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讲到，1962年，毛主席为了开好在1月11日开幕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事先给所有的政治局常委都布置下了一道“硬性”任务，即每一个人都要准备有讲话稿，每一个人都要在会上发表公开讲话。
常委中年纪最大的朱德，为了写好自己的讲话稿，前后三易其稿，并在成稿后，前后呈送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李先念、谭震林等人阅读，广泛征求他们的意见，请让他们对稿子进行修改、补充。
其中的谭震林，在近几年来的建设道路上，犯下了很多错，是这个会议的“风云人物”，身上背负有千钧重压，对总路线问题存在很多困惑，借这个机会，一再恳请朱德“最好是谈一谈总路线问题”。
大会开始后，谭震林本人专门写了书面检查在大会下发。
而在大会讨论环节，他的名字时时闪现在简报上，当然了，不是通报表扬，而是通报批评。
谭震林到底怎么啦？
谭震林是湖南省攸县城关镇人，1927年冬，毛主席指挥红四军攻占了茶陵县城时，他被推举为茶陵工农兵政府主席，这之后，在毛主席麾下投身到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中，成为了毛主席的铁杆粉丝。
他曾在抗日战争时期多次化装为做绸布生意的老板到敌后刺探敌情，久而久之，被同志们亲切地称呼为“谭老板”。
解放战争期间，谭震林和陈毅、粟裕成为了华野“三巨头”，对战争局势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不过，在新中国成立后，谭震林却在社会经济建设中犯下了很多错。
1958年，毛主席发现经济建设中出现了严重偏“左”现象，于是在11月3日到11月10日主持召开了历史上著名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对“大赶快上”的火热景象进行降温。
会后，他偶然听到中南海摄影组的胡秀云说了一个顺口溜，说“干部最会吹，一个赛一个，晚上统计的亩产是400斤，第二天上报1000斤”，悚然警觉，目光盯着身边谭震林，问：“这说的是不是你们？你们到底是放卫星，还是放大炮？”
1960年，河南有些地方，尤其是信阳地区，已经开始出现了严重缺粮现象。毛主席忧心如焚，在 4月30日下午到达天津，约见当时正在天津主持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的谭震林，关切地询问国内粮食形势。谭震林手里掌握的都是从下面汇报上来的数据，信口对毛主席说什么“工农业的发展都突飞猛进，‘四化’形势喜人”，还信誓旦旦地说“今年工业的产值会翻一番”，“农业方面，今年大概能搞到6000亿斤粮食”。
毋庸置疑，谭震林的汇报对毛主席和中央造成了严重的误导，使得毛主席和中央决策层对后续工作的计划、发展、安排、布置出现了巨大偏差。
1961年2月1日，毛主席到了杭州，见到了浙江省委负责人江华、霍士廉、林乎加、李丰平等人，并从这些人的口中知道了丽水、金华一些县区饥荒严重，感到了无比震惊和困惑。
要知道，浙江可是富庶天下的大省，竟然也出现了饥荒！
毛主席了解到这些都是形式主义和浮夸作风酿出的苦果，悲愤莫名，发出了“三年不要开农业书记会议”的慨叹。
话说回来，谭震林的工作作风不可谓不勤勉，但主要就是停留在表面，在“大生产、大发展、大跃进”期间，他不辞劳苦，在南方、在北方不断召开省、市的分片农业大协作会议，和农技专业人员一同研究如何科学提高小麦、水稻、棉花等主要农作物产量，与水利专家研究水利建设和解决农作物科学灌溉问题，与农业机械专家研究农业机械的开发等等。
他的工作速度让人咋舌。
在当年那样的交通状况下，他马不停蹄地视察各地的农业生产情况，仅用短短10天时间，就跑了30个县！
即他观察到的东西，是怎么浮于表面，就可想而知了。
总之，他眼里看到的，就是地方干部变着法子想让他看到的。
于是，眼中所见，全是一派生机勃勃、热火朝天的景象。
他因此相信，高指标不但可以轻松达到，还能够大大超过。
这种情况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出现了，“超英赶美”的口号也喊得更起劲了。
甚至，谭震林还在安徽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上提出了要搞“放卫星，打擂台”的生产活动，鼓励说
“汕头、醴陵和湖北的几个县是搞亩产1500斤的，你们来个全县平均2000斤盖过他”，又说“麦子亩产5000斤的‘卫星’可能出在你们安徽的阜阳”，“会不会出现亩产万斤，我看有可能”等等。
毛主席强调把这次扩大会议开成一个“出气会”，要求大家都把憋在肚子里的气出尽。
谭震林于是在会上受到了众人不留情面的批评。
面对批评，谭震林并不回避，而是认真反省，他痛心疾首地检讨说：“中央书记处分工我管农业，我没有管好。”
他从四个方面深刻地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并一再强调说自己的错误是严重的。
不得不说，那个时代，虽然在生产建设的道路上走了弯路，摔了跟头，但全国上下都是憋足了劲一心朝社会主义方向奔跑的，全国上下，风清气正，干劲十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