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生涯中，始终处于党和国家的核心领导地位；宏观上他能高瞻远瞩、微观上也能天衣无缝，他以中华民族特有的智慧谱写出一曲曲胜利的凯歌。

然而，在1958年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却提出让中央考虑自己是否还适合继续当总理。

始终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

早在革命时期，由于当时受到王明等人的影响，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没能发挥出最大作用，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被迫踏上了长征道路。

结果在长征开始以后，蒋介石一路穷追不舍，使得红军锐减5万多人。

当革命陷入低谷期时，周总理力排众议且清醒地意识到：只有毛主席的才能才有可能挽救危局。

在他的巨大影响下，很多干部才开始接受毛主席的思想；也正是周总理的全力推举，才使得毛主席能站稳脚跟。

历史上，遵义会议是中共生死攸关的重要转折点，而周总理也在其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正是有了这样的转折，中国革命才有了胜利的曙光。

而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不仅肩负一国总理之重任，他还同样负责外交工作。

在当时西方采取封锁的政策下，很多国家对新中国不甚了解，想要打开局面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而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周总理当即指出：“外交工作有两个方面很重要，一面是联合，一面是斗争。”

他的外交思想早在1954年接待英国工党代表时就已非常清晰，他说：“我们和英国是有不同的，我们的态度是求同而不求异。”

一年之后的亚非全体会议上，周总理更是正式提出了“求同存异”思想并集中阐述，从近代史开始，中国就一直进行着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如今一切回到正常轨道，更是要主张各国的和平相处，只有亚非国家团结起来才有可能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当时，周总理用自己的言语与表现让世界认识了新中国，这也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第一次扬眉吐气的瞬间。

而在内部的治理方面，周总理更是有着清晰的认知：“要在一个贫穷落后的 东方大国、在长期受战争蹂躏的废墟上建设社会主义，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就是领导经济建设。”

此后的多年里，“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一直是周总理关注的重点，为了这个方向，他献出了全部智慧和心血。

1956年，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全国上下都迫切希望改变经济落后的面貌。

但是，经济的发展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要尊重事物发展的规律，任何事情都有一个过程。

当周总理发现了一些问题后，他也立即严肃指出：“各部门制定计划的时候，要实事求是，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

时代背景下，要求领导人得像一个“技艺高超的钢琴师”， 要善于处理各种矛盾、要分得清轻重缓急。

发展一定得是全面的发展，同时也需要重点建设；各项事业稳固向前的过程中，周总理同时非常重视市场的稳定与平衡，这样才能使得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

当时，在周总理的支持下，胡乔木、陆定一等人联合写下了一篇《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文章，陈云看后表示认可，此文也开始公开发表。

这篇社论的发表对当时出现的一些问题起到了抑制作用，但仍然无法从根本解决问题。

八大闭幕后不久，国务院常务会议按时召开，周总理特意让陈云发表讲话，陈云再度提到了一些问题，国务院的其他领导干部都表示赞成，周总理在总结的过程中也表示：“现在的速度已经很了不起了。”

当经济形势持续发展，群众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热情也明显高涨。

到了1958年，书记处有了更大的权力，中央成立了5个领导小组，分别是财经、政法、外事、科学和文教，也同时任命了陈云、彭真等5个组长，小组的具体工作归中央书记处管理。

周总理始终是那个周总理，一心一意为国家、人民努力工作，做到了一切该做的事情。

当时，已经出现的一些问题是周总理无法处理的，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之后，也向中央提出了“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

这个问题提出后也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全党同志都是很了解周总理的，“好总理”是大家对他的一致评价。

结合此前中国的外交工作，周总理不仅是一国之总理，更是能在外事场合代表中国，因此无论从内政还是外交角度来看，换一个新总理上来，大家的情感上都是接受不了的。

即便那些当时和周总理想法不太一致的人，也对周总理的精神十分敬佩。

而毛主席更是不愿意换总理，他与周总理是多年来的老搭档，彼此之间都极为了解，现在是国家快速建设的时期，本就需要一些有威信的领导干部顶在前面。

从个人情感角度，他也有过类似的想法。

比如在1956年夏天，毛主席在北戴河的一次党内会议上披露，自己不想担任下一届的主席；同年在回寄给宋庆龄的新年问候中，他无奈地感叹“吾衰矣”。

同样的，周总理多年来与毛主席搭档，对这位老战友更是十分熟悉，他与朱德、刘少奇等人共同说服和解释，才让毛主席改变了一些想法。

现在，该毛主席来劝周总理了。

周总理只有一个

毛主席内心很清楚，自从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这个总理当得非常好，深受全国人民的信任；除了周总理外，当时也没人能接起这么大的一个摊子了，毛主席是不愿让周总理辞职的。

周总理提出来这个问题的时候，正好是彭德怀同时提出不再担任国防部长的时候，由此一来，这件事就不再是“劝说”能解决的了，得召开一次会议讨论。

6月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会议主要就讨论一件事：周总理和彭德怀的请求问题。

这场会开的时间很短，与会者具体说了什么也没有太多详细记录，会议结果也没有对共和国的发展产生任何影响，因为大家也一致认为：周总理还是继续担任总理，彭德怀还是继续担任国防部长。

全国上下都在全力搞发展，毛主席站在他那个角度，自然是不愿再看到党内因为一些问题发生分歧，于是也作出了警告。

后来，当有工作出现失误后，周总理还是第一个站出来表示：“我是总理，中央和国务院所决定的事情，我都有责任。”

如此一颗为公的心，也非常值得敬佩。

周总理日理万机，他的头绪放在很多事情上，就在他委婉表达辞职的那年夏天，他与毛主席又将思路放在了战场上。

而对手还是“老朋友”：蒋介石。

这年的7月中旬一直到8月中旬，毛主席与周总理几乎每天都在忙碌，他们为打金门做了大量细致的准备工作；毛主席经常会找周总理思考商讨方案。

童小鹏是周总理办公室的主任，他后来回忆：“周总理当时具体指挥作战行动，他调兵遣将，在短短一个月内和总参完成了空军6个歼击机团和一艘潜艇的紧急转场，还调动了1个炮兵团、1个坦克团进入福建集合；此外，还有大批将领与他会面，讨论战局如何实施。”

很多细节上的事情都是周总理在办，到8月20日，他来到毛主席的住处最后商议，此时毛主席也最后作出了炮击金门的决策：集中力量对金门国民党军予以猛烈打击，先把它给封锁起来。

决策3天之后，36个地面炮兵营和6个海岸炮兵连共计459门火炮同时发出怒吼，顷刻间，成千上万枚炮弹落在了金门岛上。

强大的打击之下，国民党军的补给物资根本难以运送到岛上，金门守军处于一个非常被动的状态。

这不仅是直接打击国民党，还在“提醒”美国。

美国政府当时并摸不清楚解放军到底要把战事扩大到何种规模，于是调动了第七舰队主力直奔台湾海峡；不间断的炮击更是让蒋介石心神不宁，他能依靠的也只有美国。

而毛主席与周总理此时却突然下令从9月4日起停炮3天，这阶段其实是在关注美军和国民党军的最新动静。

而刚刚停炮，政府便宣布领海宽度为12海里，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不得进入中国领海及上空。

在这则宣告的背后，同样是毛主席与周总理思索很久才下的决策，这并不是在炮击金门之后才开始思考的，而是早就思考了。

那时周总理在北京、北戴河约见了很多部门领导商议这个领海宽度问题，若是闹出国际问题，就更容易让美国找到机会；因此领海宽度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不能丧失国家的一寸土地，又要符合国际法规。

果然，艾森豪威尔政府十分生气，他们出动了7艘军舰为国民党军护送物资观察解放军的动静。

这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慨，周总理也在此刻警告美国政府：若是对中国进行侵略和干涉，美国必须承担一切严重后果。

黄克诚报告毛主席，在福建前线发现了美国军舰，还有蒋军军舰，敌我双方都没有开炮。

很显然，这又是一次相互的试探。

毛主席看到信后，批示：让周总理定夺处理。

周总理决定再度炮击金门，40个营外加6个连的火力对国民党军舰猛烈开火，发射了2.5万枚炮弹。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炮击完全是周总理坐镇指挥，当时毛主席已经去湖北、安徽等地视察去了。

美国军舰看到解放军真的敢开炮，第一时间就逃离了作战区域，国民党军舰眼见美国人跑了，自己也跑了。

从这次炮击之后，国民党军舰运送物资都不敢白天运送了，只能晚上偷偷运送。

等到毛主席回来后，也十分认可周总理指挥的这次作战，后来美国军舰又护航了，毛主席的话语言简意赅：“照样打。”

这几次的炮击也使得毛主席、周总理更加摸清了美国的底牌，也就是1958年，解放军人员数量降低到建国以来的最低点，也有了更多人能够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

两位并肩作战多年的老战友，还是一如既往的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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