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根据《粉墨生涯六十年》（赵荣琛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2006年版）的部分章节摘录整理而成；文中插图素材源自网络，侵删。

赵荣琛

1946年初春，告别了我度过青年时期的川中大地和我的姐、弟以及同窗、同业、友好，只身搭乘飞机直飞上海，6月25日中午，假座上海湖社，我补行了向程砚秋先生的拜师大礼。

那时，北平梨园界的名角在沪演出较多，仅就同我年龄相差无几的就有杨宝森、叶盛兰、李少春、袁世海、李世芳等。其中杨、叶比我年长。

杨宝森

宝森大我七岁，此时正为梅先生“挎刀”唱二牌老生。他对我的演唱技艺颇为赏识，曾派遣他的管事、我的山东同窗大学兄崔吟轩同我联系（崔此时也在上海，对我的剧事方面曾有关照），把杨有意待返北平后，与我同台合作等情暗告，以探寻我的意愿。

我对杨宝森的艺术一向较为钦慕，况且彼此所见略同：无论在艺术格调、戏路、体形等方面，条件似乎不谋而合，若能共事舞台，必能相得益彰。我之此意由崔再传话过去，之后，宝森才同我直接交往，并私下相约：“荣琛，将来回北平，咱们要合作，一言为定。”

1947年秋，赵荣琛回北平后不巧大病一场，不仅耗去不少时间精力和金钱，还耽误了一桩极好的艺术合作：在上海与杨宝森约定，回北平后合作演戏。

少年时期的赵荣琛

宝森从上海回来后，经过歇夏躲暑，秋后要活动一下，急等我北来。我来了，先是房子等杂事，接着又病倒，他不能再等下去，就约了杜近芳挂二牌唱了起来。对此，我们各自之间，都怀有一种既抱歉意又感遗憾的共同心理，只能怨缘分和机遇，但合作之心并未泯，期诸来日吧。

1949年，古都北平和平解放，各方面都出现了一片新气象，赵荣琛感到十分振奋，但是，他更高兴的是：市面安定，又能正常唱戏了。于是，他又开始酝酿同杨宝森的合作了。

1947年秋，我因为生病手术，未能践履与杨宝森在上海的回京合作之约，彼此都很抱歉。事隔近两年，情况迥异 —— 由于北京当时京剧班社过多，所有主演几乎都是各自单挑独唱，解放后提倡并班合作，俾能加强阵容，提高演出质量，以飨观众，遂促使我们旧议重提。

宝森和我都兴致盎然。我们已初步洽商了人位安排，并定名为“宝荣社”—— 取我们二人名字中间各一字，计划于1949年冬天去上海打头炮后，再在北京“亮相”。

宝森和我对这次迟来的合作，都充满了希冀和憧憬，以我们的艺术特点和风格，以及我们选约的人选，都是无可挑剔的；同时，在长期演出中，彼此还可轮流歇工，不至于陷入疲于奔命，因此，这“宝荣社”的前景估计是可观的。

1949年10月1日刚刚过去了几天，赵荣琛的一位多年不见的朋友突然找上门来，她就是赵荣琛在山东省立剧院时的大学姐——赵慧深，她与崔嵬、魏鹤龄等人都是同届同学。

我们官称慧深为赵大姐。她早已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随军进入东北，此时在大连市文联工作。这次是到北京开会，还兼有一个约角儿的任务。她见到我在长安戏院演出的海报，知我在北京，就设法找到了我。

赵慧深大姐让我跟她走，说旅大有个京剧团，眼下急缺挑梁主演，处境很困难，要我去帮帮忙，长短期都成。“没想到在北京碰到了你，没说的，你帮这个团的忙，也就是帮了我的大忙。” 赵大姐这么说。当时，她在大连的文艺工作负点领导责任。真是情不可却。我只好暂做允诺。

等我去同杨宝森商量，说东北有朋友约我短期帮忙，去去就回，不会误了“宝荣社”的事。宝森却有点不大高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闲心出外帮忙？既然答应人家了，也没办法。没别的，快去快回，我等着你。”

程先生此前没到过东北，我则是头一次出山海关，可是程派却很受东北父老的喜爱和欢迎。大连演出的情况非常好，一举扭转了剧团的颓势。之后，我们随团到抚顺等地演出，情况依然好。最后绕到沈阳，演出效果之热烈，难以笔墨形容。

我之到来，惊动了东北大区行政区政府的文化主管官员。东北文化部部长刘芝明、副部长罗烽和分管戏曲的张东川、李纶、晏甬等，对我分外热情，他们又看戏又接见，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戏演完，大连的剧团放走了，却把我们几个人留住了，热情邀我参加成立不久的东北京剧团。

我婉转陈词：离开北京已近两月，杨宝森急等我回去合作，同赴上海。哪知刘芝明胃口很大：“那就请杨先生一起来，东北欢迎你们！”我又以同来的琴师汪叔千等人须征求他们的同意为由再做推托，然而东北方面说，欢迎都留下，就是再有合适的人选，一概欢迎，摆出一副大肆招兵买马的架势。

结果除汪叔千在北京另有职业（嫂夫人李健又是“北影”的基本演员），非回去不可外，其他二位都愿与我同进退。东北方面又说，有事请先回去办，什么时候来都行，这是参加革命工作，晚不如早。这样一来，我倒是盛情难却，没有退路了。

我回到北京，找杨宝森一谈，他有点“炸”：“怎么了？荣琛，现在市面这么好，正是唱戏挣钱的时候，干什么跑到外关去参加国营剧团，挣那几个死工资！我是不去的！”这样一来，我们的“宝荣社”还未开张就胎死腹中，我与杨宝森的第二次合作，又这样告吹了。

1954年初，我结束了在东北四年的演艺生活。我一走，也动摇了军心，张世麟、高世寿和我介绍来的老生梁庆云，也相继离开；之后，东北京剧团降格为辽宁省京剧团，各方面也今非昔比了。

赵荣琛回到北京后，新组建了“大风京剧团”，成员有：老生梁庆云、王庆达（山东剧院同学），小生储金鹏，二旦崔熹云，里子老生曹世嘉，小花脸钮承华等人。“大风京剧团”沿京沪线一带演出。

1956年以后，由于情况的变化，“大风”面临各种困难，难以维持，遂接受了南京的约聘，带了几个人便南行了。1957年“反右派”起来后，有些事更不好办了，便以身体不好为理由，请假回北京休息。我离开南京不久，这个团就散了。

赵荣琛回京休整了一段时间，已经加入天津市京剧团的杨宝森宝森在与厉慧良、张世麟、丁至云等人的合作中，因意见纷争，不太愉快，也又回了北京，情况与我类似。于是，双方又有了第三次合作之议。

北京市文化局领导建议由宝森、我和筱翠花合组一团 （此时筱老板虽已花甲之年，仍有意重返舞台，并试演过几次，艺术确乎炉火纯青，只是他所擅长的剧目如 《马思远》《大劈棺》等，不太合时宜），认为将是一个极其理想的班社。大家都很同意，还在文化局开会讨论议定。

可是，杨宝森此时卧病在家登不了台，我去看他，他跟我说：“既然已经定了，就该演出，别干等着我呀！这么办，你同筱老板先演着，只要我一好，立刻就参加。”我说：“一个花旦，一个青衣，这戏怎么唱？您别着急，等您好了，咱们一块儿演。”

赵荣琛内心里祈望杨宝森能快些康复，为此，特请他的二哥给杨宝森看病。赵荣琼为宝森诊脉后开了药方，却悄悄告赵荣琛说：杨宝森的元气已枯竭，恐不会久长了。

我望着满脸病容、卧床不起的宝森长兄，心中十分悲戚，又不敢表露出来。真是苍天注定我与杨宝森没有缘分呀：同在北京又彼此倾慕，相约合作竟三次未果，如今只能目送他熬尽这最后岁月；如果天假以寿，宝森大兄再多活几年，我们的合作得以实现，那对我们双方的艺术精进，对京剧事业，都会有莫大裨益。唉，迟了！

我不能坐吃山空，又拉起“大风”，于1957年严冬时出外演出，先到天津，再由秦皇岛出关到东北等地演出。

杨宝森1958年2月10日病逝，我是在旅途中得知的，心中很悲痛。但，他病入膏肓，已届不治，我已事先得知，因之并不觉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