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9年，孙权正式称帝，达到孙吴政权的顶峰时刻。这一切的背后，是一支强大而稳固的军功集团的支撑。那么，孙吴的基石与支柱，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奠定的？
公元184年，孙坚在镇压黄巾之乱时崭露头角。此后，他动员身边的乡邻少年和江北地区的精兵，组建了一支私兵部队。随着士兵数量的增加，孙坚成功建立起了自己的军事实力基础。这些私兵逐渐发展成一个核心集团，形成了早期的孙吴军功集团，并在孙坚、孙策、孙权父子三代的努力下日益壮大。
孙吴建立之初，江北淮河、泗水流域的将领们起到了关键作用。这批将领以家族为纽带，以军功为基础，延续了早期的部曲私兵制度。《三国志》中提到的周瑜、吕范、程普、韩当等人物，很多都来自江北地区，他们的军事才能对于孙吴政权的建立和巩固至关重要。尤其是周瑜，《江表传》强调，“周瑜寡言权能，年少时即名震一方”，他的军事天才和忠诚，使他成为孙策、孙权最重要的支柱之一。江北集团的存在，不仅增强了孙吴的战争能力，也为政权的稳定奠定了基础。
而在孙吴政权的中后期，逐渐兴起的江东士人也开始扮演重要角色。首当其冲的是以“顾陆朱张“四姓为代表的一批江东豪族。这批士人在孙权登基后被广泛吸纳进政权内部，成为了孙吴政权的中坚力量。田余庆先生将这一过程称为“孙吴政权的江东化”。例如，陆逊作为江东士人中的代表人物，因其卓越的军事才能迅速崛起。在公元221年的夷陵之战中，他成功击败了刘备，捍卫了孙吴的疆土，并逐步确立了自己的军事与政治地位。对此，《三国志》记载，“逊既有功，权以其材能，率诸将而以为‘军中之辈’，令其掌吴国军政之大”。
然而，在长期的权力运行中，江北与江东的将领群体间并未形成难以调和的派系冲突。相反，两地的将领们都因军功而获得了自己的地位和权力，他们在保卫孙吴政权的过程中，不断合力奋战。这一整合不仅仅用于征战，更体现在孙权对政权的掌控和稳定层面。据史实，孙权通过军功授职，将江北与江东的将领们一同纳入中央统治，使得江北的淮泗集团与江东的士人集团共同构成了维护政权的力量源泉。
袭业领兵制度，这一特殊的制度，成为孙吴历代军功家族维持影响力的关键。将领们以军功立业，世袭兵员、土地甚至奉邑，将个人私兵扩大到家族私兵，捍卫政权安全并巩固自身地位。周泰、朱治、吕范等人便是通过领地经营和军功显赫建立起了强力的政治、经济基础，并使其家族在孙吴政权中长期保有重要地位。如唐长孺先生指出，孙吴政权实际上是通过若干宗族之间的权力分配实现的中央集权，军功集团的形成正是这种政治结构的具体表现。
虽然有不少历史学者认为“江东化”的进程逐步削弱了淮泗集团的影响，但这种观点存在一定争议。从整体来看，孙吴政权从始至终依赖的是一个广泛而多层次的军功集团，这种依附关系推动了政权与军队的统合。以陆逊为代表的江东士人崛起，实际上是军功集团内部的一次广泛吸纳和调整，而非简单的地域性冲突。如同川胜义雄所言，孙吴政权中的主从关系，是维护江南社会稳定的核心因素。
在孙吴崛起的过程中，娱乐场所也展示了军功集团的重要性。作为领主，许多将领在自己拥有的领地上建立了自己的权力延续体系。通过安排自己的亲信家臣、子嗣继任军事要职，这不仅加强了对领地的控制，也使得这些领地成为正式权力体系的一部分。如吕范早期虽出身寒门，在孙策举兵时投奔并获得信任，后通过军功不断晋升，而最终成为孙吴拥军的中坚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