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豫
1945年8月15日,日本刚一宣布投降,蒋介石立即就办两件事:一是电令华北、华中和华东的日伪军,只能向国民政府及其军队投降,不得向中国其他的武装力量投降。换句话说,就是不能向中共的军队投降。同时,他还电令朱德,八路军和新四军原地待命,不得接受日军的投降;二是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实际上是假意与中共商谈和平建国大计。
在蒋介石的三次电邀下,毛泽东为了不打内战,争取和平,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来到重庆,和蒋介石进行谈判。民主人士柳亚子称他有弥天大勇。
在这期间,即8月23日,阎锡山派第19军军长史泽波率领第19军等部队共1.7万人,大举向我晋东南上党解放区进犯,并很快占领了八路军从日伪军手中解放的襄垣、潞城以及被八路军包围的长治、长子等县城。其后,史泽波就率领3个师驻守在长治城 (以长治为中心的地区,古称上党郡),其余部队驻守襄垣、长子、屯留等县。
中央军委得到阎军占领上党地区的消息后,就立即命令晋冀鲁豫军区刘、邓部集结主力,不惜一切代价,彻底消灭 进入上党 地区之敌。
此时,刘伯承、邓小平刚从延安开会回来,他们一回到师部,就立即给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李达参谋长打电话,询问近期战况如何,李达参谋长作了扼要汇报后说:“部队已做好准备,马上就要攻打襄垣城了。”
“好!”刘伯承高兴地说:“坚决把襄垣拿下来,作为太行军区部队屯兵之地,准备会合太岳、冀南部队,发起上党战役!”
说罢,刘伯承走到地图下,手指平汉、同蒲等铁路说:“蒋介石的军队要沿这几条铁路线向我华北等解放区进攻,我们必须在平汉、同蒲线上阻止他们,把蒋军堵在华北解放区大门之外。但现在的问题是阎锡山侵占我上党几城,在我们背上插了一把刀子,我们必须先把这把刀子拔掉,才能守住平汉路、同蒲路的大门,因此,我们必须夺回上党!”
邓小平接道:“上党是我们抗日建立的根据地,蒋介石、阎锡山伸手来抢,决不能让他抢走!”
随后,刘伯承、邓小平就向大家传达中央会议精神,刘伯承说:“毛泽东主席说了,我们要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立足于打,但也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谈判,只有打得好,才能谈得好。你们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就越好。”
接下来,刘邓就将晋冀鲁豫根据地的部队编成4个野战纵队,他们分别是太行纵队、冀南纵队、太岳纵队等。为了进行上党战役,刘邓决定动用3个纵队。
8月29日,国共两党进行了首次商谈,蒋介石告诉毛泽东,政府方面之所以不先提出具体和谈方案,是为了表明政府对谈判并无成见,愿意听取中共方面的一切意见。希望中共方面本着精诚坦白之精神,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其实,蒋介石这样说,是没有料到毛泽东会真的敢来重庆,思想上对谈判毫无准备,更没有拟定谈判方案。
毛泽东诚恳地说:“中共希望通过这次谈判,使内战真正结束,永久的和平能够实现!”不料,在接下来的会谈中,国民党的代表却说:“蒋委员长曾多次说过,中国没有内战!”毛泽东当即反驳:“在蒋委员长眼里,我们中共的军队都是‘匪’,他与中共的军队作战,不说是内战,都说成是‘剿匪’或‘剿共’。事实上就是内战。”接着,他列举了大量事实,证明了内战不但在中国存在,而且从未停止过。
在以后的谈判中,中共作出了许多让步,但蒋介石却寸步不让。他坚持的立场是:中共必须交出军队,必须交出解放区。国民党政府必须达到军令、政令统一。由于这种立场,一直到9月中旬,谈判也没取得任何进展。这时,蒋介石开始向中共施压了。在一次会见中,蒋介石对周恩来说:“盼告诉润之 (毛泽东的字),要和,就照这个条件和。不然,就请他回延安带兵来打好了。”这时的蒋介石,自认为兵强马壮,在战场上一定能打败中共的部队。
毛泽东也不甘示弱,次日见到蒋介石时,就回敬说:“现在打,我实在打不过你,但我可以用对付日本人的办法来对付你,你占点线,我占面,以乡村包围城市,你看如何?”
9月10日凌晨,上党战役正式发起。刘伯承、邓小平、李达等首长亲赴前线指挥。我太行纵队首先向屯留的阎军发起进攻,长治的守军史泽波部曾两次派兵出援,均被我阻援部队击退。12日,太行纵队攻克屯留。13日,太岳纵队攻击长子县城时,以太行、冀南纵队打援。但长治守军不敢出援,打援意图无法实现。刘邓当即放弃打援计划,令各部迅速夺取外围各城。
17日,冀南纵队攻占潞城,截断了长治史泽波部与太原、平遥的联系。19日,太岳纵队和太行军区的部队相继攻克长子、壶关。至此,我军连克5城,歼敌7000余人,扫清了长治外围的据点。
9月20日,我军开始围攻长治。9月27日,刘伯承、邓小平正准备对长治发起总攻时,突然情况发生了变化,我情报部门获悉,阎锡山派出的援军三个师7000余人正气势汹汹地向长治开来。
刘邓当即调整部署,改攻城为围城打援。即留一部分部队佯攻长治,其他部队撤走去打阎锡山的援军,争取在运动中歼灭援军。
当天夜里,太行纵队全部和太岳纵队主力,冒雨悄悄撤离长治,兼程北上伏击援敌。留下的冀南纵队、太岳纵队一部及地方兵团伪装主力,为吸引援敌继续南下,把围攻长治的战斗打得热火朝天。
10月2日晨,敌援军先头部队抵达屯留老爷山附近,遭我军阻击,他们遇阻后,犹豫不前,停止在榆村地区。为诱敌深入,刘、邓首长决定放弃老爷山阵地,命令太岳纵队经走马岭向敌左翼迂回,太行纵队向敌右翼迂回。是日中午,敌军占领老爷山。我军刘、邓首长亲临前线指挥,指挥部设在襄垣县的虒亭、夏店两镇中间的大平村。
刘伯承一到前线指挥部,就发现我军原先得到的情报不准,敌援军不是3个师7000余人,而是国民党第7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第23军、第83军及省防军等8个师、2个重炮团,共2万余人。
刘伯承只好再一次调整部署:为集中兵力打援,暂时放弃围攻长治城,急调冀南纵队主力北上投入打援,并要他们白天行军。这样,一来可以稳住长治国民党守军,让他们以为我军撤围了,不至于弃城逃跑。二来可以加快行军速度。三来又可以迷惑敌人,让他们摸不清我军的意图。果然,史泽波中计,他认为,共军白天撤围,一定是刘伯承设的计,让他出城追击,然后再在城外伏击他。因此,史泽波站在城头上,疑虑重重,眼睁睁看着解放军大摇大摆的北撤,他们不敢出城追击。
经过10月4日一天急行军,陈再道率冀南纵队到达磨盘脑山下的指定位置。与司令部接通电话后,刘伯承告诉陈再道:“长治这块骨头先不啃它,咱们先吃掉眼前这块肥肉。陈赓在老爷岭、陈锡联在磨盘脑已经按住了敌人的两条腿,你赶快率部队从中间大道往北插,掏敌人的卵子。”为避免彭毓斌作困兽之斗,刘伯承还采取了网开一面的战法,即在北面故意敞开一个口子,让敌人北逃,争取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10月5日,刘伯承司令员下达了总攻命令。太岳纵队首先攻占了老爷岭,接着太行纵队也打下了磨盘脑。彭毓斌见状惊慌失措,急忙下令部队于夜间向北突围。我军各部队从正面、侧后猛烈穿插,敌人不久即溃不成军,四处逃窜,纷纷缴械投降。战至6日黄昏,敌除两千人逃回沁县外,其余全部被歼。混战中,彭毓斌被击毙,数十名高级军官被擒。
史泽波得到援军被消灭的消息,非常害怕,他认为长治肯定守不住,不如早撤。于是,10月8日他率部弃城南逃。刘、邓立即命令围城部队奋力追击,同时命令太岳纵队386旅及决一旅从虒亭直出安泽、沁水之间的马壁地区,控制沁河,追歼逃敌。最后,各路部队追至沁水苏庄、桃川地区,将敌全歼,史泽波被活捉。
至此,历时32天的上党战役胜利结束。此战共歼灭敌军3.5万余人,缴获山炮24门,轻重机枪2000余挺,长短枪1.6万余支。这使阎锡山失去了三分之一的兵力,自此,阎军失去了进攻八路军的能力。
上党战役阎军失败的消息传到重庆,蒋介石如同当头挨了一棒,心中又恼又气,他大骂阎锡山无能。为了对付舆论的谴责,他把责任全部推卸到阎锡山的身上:“这是阎锡山自已作主干的事,中央并不知道。”
而毛泽东得到上党大捷的消息后,十分高兴地对身边的人说:“打得好!打得越大越胜利,我们回去的希望就越大。”
上党战役的胜利,对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持。毛泽东心里明白:没有针锋相对的斗争,不给国民党当局一个教训,蒋介石是不会在和平协定上签字的。10月10日,“双十协定”终于签订了。
毛泽东回到延安后,他在作《关于重庆谈判》报告时说:“……和平这一条写在协定上面,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实现。例如在山西的上党区,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13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就定了的,这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就是说,把他们的13个师全部消灭。他们进攻的军队共计三万八千人,我们出动三万一千人。他们的三万八千被消灭了三万五千人,逃掉两千人,散掉一千人。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
后来,原任晋冀鲁豫军区副政委的薄一波回忆说:“上党战役是我军对国民党军作战的一个大战役,是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的第一仗。实际上,这个战役揭开了伟大的解放战争的序幕。因此,它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光辉史册上写下 了重要的 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