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14日的重庆歌乐山，江姐整理好蓝旗袍和红毛衣走向刑场时，或许不会想到，那个曾被她称作“小黄”的年轻看守，正攥着她写给儿子的绝笔信在宿舍痛哭。
更不会想到，这封沾着母亲体温的信件，将在三十年后成为洗刷冤屈的铁证——而那个被群众高喊“为江姐报仇”的“刽子手”，竟是唯一替她保存遗书的人。
1948年6月的渣滓洞，25岁的黄茂才捏着新领的国民党军服，望着阴森的高墙咽了咽口水。这个出身荣县农家的初中毕业生，因躲避抓壮丁被塞进特务系统，未经训练就成了监狱看守。他至今记得长官的训话：“这里的犯人都是吃人的恶魔！”
但现实给了他截然相反的答案。当梳着齐耳短发的曾紫霞用乡音问好时，黄茂才发现这些“女共党”竟会背诵《出师表》，会给伤员缝补衣服，甚至教他唱“团结就是力量”。最让他震撼的是江姐——受尽酷刑却始终昂首的孕妇，会在放风时悄悄问：“小黄，你母亲身体好些了吗？”
这种反差让黄茂才陷入困惑。他在值夜班时发现，这些“恶魔”会把稀粥分给生病的难友，会用竹签在草纸上写诗。而真正的恶魔，是审讯室里烧红的烙铁，是往女囚指甲缝钉竹签的特务组长徐贵林。
江姐的策反从最朴素的“人情账”开始。得知黄茂才父亲被地主逼得曝尸荒野，她轻声说：“等革命成功，农民再不用给地主磕头。”当黄茂才抱怨军饷被克扣时，曾紫霞告诉他：“共产党的队伍官兵平等，朱总司令和战士吃一样的红米饭。”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948年冬。江姐托他送出第一封信时，特意叮嘱：“用化名，说是给表妹送药方。”黄茂才冒着被枪毙的风险，把密信塞进鞋底，徒步二十里找到接头人。返程时他特意绕道茶馆，制造“外出喝茶”的假象。这次“考试”的满分答卷，换来了狱中党组织的信任。
最温暖的考验是那件灰色毛衣。女囚们拆掉被套搓成毛线，李青林用残疾的手勾织衣领，江姐负责量尺寸。当黄茂才穿上这件带着体温的毛衣时，这个七尺男儿在牢门外红了眼眶：“你们比我的亲姐还亲！”
1949年10月，当黄茂才把《大公报》上“广州解放”的消息刻在牢房墙角时，整个渣滓洞响起压抑的欢呼。他用值班室暖水瓶传递纸条：胡其芬的《最后的报告》预测大屠杀在即，陈然的《我的自白书》被缝进棉衣夹层。
最惊险的是江姐的托付。1949年8月，黄茂才以“母病危”为由请假回乡，临行前收到两封绝命书：一封给彭云：“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另一封给谭竹安：“假若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他连夜将信用油纸包好，埋进祖坟旁的樟树下。
11月14日，黄茂才探亲归来只见空荡的牢房。行刑记录显示，江姐就义前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刽子手为阻止喊声用刺刀戳其口腔。而被他冒死送出的《狱中意见》，后来成为党史上的“血泪嘱托”：“防止领导成员腐化，加强党内教育……”
1964年出狱的黄茂才，在田间地头常被孩童扔石块：“打死国民党狗特务！”他把江姐的绝笔信深埋心底，直到1981年找到已是华西医科大教授的曾紫霞。当87岁的“双枪老太婆”邓惠中拍案而起：“小黄送出的情报救过川东游击队！”历史终于还了他清白。
1982年4月，荣县法院的平反书送达时，黄茂才正给孙子讲渣滓洞的故事。晚年的他成为活档案：指着江姐牢房的位置说“这里原有个透气孔”，对着审讯室的残垣复原刑具方位。最珍贵的贡献是证实了江姐遗书真伪——他准确说出信纸折痕与暗语“盼教”，与档案馆密件完全吻合。
在重庆红岩魂陈列馆，黄茂才的眼镜与江姐的毛衣并列展出。这对曾经的看守与囚徒，以特殊方式完成历史和解。当参观者惊叹“特务竟是地下交通员”时，解说员总会强调：“历史比小说更震撼，因为它告诉我们：光明与黑暗的较量中，良知永远不会缺席。”
《红岩魂——来自歌乐山的报告》（重庆出版社）《江竹筠传》（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第一卷》（重庆出版社）《川东地下党的斗争》（四川人民出版社）《红岩档案解密》（中国文史出版社）《重庆“11·27”大屠杀幸存者口述实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