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材/沈芸

编发/史乎文乎

（注：为使得大家阅读流畅，文章包含虚构情节。）

1988年11月的一天上午，时任唐山指挥所正连参谋（原空六军，85年在百万大裁军的浪潮中，改编为唐山指挥所）的我，照常工作时，忽然收到了家里发来的一封紧急电报，内容仅六字：祖母病重速归。

收到电报后，我是心乱如麻、心急如焚，脑海中也全是祖母小时候照顾我时，那慈祥的笑容。我知道时间紧迫、情况紧急，因此，在收拾好行李（一个小挎包），向领导请完假后，就急匆匆地搭上了一架唐山飞往长春的飞机。本来是一切顺利，可就当飞机在锦州（小岭子机场）落地加油后，再联系长春（大房身机场）时，却忽然传来消息说，大房身机场营房失火，现在转场飞机不能接收。

得知消息后，当时已经坐上飞机的我，真是一筹莫展、无可奈何，但没了办法，我只能无奈地走下飞机。下了飞机，正在我心里思索着该怎么办时，我忽然发现旁边一架运输机的发动机引擎，正在猛烈地轰鸣着。于是，我就凑到机组人员旁边问，“这是谁的飞机，准备飞到哪里”，听了我的问题，一位战士回答道，“这是我们三飞院的飞机，准备送林副院长到辽阳。”

一听是到辽阳，我心里瞬间又激动了起来，要知道，辽阳到我老家敦化，要比这里近大概200公里。于是，紧接着，我就去问管制员，我能不能搭这架飞机去辽阳。听我说完话，小岭子机场的管制员犹豫了一下，然后说他去请示一下林副院长。

为了增加成功的可能性，我后脚紧跟着管制员，一起走上了飞机。上了飞机后，管制员刚要开口说明情况，我就接过话来，大声地说：“首长，我是唐山指挥所的参谋，这是我的《军官证》，因为祖母病重，急需赶回家，可现在转场飞机都不接收，我能不能搭您的飞机。”

听了我的话，林副院长顿了顿，问：“你有《乘机证》吗。”我立马回答说：“有。”紧接着，我就把《乘机证》也递了上去。之后，林副院长低着头，仔细地看着我的两个证件（林副院长为人非常认真仔细）。过了良久，只见林副院长忽然抬起头，问了一句：“曾广富，你认识吗。”

听了首长的话，我诧异地回答说：“首长，认识，认识，那是我们的老军长。86年，我还到军长家，吃过两顿徐阿姨（曾军长夫人），给我包的饺子呢。”为了增加真实性，我还把首长夫人一同说了出来。

紧接着，林副院长又问：“那你们曾军长，现在在哪。”我接着回答说：“我们曾军长，现在在沈空当副司令员。”我话音刚落，只见林副院长把两个证件往我手里一塞，大声地说：“关舱门，起飞。”就这样，曾军长这张无形的《通行证》，伴随着我一路顺风，让我及时地赶回了敦化老家，见到了病榻上奄奄一息的奶奶，弥补了我心底的遗憾。

许多年后，在一场战友聚会上，当我见到退休已颐养天年的曾军长时，又说起了这件往事。当时，曾军长在听我说完后，大笑着说，“看来，我这张‘老名片’，有时候，还真能派上用场。”听曾军长说完，在场的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说起曾军长，1985年，我担任电子技术修理班的教员时，一次遇到军长的经历，也是让我至今难忘。

1985年，在“百万大裁军”的浪潮中，空六军也将改编为唐山指挥所。在改编前，为了让转业干部回到地方后，有一技之长，可以找到合适的工作。当时，我们军首长经过讨论研究后，决定举办电子技术修理培训班。而学员，基本上都是各单位的技术干部（下到排级、上到营级都有）。而且，当时培训班的伙食，也是按照地勤灶的标准。

七八十年代在部队，在机场，关于灶类和伙食标准，一共有四类。第一类是空勤灶，是专供飞行员用餐的，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3元。这个标准在当时，是非常高的。要知道，当时，新兵第一年的津贴每个月才6元，城市居民一家的生活费，每个月也不过10元。

第二类是地勤灶，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0.9元，一般是供机务大队，以及其他相关人员用餐。这类人员主要是负责对飞机的维修保养工作，岗位也十分重要。

第三类是后勤灶，也称机关灶、干部灶，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0.65元。这类灶的用餐人员就很多了，除了机关干部外，还包括汽车连，以及负责油料、充电、充气、器材等后勤服务工作的技术人员。

第四类则是大锅灶（也就是一类灶），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0.45元。这类灶主要的就餐人员是警卫连、农场，以及少部分机关干部。如果仅按照就餐人数来算，大锅灶反而是机场里就餐人数最少的灶了。

同时，为了使学员们能在短期内熟练掌握修理技术，在举办电子技术修理培训班的同时，还办起了一个专供学员实践的电视机生产小工厂。而我，因为专业相关，则是很有幸地担任了电子技术修理班的教员和小工厂的“厂长”。这本是件好事，但当时，由于不少来学习的转业干部，情绪都不稳定（因为即将面临转业），所以我也有着不少顾虑，“自己能否把这项工作做好，能否成功调整学员们的心态。”

考虑到这方面的因素，为了更好地完成培训工作，当时，军里特意让机场机务处的高处长，也来到培训班。在得知高处长即将到来后，我的心里有了底，也不再那么紧张了。要知道，高处长可是54年航校毕业的老空军（记得当时，高处长是上校，不过那时已经取消了军衔制，干部都是穿着“四个兜”，也看不出来大小）。

一切都准备就绪，但等到培训班正式开课后，我才发现，我的担忧，其实是多余的。记得在开课的第一天，工程部部长（姓边），还来到修理班作了动员报告。在动员报告里，边部长着重介绍了我，说我技术过硬，让大家都好好跟我学（我知道边部长说这话的意思，是为了给我打气）。但事实上，在修理班的学习实践中，学员们不仅都很刻苦努力，而且不管是年龄比我大的、还是比我小的，都很尊重我，在学习中，也听从我的安排。

记得有一天中午，吃完午饭后，走在回宿舍的路上时（午休），我和几个学员还在讨论一些维修知识。但因为讨论的太过投入，我没有注意到，迎面居然走过来了一位“大领导”。记得当时，我跟学员们正边走边讨论时，我忽然发现他们都停止了说话，然后站在原地不动。正在我疑惑间，只听见耳边传来了一句，“小伙子，头发这么长，也该理理发了。”

听到这声音，我感觉有些熟悉，连忙抬头一看，原来是我们曾军长，而且还正在向我敬着礼。当时看到这一幕的我，真是紧张的不行，心“怦怦”地跳个不停（除了紧张，当时的我，还感觉有些尴尬，我一个小兵，怎么能让军长先给我敬礼）。

见我一时间愣在了原地，那几位学员回过了神，连忙帮我打圆场说，“首长，教员为了让我们都学好、学会，这几天太忙了，没顾得去理发。”听了学员们的圆场，回过神的我，也连忙红着脸，给军长敬了个礼。记得最后，曾军长什么都没说，只是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就走了。当时看着军长远去的背影，我的心里就在想，多么好的首长，真是没有一点架子。

花开花落，花落花开。到今天，转眼四十年过去了，或许军长早忘记了这件对他来说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对我而言，就算过去了四十年，这件事还是深深地镌刻在我的心底，每每想起，都让我感慨万千，多么好的部队，多么好的首长。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