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小子怎么还没对象？都当兵几年了！＂连长王建军拍着我的肩膀说。我羞赧地低下头，谁知这句话却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1983年的秋天，钢厂家属院的筒子楼外飘着煤烟味，远处高炉的火光映红了半边天。
我家那间十几平米的房间，破旧的衣柜占去四分之一的地方，剩下的空间挤着一张双人床和一张单人床。墙上的墙纸都发黄剥落了，露出斑驳的水泥墙面。
爸爸是钢厂的车间工人，整天和机器打交道，手上的茧子厚得像树皮。下班回来时，工作服上总是沾满铁屑和机油。
妈妈在纺织厂做织布工，经常加班到深夜。她说纺织车间里总是灰尘飞扬，噪音震耳欲聋，可她从来不抱怨。
那天晚上，爸爸坐在床沿上抽着烟，昏黄的灯光下，烟雾缭绕着他疲惫的面容。＂当兵去吧，小强。你大哥上不了学去了煤矿，你要是也去工厂，这辈子就这样了。＂
妈妈在煤油灯下缝补我的衬衫，针线穿过布料的沙沙声格外清晰。我注意到她的手在微微发抖。
＂妈，我......＂我张了张嘴。
＂去吧，＂妈妈打断我的话，＂趁着年轻，多闯闯。＂她的声音有点哑。
就这样，我背着那个补了又补的帆布包，踏上了去部队的火车。包里装着妈妈给我准备的两身旧衣服，一双解放鞋，还有一包红糖。
火车轮子哐当哐当的声音，像是在敲打着我忐忑的心。车厢里挤满了去当兵的年轻人，有人在唱歌，有人在聊天，我却靠着窗户发呆。
分到通信连当报务员，开始可把我愁坏了。报务室里机器的嘀嗒声此起彼伏，别人飞快地敲打着电键，我却总是错漏百出。
＂这么简单的电码都发不好，你是猪脑子吗？＂教导员李国强第一次见我就是这么说的。他个子不高，但嗓门特别大。
我心里憋屈，晚上躲在被窝里抹眼泪。白天训练时手指都磨出了血泡，可还是坚持练习。天不亮就爬起来，晚上别人休息了，我还在那里敲打。
李国强大概看出了我的倔劲，一天夜里偷偷塞给我一个破旧的笔记本。封面都磨破了，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笔记。
＂这是我当年总结的。记住，咱们发报就是要一丝不苟，责任重大。＂从那以后，我跟他就成了无话不说的铁哥们。
1985年春天，我因为发烧去了医务室，遇见了新来的护士张美玲。她扎着马尾辫，穿着白大褂，眼睛弯弯的，说话轻声细语。
＂别动，我轻点。＂她给我打针时的手真的很轻，可我的心却重重地跳了起来。
王建军连长像是开了天眼似的，老拿这事打趣我：＂看你这个呆样，准是想护士了吧？＂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
他推了我一把：＂去啊，约人家看电影，发什么呆！营区后面不是有露天电影吗？＂
可这事并不顺利。美玲的父亲是县里机关干部，知道我是个农村出身的大头兵后，直接把门摔上了。
＂我女儿不能嫁给你这样的人！＂他的话像刀子一样扎在我心上。
美玲哭得眼睛都肿了，可还是偷偷跑来跟我见面。她说：＂我不管他们怎么说，我就认准你了。＂
＂你要是真喜欢美玲，就得有点出息。＂李国强指点我，＂现在部队也在改革，多学点文化没坏处。＂
我开始报名县城职工夜校，学习会计。每天训练结束后，骑自行车走十里地去上课。冬天的夜晚特别冷，风吹得脸生疼。
美玲也没闲着，白天照顾病号，晚上跟我一起看书学习。有时候下大雨，她就打着伞在校门口等我，我们就挤在一把伞下回营区。
她常给我带些水果，说是补充营养。有一次，我发现她手上的冻疮，心疼得不得了。
1987年，我们终于结婚了。婚礼在营区大礼堂办的，战友们七手八脚帮忙布置。李国强和王建军还特意去县城买了一台老式录音机放歌。
妈妈带来了一条红枣，说是要撒喜。美玲的父亲虽然还是板着脸，但到底来了，还带了一个大红包。
1992年，我转业了。凭着会计证书，进了县农业银行。刚开始也是手忙脚乱，晚上做梦都是在数钱。
美玲这时已经怀孕了，可还是经常熬夜陪我核对账目。她说：＂咱们是一家人，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从柜员到主任，再到支行行长。期间还考了研究生，学了金融管理。每次升职，李国强和王建军都从外地赶来庆祝。
最让我感动的是，美玲的父亲后来竟然主动给我介绍业务。有一次，他醉醺醺地拉着我的手说：＂我这个女婿，虽然出身不好，但是靠得住。＂听到这话，我的眼眶湿润了。
2023年，我刚办完退休手续。收拾办公室的时候，发现抽屉里还放着那本发黄的电码练习本。翻开书页，一股特殊的油墨香味飘了出来。
那些年轻时的记忆突然变得清晰：练习发报到手指发麻的日子，和美玲在雨中共撑一把伞的温暖，战友们的打趣和支持，还有父母含泪的期待。
昨天，部队老战友聚会，王建军还拿当年的事打趣我：＂记得不？就是我撮合你俩的！＂我笑着摇头：＂哪是你撮合的，分明是缘分。＂大家又是一阵哄笑。
夕阳西下，我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楼下来来往往的年轻人。突然明白：人生就像发报，看似平凡的日子里，也在传递着爱与希望的电波。
那些充满希望的日子，那些并肩奋斗的岁月，那些患难与共的情谊，都像一串串电码，永远清晰地印在我的记忆里，诉说着一个普通人的坚持与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