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作为高级动物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已有几百万年的历史，可作为阶级存在还不过数千年，这就能说明一个问题：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角度上，阶级并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恒存在的。

新中国成立的道路上，“打地主”一直都是个重要的部分，地主阶级犯下的“原罪”也并非20世纪才出现的，而是由来已久。

历史脉络决定了地主概念固化

春秋战国时期，每当打了胜仗后，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就会被分给有功之臣。

这种分配模式看起来是极为合理的，大家的战斗信心瞬间高涨，有些人的土地越来越多，干脆就投入市场买卖；那年头，私有制才刚刚出现，对于国家来说负面影响不算很大，反而还增强了国家实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地主阶级便由此诞生。

按照生产力的发展角度来看，这类新出现的阶级也曾代表新的生产力，他们所抵抗的便是过去的世袭贵族，成为地主阶级并非一个过于艰难的事情，只要努力，不论征战、经营，都能可能实现阶级跃迁。

从传承的角度来看，土地会被地主传给自己的儿子。

而从劳动的角度看，农忙的时候地主会专门请一些短工来干活，他本人便可不劳而获。

当两者结合起来，地主的儿子就再也不用劳动了，他们从出生开始就掌握着土地这个重要的生产资料；而短工的儿子还是得继续给地主干活，因为他们没有土地耕种，一旦停止劳作就得饿死。

地主做的各种事情，本身就是一种买卖，当买卖越做越大，小地主就能转化为大地主。

大地主本质上也是地主，当他们的财富、名望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就不满足于处理土地方面的事情了，而是要插手国家事务，争取更高的地位和更广阔的利润空间。

当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反倒是农民手中的财富越来越少了。

18世纪60年代，产业革命的发展推动了机械化工厂代替手工业工场，现代资产阶级发展的同时也催生出了一个高度集中、人口众多的无产阶级。

另一边，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为了逐利也与无产阶级形成对立。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分析过这种对立，认为物质利益的根本斗争就是不可调和的，两极分化是一种必然结果，持续下去势必导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加剧。

资产阶级立足于运营，而无产阶级则是直接与一线的机器大工业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代表的是先进生产力。

中国近代史的情况也有诸多类似的情况，就算没有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农民也是掌握先进生产力的先锋队伍，从古至今有个亘古不变的原理是：没有勤劳致富的大地主，所有财富都带有掠夺性质的原始积累，普通农民靠着两亩薄田养活一家还得纳税，很难成为地主。

历史上有这么多农民起义运动，他们的出发点并非求财，而是求生存。

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曾在中国进行过深入的调查，并在《中国震撼世界》一书中写下了农民对于地主阶层的满腔仇恨，这种仇恨从来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这么多年来被压迫、被残害后产生的怒火。

地主压迫农民，是追求利益，也是私心泛滥的结果。

若是从前追溯，很多地主都是在先祖时期完成的原始积累购买土地，最早时他们也确实能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但错就错在，人性的贪婪是根本无法被遏制的。

有了土地的地主会想要更多的土地，为了从农民那获得土地，他们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若是人家不愿意卖，地主就会千方百计把农民搞破产，最终不得不把土地低价卖给自己。

税收也是地主剥削农民的一种表现形式，就算上面有减租减税的政策，落实到地主这一层后，他们还是能够巧立名目，在中间中饱私囊。

地主阶级也并非对社会一点贡献都没有，近代史来中国曾涌现出诸多改革派，但他们没办法带领中国找到出路，所以他们不适合这条路。

找到出路的时候已经是在五四运动之后了。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些思想也与中国的革命运动初步结合。

中共的最早组织就是在工人阶级最密集的上海地区，陈独秀在这里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探讨中国社会改造等诸多问题。

1920年11月，《中国共产党宣言》被拟定，明确指出了道路： 要通过革命的阶级斗争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成立无产阶级政权。

在当时的环境下，宣言的具体内容没被发表，但这却作为了收纳党员的标准。

当时的中国工人不仅受到封建地主势力的压迫，还同样受到来自帝国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势力的压迫，为了生存下去，必然要走上革命的道路。

中国那时的工人是具有坚强革命性的，压迫阶级也不可能同意和平的方式。

从出现的一开始，中共便是区别于社会改良党的新型工人阶级革命政党，其成立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

此前的各种各样的改革、革命都无法解决好社会问题，这正是因为没有一个先进的政党来凝聚力量。

由于代表着大多数人的利益，打土豪分田地成为历史的必然。

地主，一定要被打倒

由于蒋介石带着国民党于1927年背叛大革命，大革命还是以失败告终。

结合现实情况，“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主席认为必须要去广阔的农村地区去，那里才是属于中共的天地。

10月，他带着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并创建了农村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

其实，国民党中的很多实权人物都是大地主的化身，他们必然要代表地主阶级利益，这就与马克思主义有着不匹配的情况，让这些手握巨大财富、权力的大地主在自己腿上割下一块肉，显然就是不可能的。

而那些被地主剥削的农民，才是最有可能成为革命的坚实臂膀的。

在湘赣边界，毛主席仔细调查了这里的土地状况，发现超过六成的土地只掌握在少数地主手里，留在数量庞大农民手上的土地可谓寥寥无几。

最初的“打土豪”就发生在1928年3月，红军在江西宁冈、大陇等地进行了分田的尝试，并没收了地主的土地进行重新分配，这对广大农民来说是做梦都不敢想象的事情，农民终于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土地。

为了看看效果，毛主席还在白泥湖乡查看分地的具体情况，当时有很多老乡正着急忙慌朝着乡政府的方向跑。

毛主席随机拦下了一位农民，问道：“老表，你这么着急要去哪里呀？”

老农嘴角的笑容都压制不住了，赶忙回答：“快去，去领分田牌。”

而那些在乡政府写分田牌的秘书已经两天没睡觉了，他累得连手中的笔都握不住。

毛主席上前关心，另一位工作人员赶忙说：“他实在写不动了，活太多了。”

于是，毛主席卷起袖子就给农民们写起了分田牌，那时大部分农民还不认识眼前这位伟人，只要是红军的干部，在他们的眼里都是“救世主”。

各县的分田工作足足持续了4个月才告一段落，土地分配也基本完成。

为了使得革命的成果得以维护，井冈山地区还出台了《土地法》，严格限制了分田的方式以及范围，比如“能劳者比不能劳动者多分一倍”、“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两个标准中第二个以“平均”为主体，另一个限制条件则灵活应用，保障了每一寸田都不会被浪费。

“跟着毛委员，工农坐天下”的说法应运而生。

广大湘赣边的农民一直都在种地，但从来没种过这么舒服。

土地成为农民自己的了，大家的生产积极性都大为提高，当地的农业生产发展速度可谓突飞猛进。

在分地的第一年，井冈山就迎来了大丰收，广大农民对红军心怀感激，用了最为朴素的方式报恩：仅仅在稍作宣传之下，大家就纷纷急着来补缴农业税。

一份来自江西宁冈的农民交土地税的记录清单到现在还保存着。

其实，另一方面农民也是知道当下中国大环境的，他们很担心国民党大地主卷土重来，这些土地会被重新收走，最好的办法就是出钱出力出人，想方设法让红军发展壮大。

军民鱼水情在当时很快就体现出来，在黄洋界保卫战中，敌众我寡本就是现实状况，井冈山群众纷纷赶来配合红31团修筑工事，取得了艰难的胜利。

这也更是能表明，只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革命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功，成功后也需要人民群众来守护果实。

一个地方就那么点地，江西是如此，当时全国范围都是如此。

地主本质上就不是种地的，他们是搞金融的，生产力越低下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就越高，虽说这个阶级中不乏出现些“能人”，但积累财富的过程中，这类人都是不关心生产力和技术的。

只要他们手中有钱，目之所及的一切都是能用金钱获得的，当社会的财富都积累在这些人手中，又该如何推动社会发展呢？

他们不是不知道西方的工业发展情况，但既然能靠着收租、放贷、剥削的方式挣钱，谁又愿意去干那些累活？

生产力发展的三个要素，全都被地主阶级给锁死了；要消灭地主阶级并不是一个选择，而是必须要走的道路。

历史给了地主阶级太多机会，但他们用几百年时间证明了自己的目光短浅、自私自利，明明作为那个时代的社会精英，但他们却不愿意承担一点责任，反倒像吸血鬼一样剥削身边的一切。

因此，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本就是千百万劳动人民斗争的方向，中共的出现，是将工农的需求用理论的方式串联起来了。

而那些被消灭的地主阶级，他们早已不适合革命时期的时代背景，注定将被扫入时代的垃圾桶内。

参考资料

1.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方面的问题 求实

2.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 胡华丁 杭州大学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