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革命领袖刘志丹和谢子长的恩怨

南昌起义后，陕西等地发动武装暴动。陕西自然条件恶劣，人口稀少，土匪多。刘志丹和谢子长因理念矛盾分开工作，后汇合成立西北抗日同盟军，但矛盾爆发。谢子长临终前将西北武装重任托付给刘志丹。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在上海发动“四二二”大屠杀，“七一五”，汪精卫在武汉有样学样。

被逼的没办法，八月七号开会要在全国各地发动武装暴动，开展苏维埃革命。

秋收起义的事儿就是这个时候定的。

秋收起义，大家都觉得是教员在湖南搞的秋收起义。

其实秋收起义不只是湖南这一个地方搞。

是在秋收的时候发动起义，全国各地都要搞。

只不过其他地方搞的不怎么成功，甚至压根就没搞。

我们今天聊的陕西，就属于搞的不成功的省份。

现在聊起陕西，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西安古都，大唐不夜城，咸阳阿房宫，秦始皇兵马俑。

旅游业搞的风生水起。

但是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候，陕西苦呀。

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那个地方不苦？

那我只能说陕西比南方更苦。

从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一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

这五十年，陕西从来就没安生过。

大约每三年陕西就会发生一次严重旱灾。

1928年到1931年更是严重、鼠疫、霍乱轮着来，有些时候还搭配着来。

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陕西人口极其稀少。

1923年的时候榆林十一县一共72万人，到1929年只剩了三十多万，六年干没了一多半。

泾原六个县1928年的时候只有31万人。

再加上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在陕西就只是个口号。

人都没有，田分给谁呀？

再一个咱陕西的汉子也不是种庄稼的人呀。

一直都说湖南这边民风彪悍，土客籍矛盾，械斗什么的，要我说跟咱陕西汉子比，就是个弟弟。

如果说湖南那边是民风彪悍，那咱“老秦人”就是武力充沛。

因为咱们是有传统的，远的不说，从大清朝的时候开始讲。

看辫子戏的都晓得陕甘回乱。

当时湖南人左宗棠带着潇湘大地的士兵在西北一顿乱杀，整整搞了十来年。

最初的时候，左宗棠确实带着老家过来的士兵，打到后边还是得依靠当地的团练。

再一个左宗棠不只是带了潇湘大地的士兵，和士兵一块过来的还有哥老会。

帮会势力不就喜欢这些个又穷又偏的地方吗？

西北当地的人为了吃饱饭，那只能加入哥老会。

当时的帮派势力除了贩盐、贩烟、贩武器也没啥好贩了。

但凡粘上这三样的一样，武力不充沛能行吗？

电视剧《一代枭雄》不就演的这个事情吗?

八七会议之前，我党只注重农运、工运，咱陕北这边别说工人了，农民也没几个，都想在道上当大哥。

八七会议之后，开始注重兵运，咱陕北啥都缺，就是不缺土匪。

当地的组织也结合地方特色，把匪运也当成兵运的一种。

陕西自然条件恶劣，人口少、土匪多也不是一点好处也没有。

其他根据地或多或少都发生过到底是要在城市发动暴动还是在农村打游击的路线之争，陕西这没有。

当时陕西的大城市满打满算也就西安和榆林两个地方。

榆林去北京比去西安方便的多。

城市暴动总不能在榆林拉一波人去北京吧？

当时我党在陕西主要有三块地盘，一个是陕甘边界，代表人物就是我们今天聊的刘志丹。

另外一个是陕北这块，代表人物是今天要聊的另外一个人，谢子长。

还有一个在渭北，代表人物是黄子文，因为一些关系黄子文不怎么提了。

接替黄子文的是老太爷，老太爷后来和刘志丹走的比较近，所以也不怎么单独提了。

陕北的榆林中学在近代史上和云南讲武堂在云南的地位差不多。

因为陕北和黄河对面的山西挨着，去北京又比较方便，所以和北京的渊源比较深。

陕北的党组织和陕西省委不存在隶属关系，甚至有段时间是直接归河北省委管。

陕甘这边就不一样了，他比较单纯一直归陕西自己管，

陕甘和陕北的这个地缘关系和他俩的组织关系，影响了后来刘志丹和谢子长的关系。

两人都是榆林中学的同学。

毕业后，刘被陕西组织安排去黄埔军校接着学习，后来参加了北伐。

先是在冯玉祥部队呆了段时间，四一二之后被遣送。

然后变成了刘交通，往返沪陕。

很显然，刘的组织关系一直都在陕西本地。

谢在榆林中学没毕业，就回家办小学，没搞两天先是过黄河去了山西，考上了阎老西儿的山西学兵团，一年后在北京入了党。

从北京回到老家办民团干上了团总，然后和李象九一块在挂在国民党的队伍里练兵。

所以谢显然和北方组织关系密切。

渭华暴动失败后，陕北特委成立，刘是军委书记，谢的军委委员，刚开始两个人的思路一致，都想在军阀那挂牌建军。

挂牌建军失败后，两人产生了分歧，刘抛出了三色理论：

「红色」是指组建工农武装。

「白色」是指在国民党军阀部队中做兵运工作。

「灰色」是指做土匪武装工作，收编山大王，改造哥老会。

「红色」和「白色」都是八七会议后中央向各地提出的要求。

而在对土匪这事儿，1928年六大是这么定的：

「暴动前可以同他们联盟暴动后则应解除其武装业消灭其领袖。」

我们之前写的袁文才就是看到这个文件才溜回井冈山的。

谢子长对于前两色是认可的，至于灰色，在三道川心凉了。

所以，两个人因为理念上的矛盾，就分开工作了。

刘回了老家去搞匪运，谢派阎红彦去山西做「红色」工作。

刘回到陕甘那是如鱼得水。

刘父亲刘老太爷本身就是金汤镇的团总。

隔壁吴起镇的团总张鸿儒是刘老太爷的拜把子兄弟。

当地的驻军谭世霖又是张鸿儒的老相识。

刘刚到家就通过哥老会龙头大哥马海旺介绍加入了哥老会，一入会就是二把手。

当然了，刘同志不可能仅仅是为了二把手去的。

靠着我党优秀的统战能力，半年，只是半年。

马老大的这帮兄弟就变成了一支革命队伍。

然后刘又盯上了土匪赵连壁。

这个赵连璧既是他家的长工又是他的姑表亲。

后来的南梁游击队就是以赵的班底组建的。

看看谢这边。

谢在自己家乡拉起的队伍早在清涧暴动之后就被打散了。

跟着他的阎红彦、白锡林虽然都是谢的老乡，但是并没有其他的关系。

阎红彦在山西搞了个晋西游击队。

阎老西儿对本家下手那是一点都不软，阎红彦在山西待不下去就带着队伍回到了陕北，顺道收编了烟贩师储杰。

1931年10月底，阎的晋西游击队和刘的南梁游击队汇合。

在没汇合之前，刘为了获取军需，准备接受陈珪璋的收编。

汇合后谢子长死活不同意，坚持要用红军自己的旗号。

刘见一时半会也说不通谢，提了个建议。

为了增强凝聚力，提高战斗力要两支游击队的主要人员拜把子。

谢执拗不过，只要同意，刘马上张罗香案，准备鸡、酒。

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白锡林、赵连璧他们几个磕了头，喝了鸡血酒。

刘还像模像样的写了个金兰谱。

虽然头是磕了，但是打啥旗号的问题还是没解决。

在上级部门的参与下打出了西北抗日同盟军的番号。

谢当总指挥、刘当副总指挥，一共600来人，200多条枪。下边两个支队，一个警卫大队。

师储杰和刘志丹分别担任支队长，白锡林担任警卫大队长。

虽然旗号的问题解决了，但是两个人的矛盾爆发了。

主要是在部队纪律整肃上边，原来的晋西游击队(编在一支队和警卫大队)纪律较严，谢主张对成份复杂、不可靠的人

该缴械的缴械，该解散的解散，该枪毙的枪毙。

南梁游击队(编在二支队)的纪律比较松散，刘主张采取教育、改造为主的办法，不堪改造者予以个别清理。

加上阎红彦去西安搞回来了一批弹药，大部分都给了原来的晋西游击队，造成了枪支分配严重不均衡。

原来的晋西游击队不到两百人一百多条枪，南梁游击队加上师储杰四百多人也是一百多条枪。

晋西游击队的看不上南梁游击队的，南梁游击队的自己也憋着一股气。

两支队伍的冲突的导火索是一百多头毛驴。

南梁游击队的拉回来了一百多头毛驴，说是打土豪搞的，晋西游击队的说是抢的，具体怎么来的我也不知道。

晋西游击队的觉得这种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绝对不能容忍，谢下定决心要缴了南梁游击队的枪。

同盟军党委在不通知刘的情况下秘密开会，决定清楚队伍中的部纯分子，打出红军的旗号。

会后，谢集合全部队伍，晋西游击队和师储杰包围南梁游击队，当场击杀赵连璧。强迫骨干离队。

师储杰一看这种搞法，第二天就溜了投敌。

谢刘双方很克制。

行动前，谢、阎明确表态，杀赵可以，但是绝对不能动刘。

事情发生后，刘一直沉默以对，没有做出激烈的反应，只是事后单独向省委反应。

甚至有人回忆说事件发生的当天，刘、谢还睡在同一张炕上。

刘去省委反应情况后，谢成立了陕甘红军游击队。

从陕甘红军游击队一直到后来的红二十六军，领导层就没稳定过。

先是32年4月份省委书记杜衡撤销了谢的职务，把部队分成第三、五支队。

三支队长刘志丹和政委李杰夫去郴县，五队长阎红彦和政委黄子文去三原。

谢子长调去甘肃。

6月下旬，游击队在韩城失败，两个支队的政委都要把部队拉到三原，刘认为三原是平原，应该上山。

双方僵持不下，黄提出意见愿意南下的南下，愿意北上的北上，刘也没有反对。

就在部队准备分家时，在外打游击的阎回到了部队，坚决不同意分家。

后来开会讨论，在刘的支持下，同意了阎维护部队统一的意见，阎因此干上了总指挥。

看看我们红军同志的格局，只要的为了队伍好，摒弃前嫌又如何。

阎干总指挥没多久，8月份的时候，省委派了个政委过来，这个人不干正事还瞎指挥，导致部队三战三败。

8月下旬省委没有办法，把这个政委撤回西安，调谢子长回来继续干总指挥。

12月中旬，杜衡又来到了游击队，把游击队改建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下辖第二团。

并且对谢、刘、阎一顿乱批。

说什么逃跑主义、土匪路线、右倾机会主义。要把谢、刘、阎全部撵出队伍。

自己兼任团政委，让原来的班长王世泰干团长。

在杜要把将刘谢同时赶出部队的时候，谢主动提出把刘留下来。

新任团长王世泰，也坚决提出在刘谢两人中至少得留下一人帮助他工作。

杜最后同意把刘留在部队干政治处长。

而谢、阎则被派往上海临时中央受训。

谢能够在与刘同处困境时，把刘作为红二十六军真正的舵手来托付，说明他在关键时刻对刘还是信赖的。

还是那句话，格局。

刘谢分手后，杜衡强令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华，结果惨败。

33年7月，杜在西安开会时被捕投敌，红二十六军与上级失去联系。

刘辗转回到照金，和王泰吉、高麻子等人一起成立了照金第四十二师。

建立起以南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

这个时候刘的政治和军事才能得以充分施展，进入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

谢、阎到了上海后，马上又被派到北方从事兵运，但是工作不顺。

33年谢再次回到了陕北，而阎34年的时候被派往莫斯科。

谢回到陕北后组建了陕北游击队，打下安定后，南下南梁和刘汇合。

而这时候与上级失去一年联系的刘等到的是上级的指责。

上级指责红二十六军是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枪杆子万能,部队有浓厚的土匪色彩。

红二十六军那个委屈啊，这种无视南梁根据地辉煌成就的严肃指责引起了陕甘方面的普遍反感。

会议又决定免去高麻子在红四十二师的政委职务，由谢兼任。

刘在会上的反应和当初枪杀赵连璧的时候一样，沉默以对。

一个月以后，谢在战斗中负伤，养伤期间他给上级写了第一封信，意思是要把刘调离红二十六军。

但是两个月后，谢又给上级写了封信，说：

红二十六军最近已彻底的转变脱离群众的倾向，坚决地开展布尔什维克的群众工作，获得很好的成绩。

为啥距离上一封信仅仅两个月，谢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弯。

和他伤势恶化有关，也和刘一贯的态度有关。

谢从8月负伤后一直坚持战斗，但到10月伤势愈来愈重，不得不离队养伤。

到写第二封信时，他的伤口已红肿流脓，加上咳嗽气喘，甚至不能睡觉和休息。

感觉自己可能要牺牲。

再一个，刘一直的高姿态对谢触动很大。

谢感念刘的人格和情谊。

1935年2月初，刘两次看望谢，讨论陕甘和陕北武装统一指挥的问题。

两人商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两地兵权。

自知时日不多的谢提名刘任主席，刘坚持由谢担任。

两人一再推让，最后谢以军事特派员身份强令刘担任。

2月21日，谢去世，刘接受统帅西北武装的重任。

但是没多久，红四的戴季英他们到了陕北。

7月5日，朱理治到达红二十六军驻地，开始陕北肃反中。

刘志丹、高麻子、老太爷被关入监狱。

10月下旬，到了吴起镇的毛先生了解到陕北肃反情况后，派王首道去瓦窑堡传达停止肃反的命令。

11月7日，刘在经过审查后被释放。

12月30日，刘任新成立的红二十八军军长。

尽管刘谢在多年的革命过程中形成了曲折复杂的关系。

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谢郑重地把统帅西北武装的重任托付给刘。

以刘的威望和人格力量本来足以整合陕甘和陕北两支革命力量，可惜天不假年。

1936年4月14日，刘在谢去世一年多后意外地在山西三交镇的战斗中牺牲了 。

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后，刘在南梁时期的重要追随者高麻子成了西北革命的领头人。

后边就是另一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