捏合的“悬浮政权”，既无法团结派系，又无力动员基层，治政腐败低能，外战只好仰赖外援。所以从引进美国的战争援助开始，蒋政府一步一步沦为西方的附庸政权，最终被觉醒的中国人民抛弃。
国际关系是现实和残酷的，不自强自立，就注定被别人掌控和奴役。“中美合作”的坎坷往事教育了中国人民，也为新生的人民政权所借鉴。新中国成立之初虽然获得了“苏联老大哥”的帮扶，但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国家战略，甚至为捍卫主权完整不惜与苏决裂。中国不再是列强逐鹿的“棋盘”，中国政府和人民也绝不做别国博弈的“棋子”，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屡屡利用国际局势为自身发展创造机遇，并基于自身实力和战略利益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推动国际秩序改良，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本文作者：左徒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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