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大帅们打仗的本事不大,但收钱的胆子却很大,四川的大帅们不但把税收到了2010年,还多收了47年,一口气收到了2057年(刘存厚兄弟的杰作,刘湘“只收到”1975年）。但就算这样，大帅们的钱依旧不够打内战用，委员长给出的药方是，你们借债吧，出事我兜着。

委员长打仗不行，但搞钱的本事远超军阀同行，他也是靠着接盘各个军阀的债务，给军阀们当保证人混成了全国领袖。军阀要扩张就要借债，就要在货币和金融上做手脚，甚至还要承担昔日对手的债务，这也是当时军阀做大的一个前提。比如咱们熟悉的奉系和东北军，它在扩张时就承担了吉林军阀的债务，北伐战争前张作霖还替岳维峻（国民二军，国民二军和北洋势力有不少交易，比如把直系旧部还给吴佩孚等）偿还了河南省借款，替湖南兴业银行偿还了对日借款。

张作霖替外省还债很积极，却给东北财政弄出了一个天大的窟窿。张作霖的东北三年时间内大致可以收取一万5000万到一亿8000万银元，可他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和北伐时期烧掉了足足4亿银元，造成了东三省货币严重贬值。奉系丢掉关内的地盘后，以东北的财政基础养活自己的“亲骨肉”都很困难，直鲁联军这支抱养来得的军队就更加养不活，于是少帅直接打了委员长的旗号，还顺便干掉了要和东北军抢饭吃的直鲁联军。委员长也乐意用自己的收入给少帅背书，他在1928年一年就征集了六亿一千万万银元的税款，真当得起东北军的“榜一大哥”。东北军丢失东北后，委员更是用一年3,000万银元包养了整个东北军。

1932年四川方面也闹出了大新闻，那就是刘湘要和自己幺爸刘文辉开战。开战前，刘文辉拥有81个县的地盘，他的税收标准是“大县六七十万，小县一二十万”，刘文辉地盘上的“大县”大致有50个，他还有“统计达二千余万元”的盐税收入，整个刘文辉集团一年可以达到了7000万元以上。就这刘文辉还不满意，在开战前，把1949年以前的农业税都提前征收了。

刘湘集团的收入就差不少，1932年刘湘21军辖区内的收入是5048万零135元，只能把3433万1718元用在军队开支上。两刘开战前，改变战局的人出现了，那就是委员长。刘文辉在中原大战时期站队了阎锡山，是反蒋联盟的西南盟主。委员长因此对刘湘表示，要开战，钱不是问题，你大哥虽然我的手头也很紧，但是我可以支持你发债，可以让银行家们买你的公债打垮刘文辉那个二五仔。于是刘湘就在1932年4月到7月间以重整重庆和川东金融为名发行了两笔公债，公债总额达到了850万银元。随着委员长公开站队刘湘，刘湘又在随后的战争中发行了2020万公债，这三千万公债卖出去，刘湘立刻和刘文辉打成了平手。刘湘还是重庆银行业的太上皇，直接从重庆银行强行借出了同样数额的金钱（从1932年到1934年总共提款4480多万元，大头就是二刘之战）。

刘湘这么一番操作后，21军的财力明显超过了24军（刘文辉部），四川其他的军头也纷纷加盟，刘湘因此在第二年夏天一举击败了刘文辉，把小叔叔赶到了西康。刘湘还在1934年前后发行了3000多万的公债，用6200多万公债借款和4480万强行摊牌借款，兴建了兵工厂，实行了武器更新换代。到1935年，他的部队在火力上已经大大超出了川军其他军阀，仅仅是机枪火力就有了近四倍的差距（红军长征时2，刘文辉一个师有机枪43挺，刘湘一个师可是169挺）。刘湘借钱的胆子很大，红军进入四川时，他都向四川摊派了1,000万元的公债。

刘湘敢借钱，也敢于承担手下其他军头的债务，成了民国负债最多的军阀。川军借债还都是打内战，不能像阎锡山，张作霖那样，用外省的财富为本省发行的公债偿付利息，他的手头也就一直很紧张。到1936年，委员长的中央军也开到了四川，委员长也在当年表示愿意为川军的公债买单，出台了《民国二十五年四川善后公债条例》，川军上上下下也都把委员长当成了傍一大哥。

民国大帅都找委员长接盘，委员长又要抗日，又要搞围剿，那么委员长找谁当榜一大哥哪？那自然就是美国爸爸，美国爸爸给委员长氪金40多亿美金，相当于银元130亿。委员长钱拿的很爽，中华民国的主权也和资源也让他卖出去了一大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