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0年年后，吉叔一直是我们村的一张招牌。大概在80年代参军入伍的他，在部队提干后转业回到老家，最开始在县里当局长，后来又调到了市里，据说已经是处级了，如果再回到县里那就是能当书记的人。
96年我在县一中读高中，曾经偶然间在校园里遇到过吉叔。那时候的我也是不懂事，老远看到他就大声喊了一声吉叔，这也是吉叔每次回老家都会享受到的待遇。
依稀记得，吉叔稍微愣了一下，但还是离开了陪在他身边的几个人朝我走来。那时候正是冬天，天上下着小雪挺冷的，吉叔他们都穿着羽绒服，我却只穿着一件外套，里面还有一件母亲给我织的毛衣。
吉叔走过来和我说了几句，还伸手在我肩膀上捏了一下，问我冷不冷，都是下雪天了，你父亲没有给你带棉衣过来吗？
其实并不是我没有棉衣，就是那种老式的半截军大衣，穿上去实在太臃肿，我才不喜欢穿而已。再加上十五六岁的男孩，确实也有点“只要风度不要温度”的心理，随口就说还没来得及回去拿。
吉叔没有和我多说话就走了，但到晚上的时候，教导主任把我叫到了办公室，交给我一件崭新的棕色羽绒衣服，说是黄局长派人送过来的，还问我和黄局长是什么关系。
那时候的我也没有什么经验，老师问话那就一五一十说了，教导主任也没有说什么。但从那以后，我隐隐感觉自己在学校有点不同了，具体什么不同却说不上来，反正就是一些无伤大雅的调皮捣蛋，老师也不再骂我了，基本都是不痛不痒地说几句完事。
后来回到家把这件事告诉了父母，父母曾经给吉叔的父母送了钱过去，却还是被退回来了。据说是吉叔说的，自己村里的孩子在外面读书还挨冻，你们做父母的也太大意了，这件衣服就当他送给我的，只要他好好读书就行。
从那以后，我打心底里对吉叔就有一种崇拜。只是他一直在县里，后来还调到市里去了，基本都没有再见面的机会。
幸好吉叔的父母仁爷爷仁翁妈一直都住在乡下，后来我考上大学然后又来广东打工，只要回到老家，总会去他家看一下两个老人，这一来二去，和两个老人的关系也挺好了。
每一次去到他家，我还在读书的时候，仁爷爷就会塞给我一个红包，里面一般都是一张钞票，说是给我在学校加餐的。后来毕业打工了，也会给两个老人买点礼物，却也从来不会让我空手走，仁爷爷总会从柜子里摸出一两包好烟来给我。
那些年里，偶尔也会在过年的时候见到吉叔一两次，为数不多的见面，吉叔对我也挺和蔼的，也知道我这些年和他父母的交往，当然清楚那是我出于报答他当年那件衣服的恩情心理。
有一次在他家吃饭，吉叔喝了几杯酒之后便多说了几句，叹着气对我说：你这样的性格我也不好评价。重情义嘛，的确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但在现在社会里，过于重情义的人，未必就好人有好报。
那时候我刚开始在广东打工，最开始确实也不是很顺利，吉叔的话曾引起我很大的共鸣。
再后来，我在广东的工作开始走上正轨，固然是有自己努力的结果，也不得不说，吉叔当时在酒桌上随口的一番话，确实让我有意无意间去做点改变。
大概在05年的时候，当时的吉叔已经在市里当局长了，那一年，仁爷爷走完了他75岁的人生。
因为老人家一辈子都在乡下，日常的照顾都是几个女儿负责的，甚至还有一个二女儿就嫁在本村，吉叔这个儿子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老家一直都是土葬，仁爷爷的葬礼自然也是按照村里的习俗举行。
那时候我正在东莞上班，得知这个消息后也请了假回去，虽然不是自己的亲爷爷，但从小就和仁爷爷也算亲近，再加上懂事后这近十年的来往，自认为回去吊个孝也是应该的。
我到家的时候已经起了道场。所谓道场，也就是请几个道士在家里吹吹打打做法事，大概也就是什么大开路、三朝、五朝、七朝之分，而仁爷爷的法事就是比较奢华的七朝了。
因为我到家比较迟，几乎没有认出披麻戴孝的吉叔来，只是等我在仁爷爷的灵柩前磕头时，近距离看到跪在一旁回礼的人就是吉叔才大吃一惊，赶紧过去拉着他起来，说了些节哀顺变的话。
吉叔也知道我和仁爷爷的关系亲近，还吩咐礼房里的人给我戴了一个长长的“孝抹子”——那是近亲才有的待遇，虽然只是一块白布而已。
七朝的法事其实就是灵柩在家里停留七天，我也曾私底下问过吉叔，这么操办会不会影响到他？
吉叔却无奈地告诉我，这都是几个妹妹商量后的结果，自己作为儿子也不好反对，还说父亲去世的消息自己只是和办公室报备了一下，根本没有和其他人说，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可让我们大开眼界的是，从第二天开始，陆续有各种认识的不认识的人来到吉叔家，有我们自己镇上的，也有本县其他乡镇还有县里的干部，更别说那些说着其他县口音的外地人了。
那几天里，可以说是我们村有史以来来过外地人最多的一段时间，尤其是灵柩出殡前的最后一晚，整个灵堂附近更是人山人海。
按照我们当地的风俗，那天的晚餐是最丰盛的，前来吊孝的人都得在孝家吃一顿饭，第二天送灵柩上山反倒没有那么多人。
但当晚的酒席不知道摆了多少桌，就连厨房也没准确的概念了，只知道采办回来的食物都做完了。后来还有一些外地的客人没有吃饭，在灵堂干坐了一阵就走了。
第二天仁爷爷的灵柩上山，那也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场面，很多老人都拄着拐杖站在路旁，看到送葬的热闹场面，没有一个不羡慕的，都说这是我们村有史以来最热闹的丧事。
我隐隐觉得这么搞有点不大妥当，似乎和吉叔当年和我说的那番话有点相悖。但毕竟地位悬殊，也不是真正的亲人，自然也不好说什么。
果然，吉叔家里操办这么大一场丧事的后果很快就显露出来了。据说后来市里派了人来调查，虽然主要是三个妹妹主持的，但吉叔作为领导干部未能控制影响，全身而退肯定不可能可，当年底就被退居二线了。
吉叔自己似乎无所谓，至少在外人面前还是一如既往地平和，真正的内心想法怎么样，也就只有他自己知道。
退居二线的吉叔，反倒有点“无官一身轻”的味道，久不久就会回老家住几天，更好地陪陪老娘，也算是常年在外的儿子一种自我救赎吧。
仁翁妈比仁爷爷还大几岁，老人家除了有点耳背之外，其他都算很不错，到06年12月的时候已经80岁了。按照我们当地的风俗，都有“男上女满”的做法，也就是女性的寿宴都时足岁才办。
十二月底了，在外打工的人陆续回到家，05年我没有回家过年，06年就回得早几天。还是按照惯例去仁爷爷家坐一坐。
只是这一回没有仁爷爷了，吉叔出乎意料也在家里，仁翁妈竟然还记得以前的“规矩”，让吉叔去屋里拿包烟给我，老人家的这番话让我一时间有点热泪盈眶的感觉。
人到底是因为什么而感动？有的确实是给你带来利益的，但更多时候，其实就是那么一个不起眼的细节。
就像仁翁妈让吉叔拿烟给我那样，在她心里很可能就是一种惯性，记得自己老头子在生时是怎么接待我这个“忘年交”的，如今老头子不在了，老奶奶便那么自然地捡起了那个习惯。
对我而言，那是一种该怎么描述的温暖？到现在我也依然无法用文字来描述出来。吉叔稍微愣了一下，虽然未必明白老母亲的意思，却还是照办了。
然后就聊起了给仁翁妈做八十大寿的事来，村里几个头脸人物前几天就商量好了，吉叔反倒比上一次主动多了。
很快就到了12月24，仁翁妈的80大寿，吉叔家里宰了两头肥猪，也买了很多的食物。据帮忙的先生说，大概准备了五十桌的东西，按照我们老家八人席的做法，也就是准备接待四百人。
我们村里的红白喜事做法比较有特色，白喜事、也就是老人去世的酒席，做几天法事就得准备多少天的酒席。
红喜事却相对简单，基本就是喜事当天的午餐一顿而已。除了嫡亲的家庭可能会有两个以上的人参加，其他乡亲基本都是一户一人的样子。
可到了中午了，被安排写礼簿的我却过的很轻松，除了本村来了几十个人之外，外村也就是寥寥几个。
即使有几个不认识的人，稍微有人介绍一下也知道是吉叔的某位亲戚。至于传说中的“陌生客人”，那可是一个也没有见到，更别说什么领导或者干部了。
就那样，吉叔母亲的八十大寿，准备了五十桌的食物，却只来了十五桌的客人，这个事对农村人来说，可以说是奇耻大辱了。
所谓伤害性不大，毕竟那些剩下的食物，从街上买回来的，一部分能够退回去，再怎么说也能留下来，不至于彻底浪费。
但伤害性还是很大的，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分明就是告诉人家，自己的交游不广，朋友不多嘛。
几个帮忙的人也觉得脸上有点不自在，连晚饭都没有吃就各回各家了，只有我顾忌和吉叔这些年的“交情”留在他家。等到大家都走了，我才吞吞吐吐地和吉叔商量怎么处理剩下的东西来。
吉叔这时候倒是显得很大度，说明天早上会让帮忙的一手处理掉，只是经过这么一折腾，自己也觉得没面子而已。
我垂头丧气地回了家，一路上也是思绪难平。
同样都是吉叔家里，一年之前仁爷爷的丧事，那是多么的风光无限？一年之后，吉叔生母的八十大寿，却又是何等的凄凉？是什么原因导致如此巨大的落差呢？
是吉叔变了吗？看上去似乎也变化不大。
都是他这个儿子当家，来给他父亲送葬的人也好，给她母亲祝寿的也罢，老人家自己并不具备太多的基础，不都是看在儿子的面子上吗？
是吉叔没变吗？
这变化却又是每个人都看得到的。一年之前吉叔还在市里当局长，可谓是备受瞩目。一年后，却退居二线成了一个普通的“老干部”，也就泯然众人矣。
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心里突然记起一句增广贤文的古话：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这里的穷和富，对现代人来说，指代的应该更多是身份，然后是金钱……
心冷
没什么可说的，客走茶凉，世人常态
土地的沉默
很正常，人走茶凉
乘着阳光游火星
人生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