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11月，携着大半年来连克常熟、太仓、昆山、江阴、无锡的强盛兵威，李鸿章率领的淮军，与英国军官戈登率领的“常胜军”一道，兵临苏州城下。
苏州在当时属于江苏省城，亦是江南重镇，太平军对其极为重视，在忠王李秀成的多年经营下，俨然已成了太平天国的“小天京”。
对于苏州，41岁的李鸿章是势在必得。只要能攻陷苏州，他李鸿章将是功勋卓著，仕途的飞黄腾达更是指日可待。
李秀成归而复走，五王四将主事苏州此时的太平天国已是日暮西山，多地城池接连沦陷。作为太平军的中流砥柱，忠王李秀成奉诏回援天京，疲于各地征战奔忙，留下心腹爱将慕王谭绍光镇守苏州。
听闻李鸿章兵至，李秀成赶紧回师苏州。打了几仗之后，李秀成就发现不对劲了，除了谭绍光之外，苏州的几位守将们已无抗清之心。
在李秀成与谭绍光之外，苏州城内尚有“四王四天将”：纳王郜永宽、康王汪安钧、宁王周文佳、比王伍贵文，以及张大洲、汪花班、汪有为、范启发这四天将。
这“四王四天将”与谭绍光素来不合，此时又掌握着苏州城内所有兵马的四分之三，把守着苏州城内6个城门之中的4个。
这种形势下，李秀成别无选择。如果动他们，苏州必遭内乱，内外夹攻之下，李秀成与谭绍光必死无疑。如果不动他们，这“四王四天将”就像是一颗巨型炸弹，指不定哪天也会把自己炸得死无全尸。
李秀成决定放弃苏州以保存实力，但谭绍光却决意与苏州共存亡。于是，李秀成归而复走，由“五王四天将”主事苏州。
苏州城外的李鸿章，也早就紧锣密鼓地安排着“劝降”。
通过降将牵线搭桥，以洋人作中间保人这些动作，在李秀成还没有离开苏州的时候，就已经在进行了。
根据城中的细作回报，李鸿章得知纳王郜永宽有降清另赚前程的意图。
在李鸿章的手下，自然也不缺太平军的降将。于是，李鸿章令降将程学启牵线搭桥，与苏州城中的“四王四天将”取得联系。
郎有情，妾有意，双方的第一次碰头自然也就顺理成章了。郜永宽先是派出康王汪安钧秘密出城，于淮军大营内与程学启等人见面，自己又亲自于苏州城外的阳澄湖商议具体约降事宜。
最初一轮的磋商里，李鸿章提出的条件极高，要求郜永宽等人将李秀成斩杀，并献出谭绍光的首级。
杀李秀成，这是郜永宽所不能接受的条件。至于为何，或许是李秀成在太平军中的威望实在太高，将其斩杀的难度实在太大。而李鸿章的这个要求，在李秀成嗅出危险气息、果断离开苏州之后，自然也就不了了之。
最终，双方终于达成约定：郜永宽等人取得谭绍光首级并开城投降，郜永宽及其部属均可活命，并给予其余“三王四将”副将以上的官职，郜永宽本人授予二品武官，此约由“常胜军”的戈登作为中间保人。
至于为何要找英国人戈登作为保人，郜永宽等人应该是做过周详考虑的。在他们眼中，李鸿章、程学启等人代表的是清廷，是不可信的。而清廷向来惧怕洋人，找一个洋人作保，他们笃信李鸿章不敢违约，因为毁约等于是李鸿章打了“洋大人”的脸。
李鸿章尽诛四王四将，苏州杀降3万可以说，郜永宽等人是天真的。
为了达成约定，郜永宽等8人在慕王府议事的时候，趁机将谭绍光斩杀，并将其首级送到程学启处。次日，苏州城的城门大开，李鸿章兵不血刃，率领淮军长驱直入。
郜永宽等人都觉得未来可期、前程似锦，此时的李鸿章又为他们8人准备了一场真正的“鸿门宴”。在宴席上，李鸿章令人拿出红顶花翎的武服，就在郜永宽等人满心欢喜将要接过的时候，一旁的武士拔出腰刀将8人诛杀。
与此同时，苏州城内亦陷入了一场大肆屠杀之中。大抵便是，凡南京以上口音者，不分良莠尽皆诛杀。此次苏州杀降，李鸿章屠去了近三万之众。
至于为何杀降，有几个说法。
一是说郜永宽等人投降之后，其中一人没有剃发。
二是说苏州城内仍是关卡林立，且郜永宽等8人皆是狼子野心，怀疑其不是诚心投降。
三是说李鸿章之弟李鹤章数月之前曾于太仓受降，因太平军诈降搞得他差点丢了性命，故而李鸿章对此次苏州约降极为提防。
实际上，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在于郜永宽等人或许都忘了，李鸿章是一个清廷政客。跟这样的人讲道理、讲信义，是一种很天真的行为。
李鸿章在给其母的家书中，如此解释道：“此事虽太过不仁，然攸关大局，不得不为。”
什么是“大局”？就是李鸿章不仅要拿下苏州城，而且必须是一座没有反抗余患的城池。此时的清廷大局已定，对太平天国的镇压也已接近尾声。对于这些降兵降将，与其给未来留下隐患，还不如直接一刀抹去，他也无需担心日后生变，自己还得背上什么责任。
只是诛杀“四王四将”，与屠杀近三万太平军，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这不是什么“郜永宽等人不是诚心投降”、“郜永宽等人提的要求太多”所能解释的。
唯一能说得通的，就是李鸿章要巩固自己在清廷的“势”。有了“势”，一切都好说。
我为刀俎，人为鱼肉，所谓的“道理”与“信义”，难道是站在鱼肉那一方的么？从不是。
一万两白银的“信义”李鸿章苏州杀降，有一个人是暴跳如雷的，提着火铳就要找他拼命，这个人就是为约降作保的英国人戈登。
但如果你认为戈登此举单纯是为了追求“信义”，那也未免过于天真。
戈登这个保人上当受骗是不假，但同时他的“常胜军”也失去了攻取苏州城的头功，这意味着这支“洋人流氓”为主的军队失去了劫掠苏州的发财机会。
于是，李鸿章一边上奏清廷，称苏州城内的太平军装备精良，实际屯兵近20万众，并且郜永宽等八人提出“准立二十营”的过分要求，因此不得不杀。
所以，如果苏州城内屯兵20万，你李大人轻轻松松屠了3万，剩下的17万就在旁边站着加油鼓掌？
当然，清廷是不管这些符不符合逻辑的，要的只是一个“不能养虎为患”的理由，于是赞同了李鸿章的做法，并称：“李鸿章所办并无不合，甚为允协。”
曾国藩亦称：“此间近事，惟李少荃在苏州杀降八人最快人意，殊为眼明手辣。”虽然没有说到杀降三万，但这语气里，似乎对于这事不乏赞赏之意。
同时，李鸿章将矛头对准戈登，说道：“此中国军政，与外国无干。”
好家伙，你李大人这不是自己打自己脸么？先前依仗着“常胜军”一起攻打太平军，怎不见你义正言辞说这话呢？
当然，清廷在这一点上同样是支持李鸿章的。作为一个已经走到腐朽末路的王朝，既要借重洋人的力量，又打心眼里看不起他们，清廷在各种态度之间的转换是极为自然的。
李鸿章说是这么说，但又不敢与戈登彻底翻脸，于是委托清廷聘请的洋人官员赫德给“常胜军”送去七万两白银的犒赏费。在将其中的一万两白银纳入自己囊中之后，追求“信义”的戈登闭嘴了。
杀降，这残酷现实的背后对于李鸿章苏州杀降的事，梁启超曾如此评价道：“杀降已为君子所不取，况降而先有约，且有保人耶？故此举有三罪焉：杀降背公理一也，负约食言二也，欺戈登负友人三也。”
但这杀降的残酷现实背后，真的会有什么道理与信义么？
什么是君子？大抵可以说是极其讲究仁、义、礼、智、信的一类人，这些该是衡量一个君子的道德标杆。
那么自春秋战国以来的战争之中，会有君子么？有是有，不过基本都是输家。
《孙子兵法》就说了：“兵者，诡道也。”
在淮军兵临苏州城下之时，不管是李鸿章，还是郜永宽，所有人都面临着人生的抉择。这种生死攸关的关口，李秀成“走为上策”是一种明智，郜永宽“寄希望于‘讲信义’的洋人”是一种天真，李鸿章“永除后患”是一种狠辣。
而事实也证明了，在残酷的战争之中，心狠手辣是一种必要。
当然，杀降并非什么好事，也不是解决隐患的唯一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