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土地革命时期的党史上、罗明一度是大名鼎鼎的存在。
让他出名的，是他向中央递交的一份报告。
在这份报告中，罗明表达了他对毛主席正确的军事路线的大力拥护和支持，因此被错误地批判为“罗明路线”。
在长征途中，罗明因为身负重伤被组织上留在贵州地区，从此离开了红军队伍。
那么，罗明后来到底怎么样了呢？
罗明的籍贯，是广东省大埔县，他于1901年出生于此地的贫苦农民家庭。
因为家贫读不起书，少年时代的罗明曾前往福建厦门，在华侨陈嘉庚先生创办的集美师范免费接受教育。
1925年，罗明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接受中共广东区委的指派，作为特派员在厦门当地创建并发展党组织。
1926年，他成为厦门第一个党组织的主要成员，并被任命为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秘书，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负责宣传和组织农民运动的相买工作。
因为工作成绩显著，罗明被升任为中共汕头地委书记，负责领导潮汕地区的工农运动，配合了北伐军的东征和北伐军事行动。
1927年，他担任中共闽南特委书记，期间曾率领群众前往闽西上杭县，迎接南下的南昌起义军，担负起义军的后勤补给工作。
在他的建议下，周总理同意留下军事干部和枪支弹药，领导闽西农民暴动，创建了福建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
同年，罗明遵照上级指示前往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后来又被派往中央苏区工作，担任了长达4年的福建省委书记一职。
他于1930年在厦门领导了著名的“5.25大破狱”行动，解救了不少革命同志，为福建地区保留了的斗争火种。
由此，罗明以突出的贡献被誉为福建党组织和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创建者之一。
1931年初，罗明担任闽粤赣边苏区特委组织部长，他奉特委之命前往福建永定前线，领导地方武装，配合中央红军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与此同时，罗明坚决制止了闽西一带过火的肃反运动，并响应广大党员群众的呼声，处决了利用刑讯逼供手段，捕风捉影，制造冤案的闽西肃反委员会主席林一株。
因为他的果断出手，使得不少同志幸免于难，而闽西革命根据地也得以保全。
1932年，罗明夫妇发动群众，配合中央红军取得了漳州大捷。
之后毛主席和罗明同在长汀福音医院养病，于是便与他一席长谈。
毛泽东在谈话中，向罗明传授了此前中央苏区在三次反“围剿”斗争中取得胜利的宝贵经验。
并要求他吸收和借鉴这些经验，在闽西各县大力开展游击战争，
达到牵制国民党第19路军和陈济棠部队，从侧翼配合中央红军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的战略目标。
深受启发的罗明，随后便召开了福建省委会议，并前往各县亲临指导，认真落实和贯彻毛主席的指示。
1933年，罗明针对当时一味强调的冒险性“积极进攻”策略，给中央递交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报告，其中提到：
闽赣边缘地区的各项条件都较为困难，在执行党的政策、红军的军事策略以及群众路线时，
都应当有别于中央苏区，以根据实际情况开展游击战争为宜。
在这篇报告中，他还发自内心地称毛主席是最好的红军领袖。
可让他始料未及的是，他的这些实事求是的意见，
却被当时的上级认定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以及对革命“悲观失望”、“退却逃跑”的表现。
不久，时任中央总负责人博古作出了明确反对“罗明路线”的《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撤销了罗明的相关职务。
随着一场声势浩大的反“罗明路线”斗争的展开，波及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边苏区一大批领导干部，给革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中央红军也因此遭到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最终踏上了长征之路。
至1945年，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的决议正式作出结论，
指出反“罗明路线”的实质，就是“左”倾机会主义者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
博古随后召开的“七大”上公开检讨，揭开了反罗明路线的真实原因。
他承认：当年罗明在汀州福音医院得到毛主席的教诲后，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制定福建工作的政策和措施，所以他才提出反罗明路线。
毛主席在《七大工作方针》中也指出：“反罗明路线就是打击我的”。
尽管蒙受了不白之冤，但罗明依旧保持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
1934年，在中央组织部领导李维汉的帮助下，
还未停止被审查的罗明、谢小梅夫妇将刚出生的女儿交给当地一位老乡抚养，然后跟随大部队长征。
长征之初，罗明在中央后勤纵队担任联络员，负责宣传和收容工作。1935年遵义会议后，毛主席重新指挥红军，罗明被任命为红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
在红军二打遵义的娄山关之战中，罗明身负重伤。
当时的医疗条件有限，在没有麻醉药的情况下，他咬紧牙关忍住剧痛，经医生手术后取出了弹片，并坚持随军行动。
至红军四渡赤水，行至贵州西部的北盘江时，罗明夫妇奉上级命令留在贵阳当地养伤并坚持斗争。
尽管心中有万般不舍，可罗明还是坚决地执行了组织上的决定。
期间他们夫妻俩曾在贵州省关岭县被捕，关押数日幸运脱身后，又辗转来到贵阳隐藏身份。
因为身无分文，罗明谋了一份消防员的差使，谢小梅则当了佣人，虽然他们历经许多曲折磨难，却依然没能与党组织取得联系。
他们只得前往上海寻找党组织，没想到却被罗明的堂弟出卖再次入狱。
在狱中，罗明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始终坚贞不屈，最终被亲友营救出狱。
1936年底，他返回家乡，一边教书，一边寻找党组织，于1937年与上级取得联系，重新加入了革命队伍。
因为当时严峻的形势，罗明夫妇的组织关系没有得到上级及时的批复，但他们仍然坚持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抗战期间，罗明奉党组织指示，在家乡及周边地区积极推动抗日救亡运动。
他还曾于1939年前往南洋，联络爱国华侨，大力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以及我军的英勇战绩，并将所募集到的资金经香港转交中央。
1942年，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领导的地下组织中出现了叛徒。
危急时刻，罗明夫妻不顾个人安危，竭尽全力掩护隐蔽战线的同志安全转移，尽最大的努力为党挽回了可能遭受的巨大损失。
至1943年，粤东地区发生严重旱灾，沿海地区又被日军封锁，导致饿殍遍野，民不聊生。
在罗明的组织下，当地民间教育会和救济会迅速派人，赶往福建地区筹措物资，赈济灾民。
1946年，罗明奉上级之命前往广州开展工作，被国民党特务盯上。征得党组织的同意后，他远赴新加坡暂时躲避。
不料罗明在新加坡期间，又因为宣传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遭到当地英国殖民政府的抓捕和通缉。
于是他根据中共香港分局指示返回国内，留在香港负责策反工作。
建国初期，叶剑英元帅主政广东，他亲自点名让罗明回到广州，参加筹建南方大学的相关工作。
南方大学筹备委员会成立后，叶帅担任校长，罗明被任命为副校长，专职负责建校及管理学校行政工作。
至1950年夏，罗明作为南方大学的代表，前往北京参加全国第一届高教会议。
他怀着激动的心情，再次见到了久违多时的毛主席和周总理。
毛主席不仅当面表示了他对罗明的欢迎，而且和周总理一起专门抽时间接见了罗明等多位代表。
回到广东之后，罗明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
本着自力更生，勤俭办学的方针，亲自带领师生们自己动手营建校园，获得了政府和社会的一致好评。
不久，为了响应抗美援朝，在罗明的大力倡导下，南方大学增设了军事干部培训班，先后培养出近3000名学员奔赴朝鲜前线。
这其中就包括了他当时年仅15岁的女儿罗蕾。
1953年，罗明被调往海南岛五指山地区，负责黎、苗两族自治州政府的筹建工作。
此后，他从事少数民族工作长达15年之久，成为广东少数民族工作的开拓者和践行者。
为了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罗明不辞劳苦，翻山越岭，走遍了村村寨寨，赢得了少数民族广大群众的信赖与支持。
1958年时，粤北地区的连南县，发生了瑶族群众武装械斗事件，罗明冒着危险赶到现场亲自疏导。
在他的耐心说服工作之下，这场械斗最终得以平息并妥善处置。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罗明在广东省政协和全国政协长期担任要职，致力于冤假错案的纠正，以及干部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工作政策。
至1980年，罗明夫妇经中共中央批准，不仅恢复了党籍，而且党龄也从他们在革命战争年代第一次加入的时间开始算起。
此时的罗明，已经是年近八旬的老人，在有生之年能够听到这样激动人心的好消息，让他止不住热泪盈眶。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罗明在年老体弱的情况下，依然为撰写党史四方奔走，搜集资料。
在罗明坎坷的人生历程中，虽然曾经遭遇过重大的打击，但是他始终不忘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表现了应有的高尚情操和理想追求。
至1987年罗明病逝后，他被中共中央评价为我党早期的革命活动家，在长期的逆境中不屈不挠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