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满清之所以灭亡，其根本原因是其不愿意放弃特权，最终为国人所抛弃。遂有武昌首义后的群起响应，大清王朝也就结束了其近三百年的统治，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其实在辛亥年间，激进的革命派和保守的保皇派都只是少数，社会占主流的是立宪派。在立宪派看来，中国只要实行君主立宪制，就能够实现国家的富强。只是最后满清权贵们没有给立宪派机会，从而引发了革命，时至今日还让一些人引以为恨，认为是错失了一次实现民主宪政的机会。
事实上，晚清非但实难以实现君主立宪制，退一万步说就算是实现了，中国也绝非会像那些人想象的那样能够国家富强，这是由国内外的形势决定的。我们准备施行君主立宪是得到了日本的启示，但我们忽略了日本之所以崛起的真正原因，它不是因为君主立宪，而是被帝国主义势力选中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仅此而已。
我们如果在清末实现了君主立宪，也无非是国家权力从皇帝手中转入了当时的社会精英之手，如新兴的资本家、买办、大地主、大官僚之类。这样一来，对于我们现代社会所追求的民主、富强、自由，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简而言之，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这样的宪政是救不了中国的。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其革命的纲领中明确提出了“平均地权”，这是看到了几千年来民众的诉求，更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基本要求。但这个口号也被革命党内的一些人更改为“平均人权”，辛亥革命的不成功，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所谓的平均人权在其实际意义而言，对于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是远远不及平均地权的。再者，中国欲进行现代化的建设，简单的修修补补已经是不可能了，必须重建社会秩序，以打破旧势力的掣制，彻底的完成社会的变革。但辛亥革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民国时期，中国在内外交困之下依然是乱象丛生。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者找到了阻碍中国富强的三大障碍，也就是所谓的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三座大山。这三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但同时也相互勾结，以维护其共同的利益。人的本性都是自私的，能够跳出自身局限的只是少数，能够背叛自身阶级的更是少数中的少数，这些都决定了改良主义在中国注定没有出路，只有彻底的革命方能打碎旧的格局，建立起一个新的、推动变革的社会形态。
从鸦片战争以来历经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为了国家的富强，多少仁人志士前赴后继，甚至于不惜舍身求法献出了生命。看看我们走过的路：洋务运动、变法维新、君主立宪等等，一路坎坷、一路求索，但结果又如何呢？事实证明了如果不能进行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那么我们所有图强的努力都是一场空。
人类社会发展到当时，已经不再是中央王朝傲视天下的时代了。历史上的中国新王朝休养生息几十年就又可以复兴的时代早已过去，工业革命的发生，使得世界的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昔日的中央王朝落后了，而且是远远的落后、全方位的落后。我们要奋起直追，简单的说就是必须尽快完成工业化。
前面说的洋务运动、变法维新和君主立宪等等，其本质就是要完成工业化，无非就是洋务运动是形式上的，而变法维新和君主立宪则是汲取洋务运动的教训，力图通过制度上的改变来创造一个工业化的环境。而这些努力无一例外的都失败了，原因很多很复杂，但根本还在于旧势力的制擎。就像以前有句话说的那样，革命可以，但革到自己头上就不行了。不打碎旧势力的框架，就没有中国复兴的可能。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深刻的认识到了中国进行革命的必要性，为之奋斗一生。虽然他没有成功，但为后来者探索了道路。中山先生的前半生，屡战屡败而又屡败屡战，其最大的意义在于认识到了中国革命未能成功的原因，那就是没有找到根本的革命力量，试想一个利益阶级的人，能够完成革命吗？
修修补补对于中国已经没有意义，而既得利益者又不肯损害自己的利益，面对着国家沦亡的危机，一场彻底的革命也就在所难免了。中国革命其实就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前赴后继救亡图存的最终选择，它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而是由社会的大潮来推动的，严格而言是历史的必然。
那些认为中国革命耽误了民主宪政的人，严格而言纯属无知无畏。是当权者不愿意放弃权力才导致了立宪的失败，他们的说法纯属因果倒置。再者说，就算是在清代或民国实现了所谓的宪政，中国就能走向民主富强吗？占据了绝大多数资源的少数利益阶级，是绝不会允许任何变革侵害到自身的利益，更遑论需要巨大付出的工业化进程。
中国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是时代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更是国家复兴唯一的选择。不革命，就无法打碎旧的社会框架，就无法建立一个新的社会框架，以此完成国家的工业化。这个认知是无数的先烈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绝不是一些人的言论所能否认的。
江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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