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一所公立医院都会有医务部。医务部主要是管理各科室各项医疗安全制度，处理医疗纠纷——这是官方说法。直白一些，就是处理“扯皮”的事情。

今天的故事来自广西一家医院医务部的典主任，事情发生在前几年，典主任刚到医院的时候。那时，他还不是主任，大家叫他小典。

“让老子顶锅，做你娘的梦去吧！”医疗设备科的华科长拉着脸，骂骂咧咧地从医务部办公室冲出来，身后的门“砰”地一声。

我手里捏着院长交代送来医务部的材料，在门口小心试探，邹主任招呼我进去。

他接过我手里的文件，说：“你如果没事就跟小贾一起去内科病房看看吧。事情让他跟你说，免得我跟院长汇报的时候要再说一遍。”

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一头雾水，就已经被办公室的小贾推着出了门。

小贾带我来到精神专科的内科病房，这个病房很小，只有四张床，平日里暂时收治同时患有心血管等疾病的精神病患者。

小贾拿着手机，一顿狂拍。除了小贾拍的床位，其余三张都撤掉了床单，应是久未有人住。

床头斜放着一个护理盘，几个已经启封的药瓶，应该是护士没来得及拿走。床边竖着一个老式的氧气瓶，阀门紧闭。床的围栏上，散落着几个解开的约束带（一般是拿来约束不受控制的精神疾病患者）。

旁边有几台仪器，最显眼的是一台呼吸机，线管散乱地搭在床上。小贾围着它，说要把每一个细节都拍到，嘀咕着：“到时候还不知道让谁顶锅呢！”

我按捺不住问，小声问他：“是不是出事了？”

他微微点头：“这个患者是精神分裂，又是肺癌，常规的吸氧已经满足不了他的需要，所以要靠呼吸机来维持。本来说好了，等市院能空出一张床，他就转过去。

“可今早查房，呼吸机不知道怎么停了……现在，尸体在太平间。我们这病房里又没监控，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你懂吧？”

我似懂非懂，又问：“那华科长是……？”

小贾叹了口气：“哎，邹主任其实是好意，想说趁事情还没发酵，看看问题……是不是出在呼吸机上，反正医院最后肯定是要赔偿，大家伙都保个名声吧。”

我恍然大悟。难怪华科长这么大火气。

像我们这种精神专科医院，用到呼吸机的机会不多，一般也就是拿来应急。这台呼吸机是新到的，华科长全程负责。如果“问题”出在呼吸机上，他八成要受牵连。

但就刚才华科长的表现来看，他显然不想背这个锅。

事情很快发酵，第二天，医院里个个都在议论这件事。还有个更意外的消息传出来——死亡的患者，竟是后勤科安姐的公公！

一大早，院长召集牵扯到的各个科室主任开会，我坐在后面做记录。

院长清了清嗓子，“我就问一句话。是意外，还是人为，你们心里有没有谱？”

没有人敢接茬。

院长叹了口气：“行吧，内部先查！医务部负责。”

“对对，先查，都别瞎猜，黑的白不了，白的黑不了。”内科胡主任立即接话，大伙嗡嗡一阵附和，这个会便索然无味地散了。

院长单独把邹主任留了下来。“小邹，难不难办？”

邹主任苦笑着摇头：“设备科检查过了，呼吸机是好的，不可能是设备的问题。现在，如果硬要对外说是意外，肯定站不住脚。再说，死的又是咱们医院职工的家属……不好搞啊。”

“行吧，”院长沉沉地点头，而后指向我，对邹主任说，“这小子嘴严，也机灵，有什么情况我不在，让他帮你。”

中午的时候，邹主任通过医院的电话，把消息告诉了正在轮休的安姐。我们煎熬地在办公室等着。

“咚咚”！门被敲响，我心也跟着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是安姐！她一进门，就急匆匆扑到桌子面前，大声哭嚎：“人呢……啊？还有救吗？”

不等我们有什么反应，她的身子忽然坍塌一般，顺着桌沿滑下去。邹主任神色一紧，勾着安姐的腋下，疾呼：“安姐！安姐！千万别激动啊！”我也反应过来，赶上去帮手。

邹主任微微摆过头，我顺着他的眼神看过去，只见外面还站着一个男人，大约40多岁，他是安姐的老公郑哥。只见他顶着很重的黑眼圈，脸色蜡白。

屋子里来回交织着安姐的哭嚎和邹主任的劝慰，随着安姐越发抑制不住情绪，我明显感觉到身边的郑哥呼吸也越发急促。

最后，邹主任猛地一拍手，对安姐说，“你们放心，院里肯定一查到底！该负责的一定要负责，该赔偿的一定会赔偿！”

安姐声音微弱了一些，郑哥的呼吸也平稳许多。

安姐抹了把脸，对邹主任说：“赔偿要按最高的标准来，我公公在这里住了那么久，从没拖欠过医药费，必须……”

“安姐，你放心。”邹主任接过话，“只是......现在还没个结果，怎么赔偿，要等结果出来。”

“别来这套！”安姐愤怒起来，“结果还不是你们说？你们就是想拖着，到时候随便打发我。”

郑哥的呼吸又急促起来，我倒了杯水给他。邹主任走到郑哥身边，拍了拍他的肩头。

“节哀。”

郑哥像被针扎般一抖，放下杯子快速走了出去，安姐瞪了我们几眼：“明天我还会来的。”跟着走了出去。

“看出点什么？”邹主任盯着门外，忽然问我。

那时候，我还是个没什么经验的愣头青，被邹主任问得一愣。

中午，邹主任叫来了当晚的值班护士小陆。陪着小陆来的是内科护士长。我按照邹主任的指示，在一边做记录。

邹主任清清嗓子，“当晚的值班记录，小陆你先口述，记得多少说多少。”

小陆低头不吭声。

“有什么问题吗？”主任往前探了探。

护士长抢着说：“不是，这小妮子当晚去住院部帮了一会忙，6点往后的记录是后来补上的，这不……”

“补上的？”邹主任一听，扶着额，仰天一长叹。

由于我们精神专科的内科病房就诊患者较少，甚至有时候没有人住院，内科的护士时不时会被调到其他病房帮手。

而且因为没有患者，很多时候，记录除了日期，其他都是千篇一律。所以后补记录很常见——虽然不合规矩。但今天，这个原本的小问题，却成了大问题。

邹主任很不客气地质问：“6点后的记录是后补的，那不是告诉别人你离开过吗？”

“我以为……我以为……”小陆埋下头，哭出声来。

邹主任又开口：“你这……我们就很为难了呀。”

“不关我的事，是……”小陆整个人滑到地上，大声哭嚎起来。

“叮铃铃铃铃！”桌上的电话突然响起。邹主任一把抽起听筒：“又怎么了！！”

所有人都能听到话筒里语气的急促，邹主任眉头皱紧，大声呵斥：“保安是干什么吃的，等着！”

护士长带着小陆先回了科室。我跟着邹主任匆匆跑下楼。医院大楼外已经炸开了锅——只见安姐举着公公的相片，披麻戴孝坐在大楼门口。

邹主任招呼几个保安把安姐团团围住，蹲在她身边细语耐心地劝。但安姐使劲在人堆里像是要跳出来，她高高地把相片举起来：“谁敢碰试试，我今天撞死在这里！”

邹主任神色缓缓平静，他退几步，挥手让保安们散开：“好，既然你不相信单位会给你一个公正的结果，那咱们现在就报警，让警察来查，我在这里代替院长跟你保证，医院全力配合，绝不藏私。”

安姐左右环顾，不同意报警，一屁股坐在照片上，拍地大哭。

回到办公室后，邹主任口述，我写报告。写了不到几句，他的手机响了。

邹主任拿出手机看了看，迅速塞回兜里：“先不写，走，跟我去内科老胡那儿看看。”

“老胡！”

还未进门，邹主任先大喊了一声。胡主任从电脑后面探出头，看清人后，立即起身：“哎，邹哥！来，坐坐坐！”又着急忙慌地倒了一杯水，笑呵呵递到他手里。

邹主任神色凛起，“老胡，咱俩十几年的交情，我不跟你客气了。我知道你跟安姐有点不和，事出在你科室，关于她公公的死，你知道多少还是跟我说一下。”

胡主任惊慌失措，委屈道：“老邹！你这不是血口喷人吗？你去问问，这两天我公休，人都不在办公室，怎么会跟我有关系！”

看着他那神态，我也觉得邹主任问得不妥。

“我又没说什么。”邹主任端起杯子再抿一口。

胡主任哼了一声：“东西都在，邹主任你想查就查，反正跟我没关系。”

他们一直沉默，最后邹主任挥手示意我起身离开。

路上，他又问我那个问题：“看出点什么没？”

我忍不住抱怨了一句，“什么跟安姐不和，什么他知道点什么，我真不知道您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他鄙夷地看了我一眼：“亏得院长还说你机灵，猪也该看出点什么了啊。”

接着，他跟我讲了一件旧事。

安姐和胡主任，是同期来院的员工，当初我们精神专科要设立内科时，负责人本来定的是安姐，但最后成了胡主任。

“老胡当时升了主治医师，安姐几次考试都没考过，当不上哪能怪人家截胡。”邹主任解释道。

安姐没当上主任，慢慢退下了临床一线，最后去了后勤，负责物料的分配。平日里，为“报复”胡主任，安姐时常拖发、漏发本该分给内科的物资，借此表达内心的愤懑。

可我还是有点不明白，他们不和，跟患者的意外死亡有什么关系？邹主任掏出自己的手机，递给我，“你看。”

这是一条短信，内容是：事发前一晚，安曾到内科见胡，有过争执。发信人：陆。

我脑子“嗡”了一下——安姐的公公在胡主任那里吊着命，这个时候干什么要去跟他吵？

“我们先拖几天，到时候自然有人着急。”邹主任胸有成竹的样子，扭头回了办公室。老实说，我并不喜欢他说话说一半，似乎了然如胸的傲娇样子。

三天之后，“不可收拾”的局面来了——安姐又带着她公公的遗像来了医院。这次她没有坐在医院门口，而是在内科的走道里支楞起一张折叠床，抱着遗像躺在上面。

内科打电话来时，邹主任口头上说着马上到，但放下电话，他先给自己倒了杯水。

“邹哥，咱不去啊？”

“急什么？”他慢条斯理喝着水，“等她和胡两人彻底撕破脸，不可收拾的时候再去，这才有用。”

这时，我的手机响了，胡主任打来的。

“老邹呢？怎么不接电话，别他X拖了，快让他来！”

当我们赶过去的时候，只见安姐赤脚站在地上，拿鞋“梆梆梆”砸着胡主任的门。

“缩着就行？滚出来！”

邹主任一脸无奈：“安姐，你这又是干嘛？”

“呸！”安姐回头猛啐一口，又回头继续砸，“我要干什么？多少天了啊？不给个说法，内科、医务部、院长办公室，老娘一个一个门砸过去！”

邹主任脸上丝毫没有被激怒的模样，反而很耐心：“安姐，再给我两天，就两天，行不行？”

“两天？”安姐没有停止砸门的意思，“两天好给你们时间商量对策？”

邹主任往前探了一步，附耳小声对安姐说了句什么，砸门声停了：“好！最后再给你们两天！”

劝走安姐后，邹主任对瘫在椅子上的胡主任说：“老胡，再不跟我说真话，这屎盆子就只能扣你头上了。”

胡主任一个激灵立起身子：“跟我有个屁关系啊！”

“那她出事前一晚找你干什么？！”邹主任厉声发问。

“这！”胡主任神色一滞，“哎……”

原来，安姐那天找胡主任的目的，是想停了她公公的呼吸机，放弃治疗。

“病情好不容易稳定下来，他们自己也签了家属告知书，等着转院，老邹你说，这个时候谁敢答应她？”胡主任委屈至极：“所以，我自己给自己放了两天公休假，不就是想躲着嘛！”

“那前几天你为什么不说？”

胡主任压低嗓子：“我跟她有矛盾，你不是不知道。这个时候去说这个，那不是端起屎盆子往自己脑袋上扣吗？”

邹主任喟然一声长叹：“哎，老胡老胡，你糊涂啊！”

医院侧门的老榕树下，邹主任把烟头摔在地上，跟我吐槽：“老胡真是个猪，又蠢又笨！早说出来还能有点余地，现在安姐都闹了两回，理都占全了，谁还信我们的话。”

一阵老土的电话铃声，邹主任手机响了。他使劲地在兜儿里掏来掏去，看了一眼来显，猛地把手机贴上耳朵，异常惊喜：“找到了？好！”

邹主任一巴掌拍我肩上，“走！跟我去保卫科！”

到了保卫科，安保队队长指着监控屏幕：“邹哥你看，就这儿。”

我也把头拱了上去。视频里的场景，正是医院大楼的侧门，时间是事发当天的早上6点多。侧门有两个身影，一男一女，女的明显是安姐。

视频里，两人大约出现了半分钟，男的拉着要进门的安姐，而安姐扒着手不断挣扎，大约10来秒后，安姐指着男的怒骂了一会，那男的就松手离开了。

“这男的......有点眼熟啊。”邹主任皱着眉，眼睛都快贴上去了。

“这不是郑哥吗？”我一眼就认出来，“她老公啊！”

“你确定？”

我又凑上去仔细地看了两眼，很笃定地说：“是他！”回到办公室，我俩把事情整理了一番。

事发前一晚，安姐找过胡主任，要求停止对公公的治疗，胡主任没同意。事发当天一大早，安姐和他老公出现在医院侧门。

我去后勤科查过考勤记录，安姐当天应该是上班，但她与人换了班，是轮休，按理来说，她不应该出现在医院。

“这......啧！”我有点兴奋，“我感觉咱们现在是福尔摩斯上线了！”

“兴奋个屁！”邹主任斜眼望向我，“你看到她进内科了？”

“这不是......？”

“是个屁！”邹主任拍了拍大腿，“还有最后一步，就看行不行了。”

邹主任说的最后一步，是私下先找安姐丈夫郑哥出来面谈。

他花了大约半个小时，给我讲了一大堆与郑哥谈话的要点。什么坐姿啊，禁忌词啊等等。

这让我以为，单独把郑哥约出来会很难，没想到一个电话就搞定了。“那个，郑哥啊，如果可以，先不要跟安姐说。”我很难为情地补充了一句。

“嗯。”回复很简短，他挂了电话。

谈话的地方，选在医务部隔壁的一间空房，里面常年没人。郑哥还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半蜷在靠背椅里，没有先开口的意思。

那年，我才26岁，没什么社会经验，对人情人性，并没有什么透彻的了解。

我看着郑哥那样子，不知道为什么涌出一阵强烈的同情。邹主任教的那些“循循善诱”的说辞，我着实不知道怎么开口。

于是，我拿起视频的截图，递给了他看：“郑哥，其实，事实我们都了解的差不多了......”

他死死盯着手里的截图，越凑越近，越凑越近，猛地一把按在脸上，突然，他仰躺着，先是大笑了几声，接着又抽搐般地鬼哭狼嚎。

守在外面的邹主任猛地推门进来，迅速走到郑哥身边，“你别太激动啊。”

郑哥终于冷静下来，弯腰捡起地上的纸，忽然好像变得无比轻松，摆摆手，示意我们他没事，说：“我跟她说过，这种事怎么瞒得住啊！”

原来，事发当天，安姐确实去过内科，目的就是扒掉郑哥的父亲——她公公的呼吸机。

“她以为换了班，内科也没有监控，所有的计划天衣无缝，回来的时候还安慰我，说偷偷进去的时候一个人都没有。”郑哥说得慢条斯理，十分清晰。

“我还是要问一下，你确定，她亲口说，停掉呼吸机？”邹主任追问。

郑哥看了看窗外，像慢慢泄掉的气球：“我......有必要说假话吗。”

“你可以把她拉走的啊？”我有些愤怒。

郑哥看向我，眼神很轻：“要不是有孩子，我也会跟我爸一起走，你懂吗？”

我本还想说什么，邹主任按住了我。

后来，邹主任把郑哥送出了门后，我掏出了口袋里的录音笔，递给他——这是一早准备好的。

“你准备怎么做？”我问他。

他慢慢塞回自己的口袋，“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与安姐的两天之期到了，邹主任主动给她打了电话。

安姐夹着镶了框的遗像进门的时候，明显愣了一下——因为办公室里依旧只有我们两个人。

她一只脚跨在门外，“你们能做主吗？不是又准备拖几天吧？”

邹主任亲自给她拉了一张椅子：“放心吧，咱们今天解决。”

她甩了甩头坐下，把手里的遗像随手放在凳脚，抱着双臂：“怎么个说法呀，是我自己去闹，还是你们爽快点赔？”

“安姐！”邹主任有点怒了，喊了一句。

但安姐根本没有领会到邹主任内心的急切，态度依然嚣张：“怎么个意思？”她微微站起身子，带动了凳子，遗像“啪”地倒在了地上。

邹主任拿起那两张监控截图，递到她手里。

只看了一眼，安姐就突然泄了气，她使劲把纸砸在地上：“这能说明什么？能说明什么！”

这时，我拿出录音笔，放了郑哥亲口承认的那段话：

“‘你确定，她亲口说，停掉呼吸机吗？’”

“‘我......有必要说假话吗？’”

安姐慢慢张开嘴，摇着头，无声地笑。她的五官紧紧凑到一起，渐渐地，咽喉里发出闷憋的呜咽声。她低头看见地上的遗像，猛地嚎啕大哭。

邹主任和我都不忍再说什么。

安姐这样做的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她的公公，是一位老年精神分裂患者，同时患有风湿性心脏病。

这样同时有躯体性疾病的老年精神病患者，用药要极其谨慎，同时也要预防着很多意外情况，治疗的费用比一般的患者大很多。

安姐在后勤科的收入并不高，郑哥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人，每个月大几千的住院和治疗费用，再加上两个读书的孩子，他们的经济压力一直很大。

2014年，安姐的大儿子上高中，成绩不够，需要一笔“择校费”。但在这个时候，公公又得了肺癌，这对他们家简直是雪上添霜。

安姐抹了把眼泪，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问我们：“作为医务人员，我们比谁都清楚，像这样的病人，继续治下去，最好的可能也不过是多活个几年！

“可别忘了，他还是个精神分裂症患者！多活一天，就是多遭一天的罪。无论是他还是我们，这都是煎熬啊！何况我们家已经欠了一屁股的债，这个时候，治还是不治？”

我与邹主任不约而同地低下头，没有再问。如果同样的状况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也不能保证，自己就能十分完美地处理好。

后来，我问邹主任，“假如，一个患者已经需要用仪器来支撑生命，甚至所有人都知道他救不回来了，医院是否会劝家属放弃治疗？或者说，家属是否可以主动放弃治疗？”

邹主任说，“如果是我，我只会强调这类生命支持仪器对于患者现下的重要性，最多说一下撤销后会有什么后果。”

事后，我将整件事写成报告，交给了院长。

“报警？”院长征询邹主任的意见。

邹主任眨了眨眼：“报！”

无疑，患者在饱受病痛折磨的时候，他们的家属，也在饱受折磨。可是，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轻易去结束别人的生命，这是对生命的尊重，也是生而为人的基本。

等待安姐的必将是法律的严惩，而当日值班的护士小陆也因擅离职守受了处分。

经此一事，在后来的工作中，无论是防范于未然，还是处理各类医患纠纷，我都时刻提醒自己：任何时候，我们都要谨慎再谨慎，因为我们是医者，人命关天！

作者 | 金多多

看了今天的故事，你们对安姐的所作所为，有何感想？或者你们是否也面临过安姐这样的现实问题？可有更好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