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在《韩愈的天街，刘禹锡的京城真的不关洛阳什么事！河洛学者可敢争？》一文中做了预告，大家有兴趣看这篇文章之前，我有以下三句忠告：
一、缺乏唐诗印证的历史故事，可信度很低。有些人瞎编历史小故事在行，但以他们的文化水平还不足以瞎编唐诗。
二、长时间的屁股指挥大脑，最终的结果就是再也无法客观理性地思考问题。
三、本文会告诉你什么是正确的诗词分析和理据，记住古代人也是说“人话”的！
牡丹徐凝〔唐代〕
何人不爱牡丹花，
占断城中好物华。
疑是洛川神女作，
千娇万态破朝霞。
有哪个人不喜欢牡丹花呢，盛开时独占了城中的美景。莫不是洛水女神在那里翩舞吧，千娇万态胜过灿烂的朝霞。
以上是徐凝《牡丹》诗的翻译，这个翻译你在网上也能查到，但凡某些地域喷子有点初中文化或者会网上查一下，就不会看到“洛川神女”便兴奋莫名地认为一定是在写洛阳牡丹了。所以这也可以看出头条上部分地区受众的文化层次有多低了。这又让我想起鲁迅那段“一看到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胳膊......”的名言，不过你们更厉害，从“短袖子”就可以直接跳到“私生子”，联想力之丰富，绝对超过联想电脑。
寄白司马徐凝〔唐代〕
三条九陌花时节，
万户千车看牡丹。
争遣江州白司马，
五年风景忆长安。
这首诗的翻译可能大家就未必找得到了，我在上一篇文章把这首诗作为一记KO “洛阳京城”派的重拳。但在评论区有人问了我一个意料之外的问题：
看样子我还是高估了头条上受众们的文化水准。白居易在《琵琶行》的开头就说：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自此之后他就被称作了“江州司马”，此时的他怎么还会在“长安”呢？而且诗的题目是“寄白司马”，如果白居易是“趁着节假日”返回长安，就不必用这个“寄”字了。这个“寄”才含有“托人送诗”，即“寄语”的意思。之前有人在评论区非要“强行挽尊”地把张籍写的《送令狐尚书赴东都留守》中的“送”解读为“送诗”而不是送人。好在我分析刘禹锡《赏牡丹》时提到的，刘禹锡写的《同乐天送令狐相公赴东都留守（自户部尚书拜）》这首诗时，就没有这种厚颜无耻的人再做这种厚颜无耻的解释了，难道刘禹锡还要和白居易“拼”一首诗送给令狐楚？我若不把图贴出来，真担心“全国人民”认为我是在瞎编的！
如果你同意张籍是有可能某年在长安的，那么他为什么在洛阳做官时就不能和韩愈去长安春游了呢？张籍在洛阳做官就必定是个“宅男”，绝对不可能去长安，所以只能是韩愈去洛阳看张籍，因此天街只能是洛阳天街的推论不就是你们提出的吗？这反手就给自己一巴掌，算是要闹哪样？闹笑话吗？
后来我又一想，这位问我“白司马那首都在长安了为啥还要忆长安”很可能是想表达：徐凝写这首诗的时候既然在长安为何还要忆长安呢？从而推翻诗句的前两句在描写长安的可能性，用以证明是在写洛阳。这种脑回路我实在有点跟不上啊！为了证明徐凝这首诗不是写长安，你们可真够拼的。但这首诗的第四句是徐凝写给白居易的“寄语”，按照正常的语序应该是“忆长安五年风景”，是让被贬谪的白居易回忆在长安的五年风景！
那为什么会颠倒顺序呢？为了要押韵！古诗里的二、四句必须要押韵。 “独钓寒江雪”不是“独自在寒江里钓雪”，那是神经不正常的人才干的事，而是“在下着雪的寒江里钓鱼”，颠倒次序就是为了用“雪”与“万径人踪灭”的“灭”押韵。
再从白居易的仕途经历来互相印证一下：807年任进士考官、集贤校理，授翰林学士。808年任左拾遗。810年改任京兆府户部参军，811年母亲陈氏去世，离职丁忧，归下邽。814年回长安，授太子左赞善大夫。815年，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上表主张严缉凶手，被认为是越职言事。其后白居易又被诽谤：母亲看花而坠井去世，白居易却著有“赏花”及“新井”诗，有害名教。遂以此为理由贬为江州司马。
从807年到811年正好连续5年，还不包括白居易回家为母亲守孝三年后回到长安的那一年。那么为白居易带来麻烦的“赏花”诗是哪一首呢？就是下图《惜牡丹花二首》中的第一首：
再看我在前面两篇文章中都提到过的，被“洛阳京城”派刻意截取前半段来推翻“长安京城”派的“有力证据”：《刘禹锡集笺证》卷789： “（805年）禹锡于贞元末尚未多见牡丹，而今大和中重入长安，牡丹又已不复为新奇之物矣。宜其不能已于咏叹也。” 刘禹锡是805年离开长安，过了二十年后才返回的长安。而李正封含有“国色”一词的《牡丹诗》至少是807年后才创作的（前文已有分析），白居易的《惜牡丹花二首》的第一首又是807年做到翰林学士才可能写的，是不是足以说明牡丹花是从刘禹锡离开长安以后才逐渐兴盛起来，到二十多年后才不再稀奇？就好比牡丹已经成了“过气明星”。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有人认为“宜其不能已于咏叹也”中的“已”是停止的意思，即“牡丹应当不能被停止咏叹”，这当然是长安京城派的说辞。但从上下文的逻辑来讲，这个“已”应该通假“以”，是“用”的意思。所以这种强行尬解同样是不可取的。
如果没有看过我那篇《交叉印证“花开时节动京城”是指长安，想要推翻请用理据！》， “洛阳京城”派们或许会理直气壮地反驳我说：既然你承认刘禹锡离开长安的时候牡丹不多，那么他写《赏牡丹》的这首诗一定不是在长安观赏的牡丹，也不可能是二十年后回到长安后写的，因为他自己说“宜其不能已于咏叹也”，又怎么会写诗来赞叹呢？
我对这个我假设你能提出的符合正常逻辑思维的推断没有任何意见！但这是其他几位“长安京城”派学者的观点：认为刘禹锡是在二十年后回到长安才写的这首诗，不代表我也认同。因为他们的诗词分析水平与我是有级差的！
来来来，让我好好给你们上上课，让你们知道什么是“文理逻辑”以及古诗词的写作技法，而这也是诗词大会上诸多专家们的“盲区”：
这牡丹花又不是长安看不到就只能在洛阳看，而且原产地也不在这两地，别的地方也不是不能种，否则徐凝怎么会写下面这首《题开元寺牡丹》呢？是你们的“惯性思维”认定刘禹锡是在“京城”看的牡丹，却未必是诗人的本意。但彼时所有唐诗中的“京城”，统统都只有一个指向，就是长安！只要这牡丹曾经在刘禹锡离开长安后在长安城引起过轰动，刘禹锡的这首诗就完全成立，我前面两篇文章中的证据难道还不够多吗？那么洛阳呢？有没有任何一首同时期的诗可以证明呢？我反正已经等到花儿也谢了还没等到！
知道诗中的“舍人”是谁吗？就是白二十二舍人白居易！来看百度百科上的关于徐凝的历史记载以及与白居易、张祜、元稹之间的历史小故事：
看图片可能有点累，我把主要内容讲一下：徐凝，唐代诗人，浙江睦州分水县柏山村人，生卒年均不详，与诤友张祜（792？-853？）年岁相当，与白居易、元稹同时而稍晚。元和间（806-820）有诗名。这是说他自806年开始就有成名的诗歌了。下面就是“历史小故事”了：
约公元八一三年、初游长安，因不愿炫耀才华，没有拜谒诸显贵，竟不成名。南归前作诗辞别侍郎白居易： “一生所遇惟元白，天下无人重布衣。欲别朱门泪先尽，白头游子白身归。”
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尝于杭州开元寺观牡丹，见徐凝题牡丹诗一首，大为赞赏，邀与同饮，尽醉而归。唐人范摅《云溪友议》卷中《钱塘论》记载徐凝（题开元寺牡丹）诗的本事： “致仕尚书白舍人，初到钱塘，令访牡丹花，独开元寺僧慧澄，近于京师得此花栽，始植于庭，栏围甚密，他亦未知有也。时春景方深，惠澄设油幕以覆其上。牡丹至此分而种之也。会稽徐凝自富春来，未识白公，先题诗曰：......（题开元寺牡丹）”
白居易、徐凝两人相见，谈起长安牡丹和往事，甚感相见恨晚，说笑甚欢。更为奇巧的是，就在此时寺僧忽报诗人张祜来了。后徐与颇负诗名的张祜较量诗艺，祜自愧勿如，白居易判凝优胜题牡丹诗，为白居易所赏，元稹亦为奖掖，诗名遂振于元和间。
现在你可能会奇怪：从这些故事来看，杭州才是徐凝和白居易首次相见的地方，那这徐凝前面写的《寄白司马》时都不认识他，何故要写给他呢？ 这又不是现在的粉丝追明星，你可以寄明信片给根本不认识你的明星。
作为一个从来不是“屁股指挥大脑”的诗词研究者，告诉你什么叫作“专业分析”！还记得我之前一篇文章的标题吗？《“唐诗”要比“唐书”靠谱！为争韩愈诗中的天街何必鬼迷心窍？》我从来不会因为这种历史小故事对我的结论有利就会偏听偏信，所以当“洛阳天街”派和“洛阳京城”派不断在评论区提供各种历史小故事时，我只会嗤之以鼻！
徐凝应该早在长安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白居易和元稹！否则《题开元寺牡丹》中的“待舍人”你又认为是等谁呢？再来看所谓徐凝初次到长安，怀才不遇后留诗给白居易的故事，怀才不遇是有可能的，但引用这首诗一定是错的！
首先从题目来看， “侍郎”是指白居易晚年做到的“刑部侍郎”：827年，白居易至长安任秘书监，配紫金鱼袋，换穿紫色朝服（三品以上官员所用的服色）。828年，转任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829年春，因病改授与太子宾客分司，回洛阳履道里。830年12月，任河南尹。
为什么这么肯定？这就是准确理解诗词的重要性：徐凝初到长安不久，他会用“一生”这种词吗？ “一生所遇惟元白”，元白就是元稹和白居易，只有和他们长久相处之后才会有这一句诗成立的可能性，你都还不认识他们能写出这种话？最后一句“白头游子白身归”，只有年纪大了才会白头，除非徐凝是个“少白头”！第三句的“欲别朱门”，朱门代表权贵阶层的宅院，你都没进过“朱门”，何来的“想要离开”呢？这不是在瞎编吗？徐凝在元稹做宰相的时候的这两首诗就是他曾在“朱门”的铁证：
这“元相公”就是元稹，长庆二年（822年）二月，元稹、裴度先后为相。元稹在穆宗的支持下登上相位，但他只做了三个月。再看白居易被贬到江州之后的履历：820年夏，被召回长安，任尚书司门员外郎。820年冬，转任主客郎中、知制诰。821年，加朝散大夫。转上柱国，又转中书舍人。822年，白居易7月被任命为杭州刺史，10月到任。如果徐凝不是和元稹、白居易在长安时就有很深的交情，并且一起欣赏过牡丹，那《题开元寺牡丹》中的“含芳只待舍人来”这句怎么被他想出来的？难道会算命？既然徐凝 “一生所遇惟元白”，这“舍人”不是白居易还能是谁？
那么记录他在杭州“未识白公”的唐人范摅是谁？他编的《云溪友议》又是什么性质的书呢？范摅（生卒年不详），自号五云溪人、云溪子，江苏吴县人。约唐僖宗乾符中前后在世。与诗人方干同时，布衣以终。《云溪友议》是唐代笔记小说集，载开元后异闻野史，尤以诗话为多。所录诗及本事，有为他书所不载者，遗篇琐事，有不少靠该书得以流传。如王梵志诗十馀首，即为唐人诸书所未及。但所载也有失实处。书中还有一些神鬼故事，如韦皋遇玉箫、王轩遇西施等，颇有传奇文气息。韦縠《才调集》、计有功《唐诗纪事》、辛文房《唐才子传》等，皆取材于此书。
连唐朝人自己编的书都漏洞百出、自相矛盾，乱用唐诗来瞎编故事。这后代人编的史书，特别是这种故事类的，还有多少可信度？那些一天到晚拿新旧唐书来说事，甚至自编历史小故事，却连半首唐诗的证据也提供不出的人，知道自己有多不靠谱了吗？
现在我们来好好分析一下这首《寄白司马》：
“三条九陌花时节”这句当中的“三条九陌”可是有典故的，最早出自骆宾王的《帝京篇》： 三条九陌丽城隈，万户千门平旦开。这“帝京”指哪里， “洛阳京城”派心里有数吗？李世民写过《帝京篇十首》，指哪里清楚吗？李世民时期的帝京就不多聊了，那么刘禹锡、徐凝、白居易时期的帝京，我们好好聊聊：
上面是白居易《琵琶行》中的一段，浔阳城就是“江州”，帝京不是长安还能是哪？上一篇文章同样送出致命一击的张祜又来了：
除了“帝京”，还有“动”字，按某些地域的人的奇葩思维，这是说正月十五日，整个长安的人民统统跑到（移动）洛阳去过元宵节了？除了“帝京”是指长安外，这是不是再次证明“动”是“轰动”的意思？所以“三条九陌”毫无疑问就是代指“帝京”，而帝京就是长安。那么前面两句诗不就在描绘牡丹花开后，在长安城内被争先观赏的景象吗？
三条九陌花时节：证明了是帝京（即长安）的牡丹开花时节； 万户千车看牡丹：证明了牡丹在长安城造成轰动的景象； 五年风景忆长安：前面证明了指白居易在长安的五年，并且用《惜牡丹花二首》证明第一首是807年在长安写的，李正封用“国色天香”形容牡丹的《牡丹诗》是807年后写的，到白居易离开长安去到江州，整整9年。而刘禹锡离开长安是805年，也就是从805年没什么牡丹到815年白居易离开长安，足足过去了11年！
这时候的“牡丹”就好比原本来自于乡村的有梦想的姑娘北漂来京城奋斗，从默默无闻到成为大明星，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再到后来人气逐渐衰退，直到二十年后刘禹锡回来，牡丹已经烂大街了。由籍籍无名到名声大振，由盛极一时到日薄西山，非常正常的一个过程，就因为现在洛阳牡丹的名气响，而西安石榴花有名，所以当时的长安就不能有牡丹盛世了？现在洛阳有天街，当初长安就没天街了？这种奇葩逻辑你们倒是“一以贯之”！
当一个明星已经在“京城”过气了，想要再次引起大众的关注度怎么办呢？那只有去其他地方参加“乘风破浪”、“披荆斩棘”之类的节目，以图东山再起！
这首诗中的三句无论从词语出处、还是相关人员的仕途经历以及相关诗人的诗歌，进行了充分的交叉印证。此时此刻，你还认为徐凝的那首《牡丹》是在写洛阳牡丹吗？但凡不是“极端洛阳主义”者，谁还有脸来“负隅顽辩”（别再有人来嘲笑我写错别字了）呢？由于篇幅关系，这第三句中的“争遣”，我将放在下一篇去讨论。而这才是到了我这一层级值得去研究的事情。我已经花了太多的精力去做这种低层次的普及教育了，这已经不是“杀鸡用牛刀”，而是用了“屠龙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