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特别重视对经典图书、著作的整理，尤其是官方组织编撰了大量的史书、类书。《册府元龟》是宋代的一部官修史书，在编选过程中宋真宗十分重视，众编修官也以苦为乐，流传下来不少生动的故事。

宋代重视文化，出现了四部巨著——《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其中《太平广记》载小说，载诗文，《太平御览》载百家之言，《册府元龟》载史事。以《册府元龟》字数为最多，达一千卷，约一千多万字。

“册府”是帝王藏书的地方，“元龟”是大龟，古代用以占卜国家大事，意即作为后世帝王治国理政的借鉴。《册府元龟》将历代君臣事迹，自上古至于五代，按照人物阶层身份，分门别类，先后排列，目的是“为将来典法，使开卷者动有资益”。

此书材料丰富，几乎囊括了宋以前的正史及有关的诏令、奏议等。引文多为整篇整节，其中唐五代部分，除正史外，还采用“实录”。学术界公认此书在史料学、校勘学、学术史上都具有重要价值。

《册府元龟》的编纂开始于景德二年（1005年），最初制定的书名为“历代君臣事迹”，宋真宗赵恒从一开始就对此书的编纂极为重视，命亲信王钦若、杨亿主持此事，参加者有儒学文人大臣数十人。

《册府元龟》

宋真宗赵恒首先命令他们拟定了全书的提纲、篇目，并且所有的内容都要经过真宗审批，只有通过审定后才能交给诸人具体着手收集资料、编写内容。为了更好地监督此书的编撰，真宗还专门派亲信宦官刘崇超监管，并且要定时汇报。八年之后，大中祥符六年八月壬申（1013年9月20日）编成，进呈后，宋真宗亲自为其做序言，并御赐改名为《册府元龟》。

宋真宗组织编修《册府元龟》，一方面是为了效仿他的父亲太宗皇帝赵光义，另一方面那就是借鉴历代帝王的经验，更好地治理国家。据《宋史》记载，《册府元龟》刚编撰不久，真宗就接见了相关编撰人员，并且仔细审阅相关的门类、次序、目录等，并和他们谈道：“朕此书盖欲著历代事实，为将来典法，使开卷者动有资益也。”

盛世修书是我国古代的传统。《册府元龟》是宋真宗于景德二年（1005年）倡议编纂的一部类书。宋真宗因为他的父亲宋太宗曾经编纂《太平御览》等几部大书，意欲效仿，遂于景德二年（1005年）“载命群儒，共同缀辑”，敕命纂修《历代君臣事迹》，用以与其父相媲美。

真宗直言不讳地指出了编纂此书的高尚目的，但是他却说是为将来的帝王提供借鉴，这里面可是有讲究的，那就是隐晦地说自己的执政是非常好的，非常清明的，不需要学习借鉴历代帝王的经验教训，而是编撰此书是为后来的帝王指明方向。为了让这些大臣安心高质量地编书，特批他们可以不参加例行的上朝活动，并且还给了丰厚的赏赐。

宋真宗很重视这部书的编写工作，平常经常去编书场所检查监督。大到确定编撰原则凡例、整体门类结构、篇目内容厘定，小到引书范围、编排次序、增删取舍等事，无不过问。按成例每日进草本三卷，宋真宗一般是当日把它看完，甚至有时看到深夜。遇有不妥处，或宣召编修官进宫，当面商谈，或下手札作指示。

赵德昌

俗话说：写史容易，评史难！《册府元龟》前期的编撰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基本上就是简单记述相关史实，不进行客观的评价分析，看似完整，但是却避重就轻把最重要的评析部分简略了。宋真宗赵恒从小就熟读圣贤书，因此有着极为深厚的文化底蕴，所以编撰的那些大臣不可能轻易的骗过真宗，真宗对书稿审定一眼就抓住了要害。为此，他要求编修官认真审定历代史实，客观评价，直接指出经验教训所在。

宋真宗赵恒还特意制定了对编书官的考核，定期对编书官进行量化考核，必须详细地将每个人的成绩、失误全部一条条地记录在案，以此来进行奖赏惩罚。宋真宗制定考核制度也不是突然想起来的，而是编修大臣总是上奏抱怨，并且有点消极怠工。原因在于编书官之间存在着极大的矛盾，并且这一矛盾如不能消除，编书的工程也会很难完成。

王钦若

王钦若定期向真宗皇帝汇报编书情况，“寻判尚书都省，修《册府元龟》，或褒赞所及，钦若自名表首以谢，即缪误有所谴问，戒书吏但云杨亿以下，其所为多此类也。”编修官们对他都很厌恶。有一次，大家恶作剧而上演了一出王钦若出殡戏，让一个人躺下装死，另一人假扮王钦若的妻子哭丧，众人鞠躬送葬，活活演了一出送葬出殡戏。俗话说：凡事没有不透风的墙。王钦若很快就听说了此事，气愤不已，直接上奏宋真宗要求严肃处理，宰相王旦生怕事情闹大，将奏章压了下来，并且是说尽了好话，不让王钦若借题发挥，这事才算压了下来。

综上，《册府元龟》的编撰从开始制定目录到成书，都是在宋真宗赵恒的直接关心下进行的。此书的编撰宗旨宋真宗也是多次强调确定，在拟定提纲、篇目，以及此后的编写审定过程中，真宗也是多次提出修改意见，可以说，本书的总序和小序，大体上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来了宋真宗的见解。尽管他没有亲自参与编写，但是他在此书编写中有着极大的功劳作用。与现今很多图书的“主编”来说，可谓是称职得多。

王钦若等编纂的类书《册府元龟》一千卷，为宋代“四大书”之一。它在《四库全书》所收的典籍中，篇幅之大位列前茅，全书九百余万字，分三十一部，一千一百零四门，所收史料集中于政治与体制方面，目的是从中汲取治国的经验教训。由于《册府元龟》收录了许多不见他书的珍贵资料，因此它在史料学和校勘学上具有他书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在补史、校史与辑佚方面却有特殊的价值，当代学者陈垣先生据《册府元龟》补今本《魏书》的残缺即是著名的事例。由于《册府元龟》分部、分类，对相关问题的资料收集广博、系统，也便于在学术史上分门别类地做专题研究，因此《册府元龟》是一部具有突出学术价值的类书。

《册府元龟》

《册府元龟》收录了许多已经失传和罕见的历史资料。例如中华书局版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就根据《册府元龟》补出了今本《魏书》的三个缺页，这是学者们的新发现。它的历史价值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唐史史料库。《册府元龟》保存最多的是唐五代的史料。有一部分是从实录和国史原稿采集的，不见于现存的新、旧《唐书》和新、旧《五代史》，都是值得特别重视的。黄永年先生在《唐代史料学》中指出：“修此书时实录、国史以及唐令、诏敕奏疏、诸司吏牍等尚在，故这部分除本《旧唐书》、《旧五代史》外可直接采用这些较原始的史料，这些绝不是目所常见……至于典章制度方面，此书也多有《通典》、《唐会要》所不载者，即或相同，但文字详略互有出入，可互相校补。故此书可称最为充盈的唐史史料库。”二是保存了五代史的史料。由于《旧五代史》原书已失，清代四库全书纂修官就根据《永乐大典》和《册府元龟》来补辑，但是对《册府元龟》的利用极为不足，另一方面，又有史源分辨不清的问题。所以最近陈尚君先生又有《旧五代史新辑会证》的力作，他在前言中强调说明重较重辑工作的“关键是充分利用《册府元龟》”。实际上，该书编纂态度严谨，取材慎重，历代正史都采用距古最近的善本，唐五代部分则大多采用国史实录编成。由于这些国史实录几乎全部遗失，因此《册府元龟》对唐五代历史文化的研究就有其特别重要的史料价值。

《册府元龟》这么重要的一部书，然而长期以来不大为人重视，究其原因，大致有三：第一，这些文献资料在当时都是比较常见的。宋代人袁褧的《枫窗小牍》曾说它：“开卷皆常目所见，无罕觏异闻，不为艺家所重”。这话在当时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北宋时许多史料档案都还保存着，如唐五代的实录和《旧五代史》等都有传本，文臣学者还不难见到，所以有的学者就主张要多收一些杂传、小说之类，但皇帝不允许。宋代某些学者对此书有所议论，就是由此而来的。可是现在不同了，《册府元龟》里所收的书陆续失传了，许多史料只靠它的引用而保存下来，就非常珍贵了。第二，此书所录的资料，一概不注明出处。严谨的学者不愿引用它作为依据。正因为它不说明史源，后来的读者信从宋代人的评论，认为它引用的无非是常见的经、史、诸子，又何必去采用二次文献呢？第三，《册府元龟》的刻印本不多，流传不广。在1960年中华书局据明刻本影印之前，极少学者能看到并研究此书，想加以利用就很难了。

此书编成之后，由于内容庞大，流传不广，历代较少刻印。明朝末年，黄国琦等以杨慎的校抄本为底本，据孙承宗、曹学佺等九家所藏钞本校勘比对，并由吴伟业、夏允彝等九十余人复校，用了二十多年时间，得到福建巡按李嗣京等人资助，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刊刻印行。自此次刻印后，到清朝初年，虽陆续有补版，但仍源出明底本，并非二刻，存世亦不多，钞本更少。原本打算把这些书调至北京，后因系寺庙所藏，为维护宗教政策，仍保存在崂山华严寺。“文革”期间，崂山宫观寺庙均遭破坏，青岛市文化局派专人去华严寺把这两部书“抢救”出来，收藏在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