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安是仅有的两位单独授衔的上将之一,他历经多场著名战役,解放济南便是与许世友将军携手取得的胜利。两人被誉为“山东双雄”,均为毛主席麾下的勇猛将领。
1936年,许世友被任命为红四军军长,王建安则任政委,两人紧密合作。但张国焘事件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变动。
当时,众人对张国焘的批判牵连了许多无辜者。许世友得知后,在会上怒斥批评者。他本意良善,不愿众人因张国焘受牵连,共同背负不应承担的责任。
许世友为张国焘辩护,遭人嘲讽为同伙,他愤而住院。期间,他深思熟虑后突发奇想:革命为何非得在延安?回老家根据地同样能干!
许世友的提议得到众人响应,包括王建安。但王建安随后认识到此举违犯军纪,便迅速将情况上报给了上级领导。
随后,许世友遭捕并被囚禁于窑洞。因此,他长期误会王建安为叛徒,两人断绝往来,未能并肩作战。直至解放战争时,经毛主席调解,二人才和好如初。
1952年,王建安带领第九兵团赴朝作战,多次发起攻势,战绩显著。但至1954年,因长期高强度工作,他身体状况恶化,只得回国接受医疗。
1955年授衔时,王建安因性格因素未获上将军衔,该决定被搁置。但鉴于其出众能力,经多位领导力争,他终于在1956年成功被授予上将军衔。
之后,王建安陆续出任沈阳、济南及福州军区的副司令员,尽管长期处于副职,他毫无怨言,始终兢兢业业,勤勉工作。
王建安常言:“领导者若高高在上,久则脱离实际,沦为瞎指挥的官僚。”这既告诫他人,也自我警醒。
叶帅曾赞扬他淡泊名利的品格。这种不慕虚荣、不求功名的态度,深受叶帅的认可与称赞。
1972年,久居家中的王建安获重用,转至福州军区任副司令员。抵福州时,他受到冷遇。时任军区领导的韩先楚直言:“即便是周总理亲临,我也不会出面迎接王建安。”
共产党素来重视组织纪律,不容党内存在不良风气,强调一切行动需遵循中央指挥,确保党内秩序井然。
韩先楚在战场上屡建奇功,对革命事业贡献卓越。授勋仪式上,毛主席特别表彰韩先楚,并授予其上将军衔。
韩先楚宛如革命中的机动砖石,随需而动,亦是新中国的锐利武器。他坚守祖国所需之地,遵循毛主席指令,镇守东南,对抗蒋军,使蒋介石反攻大陆之梦破灭。
这位深受国家、人民、党和毛主席信赖的大将军,为何会异常地回绝中央的人事调配,不同意王建安做他的副司令员?
王建安与韩先楚之间并无过节,他们是共同参与黄麻起义的革命老友。韩先楚对这位资历更深的革命前辈始终心怀敬畏。
韩先楚觉得,让革命前辈王建安来福州军区做副职,有些大材小用。
另一方面,韩先楚在王建安之前已接纳了久未任职的上将陈再道。若王建安再加入,福州军区上将人数将达三位,这或许会给韩先楚的工作增添些许不便。
韩先楚虽初拒王建安来福州军区的提议,但念及其若不来或将闲置家中多年,且建功立业乃将军之梦,遂韩先楚毅然决定,还是邀王建安至福州军区。
随后,韩先楚亲自迎接王建安,诚恳地说:“老首长,委屈您来福州军区任副司令了。”同为开国上将的他们,在军区共事时关系和谐,共同推动了福州军区成为当时共和国顶尖的军区。
1975年,毛主席任命王建安为中央军委顾问。王建安随即投身军队现代化建设,1976至1980年间,他每年外出四五个月调研,遍访大江南北。但随时间推移,他的身体日渐虚弱。
王建安身为高级领导,以其正直品格和清廉作风深得人心。这位战功显著、大公无私的将军离世后,遗憾的是,竟无一人前来吊丧。
1980年7月25日,王建安上将在北京逝世。一个月后,他的老部下和战友们得知此消息,向将军夫人表达不满,称其离世太过冷清。其子亦感慨:“父亲从未去过301医院,却最终在那里离世。”
王建安生前低调,逝后亦不愿给他人添扰。病重时,他嘱咐家人后事要一切从简。按他的遗愿,家人未办追悼会,不送花圈,不告别遗体,不通知老友,也不请人护送火化,并将遗体捐给医学研究。
王建安将军一生秉持实事求是,严于自我要求,全心奉献给人民和国家。他的事迹值得我们永远铭记,我们应向这位杰出的英雄表达最深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