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15日，新加坡总理府外，71岁的李显龙最后一次以总理身份向国民挥手致意。他的背影与1959年父亲李光耀首次就职的画面重叠——同样的动作，同样的权力更迭，却迎来截然不同的结局：李家第三代无人接棒，副总理黄循财上任总理。
这一幕被一些媒体称为“李氏王朝的终章”。
但翻开历史褶皱，这场权力交接更像一场精心设计的轮回：李显龙的安排，似与李光耀当年交棒吴作栋如出一辙！
为何李家三代集体退出政坛？
是主动放弃，还是被迫妥协？
黄循财的登场，究竟是新加坡民主化的里程碑，还是李氏家族以退为进的权谋？
1990年，李光耀卸任新加坡总理一职，表面上是“功成身退”，实则通过“内阁资政”一职继续掌控着核心权力。
2003年爆出的掌管着新加坡的政府外汇储备公司——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董事会，其董事长一直是李光耀。
李光耀甚至通过人事任命间接干预政府运作——吴作栋内阁中，李显龙被任命为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掌控经济命脉，而李光耀的亲信如贾古玛（S. Jayakumar）则担任外交部长，确保国家外交政策的延续性。
可以说在当时，尽管李光耀不再是明面上的新加坡总理，但这艘大船的掌舵人，很长一段时间还是他。
2004年，李显龙接任总理前，吴作栋的“突然辞职”就被外界解读为李光耀父子精心设计的权力过渡。
相关媒体认为，吴作栋的实际任期被压缩了，因为李光耀认为“显龙已足够成熟”。
事实上，这一安排与李光耀早年从台湾蒋氏政权学到的“传子不传位”的策略如出一辙：
通过过渡人物完成权力“软着陆”，避免直接世袭的舆论压力。
看完了李光耀的权力过渡手段，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李显龙对黄循财的培养路径。
不难发现，这几乎就是李光耀扶持吴作栋的翻版。
2005年，黄循财被选为李显龙的私人秘书，这一职位在新加坡被视为“总理接班人训练营”，因为此前吴作栋、李显龙均曾担任李光耀的秘书。
2011年，黄循财在李显龙的鼓励和授意下参选议员，并在财政部、国家发展部等7个部门轮岗，刻意塑造出了其“全能型技术官僚”的形象。
但李显龙的做法与当年李光耀也有着部分出入。
李光耀给了吴作栋14年过渡期，而黄循财仅用2年便从副总理跃升为总理候选人。
这又是为什么呢？
事实上，这一候选人加速进程源于三重压力：
其一，李家第三代无人接班。
长子李鸿毅公开宣称“对政治无兴趣”，专注科技领域。
其二，反对党工人党在2020年大选中斩获10个议席，创历史新高，民众对“李氏垄断”的质疑加剧。
其三，李显龙年过七旬，健康问题频传，甚至在2023年演讲时突发哽咽，暴露出其心脏问题，急需稳定后事。
尽管黄循财不是李氏血脉，但其政策路线与李氏家族高度绑定。
黄循财的父亲来自中国海南，这一特殊背景被李显龙反复刻意强调，目的就是延续李光耀“以华治坡”的族群政治策略。
他是李家千挑万选出来的人，李显龙对其也比较放心。
此外，由黄循财主导的《2030年绿色发展蓝图》，核心框架就是李显龙2015年提出的“智慧国”计划升级版，甚至保留了对“组屋政策”和“公积金制度”的绝对维护。
此类种种迹象都表示，黄循财就是李显龙专意培养出来的政治角色。
李显龙卸任后留任国务资政，这一职位设计更是直接效仿李光耀。
根据新加坡宪法，国务资政可列席内阁会议并参与决策，且无需经过议会问责。
如此看来，如今新加坡的“影子内阁”是否似曾相识？
家族内部起“风波”李显龙想要效仿李光耀，在新加坡实现“李氏家族”权力的平稳过渡，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不仅新加坡民众众目睽睽，李家内部也并不太平。
欧思礼路38号，这是李家祖宅，更是新加坡“建国神话”的象征。
这里发生过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的诞生，以及各大历史重要时刻。
李光耀去世后，按照其遗嘱要求，此地本应该被拆除，防止其成为“个人崇拜圣地”。
但李显龙显然不愿意这么做，他以“历史价值”为由强势把这里保留了下来。
有不少人认为，此举的实际意图是为李鸿毅未来从政铺设合法性。
毕竟把李家的故居作为建国“政治遗产”的展览馆，可以强化民众对李氏家族的集体记忆，增加民众的信任度。
对于李显龙的这个安排，其弟妹李显扬和李玮玲均不同意。
他们曾公开指责李显龙，说他不尊重父亲的遗愿，为了个人目的而滥用权力。
实际上，李显扬与李玮玲的抗议也绝非单纯的“孝道之争”。
2017年，李显扬通过私人律师获取的政府文件显示，李显龙动用国家文物局资金修缮故居，并秘密策划将其列为“国家古迹”。
然而此举暴露了李家权力争夺的本质：谁掌控“李光耀故居”，谁就拥有政治正统性。
李显扬之子李绳武甚至在牛津大学演讲中讽刺：“大伯把父亲故居变成了他的竞选广告牌。”
前文提到李显龙的长子李鸿毅公开宣称“对政治无兴趣”，这实际上是十分聪明的表现。
作为麻省理工高材生，他主导新加坡政府“人工智能治理框架”项目，表面远离政坛，实则通过科技渗透公共决策。
他推动的“全国人脸识别系统”被纳入《智慧国2025》核心规划，这让他既避免了卷入家族纷争，又保持了自己在公众面前的曝光度，以及在政府部门中的参与度。
不管他之后做何打算，总称得上是“进可攻，退可守”。
相比之下，李绳武的“反叛”更具破坏性。
他在哈佛执教期间多次批评新加坡司法制度，称“藐视法庭罪是威权统治的工具”。
之后他还被被新加坡法院以“缺席法庭”判处10万新元罚款，此举引发国际人权组织声援，也导致李家在国际舆论场分裂。
而李显扬在2024年申请前往英国进行政治避难，堪称李家内斗的戏剧性高潮。
他声称“新加坡司法系统已被兄长操控”，并公布多封李光耀生前信件，指控李显龙篡改遗嘱。
这一举动无疑严重损害的新加坡在国际社会的法治形象。
李显龙迅速反击，通过总检察署起诉李显扬“诽谤国家领导人”，并冻结其在新加坡的资产，李显扬的妻子林学芬在脸书哭诉“家族亲情已死”，在当时也让一众看客看得津津有味。
俗话说的好，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
李显龙想要平稳实现权力交接，就连家族内部的纷争都无法平息，更何况外部环境也并不乐观。
他钦定的接班人黄循财，真能如他所愿再次把权力交还给李家吗？
前文提到，黄循财在政策上基本延续了李显龙的“遗留”。
尤其是在对外关系上，不仅保持了历史上李氏家族与中国的友好关系，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多个场合强调，新加坡应更好地融入中国主导的全球化浪潮中，尤其是在经济领域，黄循财对中国市场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性给予了高度评价。
因此，他公开支持中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展协定》（CPTPP），反对美国对华芯片制裁。
可以看出，黄循财是想要有一番作为的。
但此时的新加坡政坛并未像黄循财想的那么简单。
尽管人民行动党自新加坡自治以来就一直处于执政地位，几十年来牢牢控制着国家的各项事务。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近几年，随着新加坡社会的多元化和政治意识的觉醒，工人党逐渐崭露头角，民众开始寻求另一种可能。
而尽管黄循财上任后推行“公务员系统改革”，表面上去除“李家烙印”，但其实并未有什么实质上的变化。
比如他提拔的卫生部长王乙康、教育部长陈振声等人此前均为李显龙嫡系，且与淡马锡控股（李显龙的夫人何晶掌舵）关系密切。
要知道，淡马锡控股作为新加坡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掌握了大量国家资源，它不仅与新加坡政府高层的联系非常紧密，并且十分神秘，至今仍未公布过财务报表。
而细细探究，新加坡政府内许多高级官员曾在淡马锡控股担任过职务，甚至有不少政府部门高层人员和淡马锡控股的管理层之间至今仍有着频繁的交流与合作。
除了内部改革外，新加坡在地缘政治上面临的挑战也日益严峻。
尽管黄循财在经济政策上十分依赖中国，但却在地区安全上需要“仰仗”美国的保护。
而随着地缘政治的矛盾愈发尖锐，新加坡总要在两者之间做出抉择。
因此目前来看，不是黄循财愿不愿意交还李家权力，而是事情的发展其实并不在他的掌握之中。
如今，新加坡的接班人选拔机制，已经逐渐从“血缘优先”转向“能力至上”。
人民行动党通过高薪养廉、严苛选拔打造的技术官僚体系，已成为新加坡高效治理的象征。
尽管在有些人看来，黄循财的履历进程是由李显龙一手打造，但其无可辩驳的“非精英背景”（普通家庭出身、美国公立大学学历）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相对凸显了“能力至上”的公平性。
此前的大选中，工人党斩获10个议席，创历史新高。
这无疑为人民行动党敲响了警钟。
人民行动党需通过“去家族化”淡化“特权阶层”标签，争取更多的年轻选民支持，否则将会逐步丧失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
在人均GDP超9万美元的新加坡，中产阶级对民主参与的需求越来越强。
年轻一代更关注政策透明度、权利平等、公共福利等问题，领导人究竟有什么历史光环，逐渐的被人们淡忘。
另一方面，尽管华人在新加坡占到75%的比重，但人民行动党依旧需要维系马来裔、印度裔等少数族裔的支持。
倘若一直是李家的人上位，很可能被贴上“华人特权”标签，激化族群矛盾，甚至在国际社会都造成不良影响。
当然，正如前文分析的那样，李家第三代的退出，并不意味着李氏影响力的消失。
李显龙留任国务资政，其妻何晶仍掌舵淡马锡控股，，而李鸿毅通过主导政府科技项目，继续渗透公共决策领域。
这种“去前台化、保幕后权”的策略，与日本财阀、韩国财团的运作逻辑相似，既规避了舆论风险，又维持了实际控制。
更深层看，李光耀的政治哲学仍在发挥作用：
他通过制度设计将李家利益与国家机器绑定，使“李氏基因”融入新加坡的行政、经济体系。
即便第三代不直接掌权，李氏家族仍可通过技术官僚网络、国有企业等渠道施加影响。
不可谓不老谋深算啊！
未来的新加坡，可能会有新的政治人物大放异彩，一展身手，然而李氏家族早已将自身化为这座“城市国家”基因的一部分，无需依靠姓氏，亦可永久存在。
而作为与我们关系匪浅的远亲近邻，新加坡的稳定繁荣也是我们乐于见到，需要见到的。
参考资料：新加坡第一家族内斗：“李三代”即便有心从政，短期内亦无望 澎湃新闻 2017-06-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