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4月初的一天，毛主席的心情很不好，在屋里转了几圈，却总静不下心来。时不时还望望窗外，看有没有来人。

“叶挺还没有消息吗？按正常时间，他的飞机应该已经到了才对。”

叶挺的威名在北伐时便已经打响，他率领的部队被称为“铁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更有“叶挺独立团”名声在外。

南昌起义时，叶挺就是全军的前敌总指挥，后来因广州起义失败在外流亡了十年后，又在新四军时期重振雄风，在对日作战中一次次取得了胜利。以叶挺的功绩和能力，如果放到建国后，应当也是十大元帅之一。

可在1941年的皖南事变中，叶挺作为谈判代表，却被国民党一直关了5年。这5年间，他忍受着国民党持续的威逼利诱，但从未表现出任何软弱。直到1946年抗日战争结束，国民党才在我党的强烈要求下，同意释放叶挺与其他几位我党成员回到延安。

4月8日，这本该是叶挺所乘坐的飞机抵达延安的日子，可众人等了许久，总是看不到飞机的影子，一股不祥之感油然而生。

果然，几天后的4月11日，延安收到电报，叶挺和另外几人乘坐的C-49运输机在黑茶山撞了山，上面的乘客无一生还。

得知此消息，毛主席等人是何等心痛，叶挺在枪林弹雨中搏杀，在国民党的威逼利诱下求存，硬是撑到了现在。结果却因为飞机事故而离开了革命事业，这真是个悲剧。

可噩耗还不只于此，在事后的整理中，还有另外三人也与叶挺一同被卷入了事故，其中的三人，论职位甚至比叶挺还高得多。而他们被国民党逮捕的原因也各种各样，最后却因为同乘一架飞机而不幸遇难。

博古的原名叫作秦邦宪，如今已经随着红军长征的故事让许多人耳熟能详了。他是革命道路上的功臣，但也犯过许多致命的错误，不仅害死了许多红军将士，更是险些断送中国的未来。可在长征结束后，博古却仍然身处高位，这与他的后续表现脱不开关系。

博古参与革命的时间相当早，并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他就与王明、张闻天是同学。理论知识他从来都不缺，只是少了些实践经验。

后来回国后，博古依旧坚持着他从苏联学到的斗争经验，固执地认为，要让中国复兴，就需要搞社会主义革命，而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就得从城市工人运动开始做起。这一阶段，博古在上海总工会揽得了大量声望和人脉，为他下一阶段直接跃升成为我党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打下了基础。

在第五次反围剿与长征过程中，博古与李德确实犯下了许多几乎不可饶恕的错误，害了许多人。

但比较让人惊讶的是，博古确实是个相当相信“民主”的人。

李德的随身翻译王智涛在回忆中表示，在遵义会议前，作为红军的最高领导人，李德和博古理应对过去红军遭遇的挫败而写一份全面的报告。而由于博古本身缺乏军事素养，这份报告迟迟卡在一些关键节点。

不管嘴上多么坚挺，博古确实也是对那些失败心有余悸的，这让他的头脑变得思绪混乱。而加上略微的自保意识，又让他对自身的错误下意识地产生了逃避心理，从而没有办法在根本上对过去的错误战略写出总结。

李德对此不屑一顾，他本就是当时红军的最高领导者之一，自认为根本不需要向别人解释什么。而博古却截然不同，即便总是卡文，他也坚持要把总结报告给写出来，为此还经常询问王智涛的意见。

在随后的遵义会议中，博古不出意外地做出了一份不太能切合实际的报告，招来了军事将领们的一致批评。而与之对应的，则是李德咆哮式的回应。

可在这片批评的浪潮中，博古却像个犯了错的孩子，明明他才是会议主席，面对这种压力，他却没有滥用私权让人闭嘴，而是乖乖接受了大家投来的质疑，甚至还一一在自己的笔记上做了记录，这点尤为可贵。

他的错误，在于本质上他真的是犯了错，而非是如张国焘一般，为了集中权力或者实现个人野心而犯错。是可以原谅的过错。

遵义会议后，虽然博古依然没能理清自己的所有错误，但也接受了会议上的民主投票结果，将职务交给了张闻天。直到抵达延安后，博古依然在完善那份他未能做完的“反省总结”，诚恳的态度让人咂舌。

随后，博古还主动配合张闻天，与共产国际进行沟通，帮助当时的党中央消除了部分仍旧残留下来的，来自王明的影响。并又以饱满的热情重新投入到了他更擅长的宣传工作中，同样抗日有功。

能像博古这样身处高位，又能及时急流勇退，并勇于承认承担错误，最后还能与政治对手冰释前嫌的。恐怕放眼全世界都很难找到几个，博古无愧于自己的信仰，是个彻头彻尾的共产党人。

而博古与叶挺同乘一架飞机的原因，也相当单纯。他只不过是作为延安的代表，去与国民党商讨抗战结束后的政治协商会议和宪法拟定草案的问题而已，为了赶时间返回延安，便与刚被释放的叶挺一起乘上了那架飞机。当时的博古虽然已经不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但仍是中央委员，以及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南方局、长江局组织部长，身兼多职。

若以职位来讲，比被关了数年的叶挺可高得多了。

第二位要说的，就是当时的国家保卫局局长，邓发。

可以说，如果邓发没有因为这次坠机而牺牲，新中国的第一任公安部部长就不会是罗瑞卿了。1931年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之时，邓发就是当时的苏区中央局委员，与任弼时、王佳欣、项英、毛泽东同级别。他的手下，保卫局特务队班长张耀祠，更是在建国后成了8341部队的第一任团长，为保卫中央安全持续工作了几十年。

在新疆期间，邓发还做过毛泽民两口的媒人，撮合着他们结为了夫妻。

不过，邓发也因为在红军中的纠察工作，犯下过很多错误。尤其是在长征开始前，为了彻底避免消息走丢，出现不少冤案。因而，如果邓发没有踏上那架飞机，他可能会无缘下一届中央委员的位置。可毕竟当时他仍身处高位，职位确实是比叶挺要高些。

左起第四位为邓发

至于他踏上那架飞机的理由，其实也与博古一样，他只是作为共产党的谈判代表前往重庆的，谁知顺路回来的时候也与博古一同葬身机腹了。

王若飞的名字虽然如今已经逐渐被人所遗忘，但在当时，他可是货真价实的革命元老。青年时期，他就亲身参与过辛亥革命和讨袁运动，随后又与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一起旅欧留学。

回国后，先后曾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部主任、中央秘书长、中央党务委员会等等职位。除了自己带兵打仗之外，不论是军事参谋，还是政治洽谈，外交磋商等等事务都少不了王若飞的参与。

建国后，周总理因为长时间同时照看国务院和外交部的事务而心力憔悴，最终导致患癌去世。如果当初王若飞能够幸存下来，那周总理的担子或许会减轻许多吧。起码在外交部长这个位置上，王若飞应该能比陈毅元帅做得更好。

他去重庆的理由，则是去协商重庆谈判的问题，并对双十协定的具体条款进行讨论和修正。

其实，关于这次飞机失事一直都有很多争议，许多人怀疑，这趟飞机恐怕已经被国民党事先做过了手脚，是刻意制造出的事故。但在那个年代，技术手段不足，飞机损毁又过于严重。

再加上，这家运输机的提供者是美国人，驾驶员也是经验丰富的飞虎队兰奇上尉。用不着延安出手，美军方面就已经先去进行了调查。

而结果显示，飞机确实是在撞上山体之后才发生的爆炸，并非有人在内部放置炸弹。可令人起疑心的是，正常情况下，这架运输机的飞行高度应当在6000公尺以上，可撞击时，飞机却是撞在了只有2000公尺的黑茶山上，并且飞机失事后没有任何活口。

考虑到实在没有证据，之后对这起事故的后续追查也就不了了之了。

这起惨案中的牺牲者，被延安称为“四八”烈士，在事故后4月19日召开了集体吊唁仪式。

随后，黑茶山空难就这么被慢慢搁置了下来，直到2003年，一则来自台湾的消息再次让这起事故被抬到了人们面前。

2003年，台湾一则期刊《档案时空》中，刊登了一篇前军统特务杜吉堂的临终回忆。按照这篇文章的说法，当年在叶挺将军的座驾起飞之前，重庆空军调度科的间谍王平虎将消息透露给了南京军统总部。

当时杜吉堂征集了意见，决定要暗杀掉这趟飞机上的所有中共高级领袖。为了不留痕迹，有人提议将飞机的罗盘和高度表破坏掉，这样飞机就大概率会在云中迷失方向，并在分不清位置的情况下坠毁。

实际执行任务的，是当时身处重庆的特务杨耀武，正是他假扮成了维修人员，瞒过了美国人的眼睛，偷偷在飞机磁罗盘上动了手脚。

如果杜吉堂的话属实，那么飞机迷失方向，并撞向黑茶山的原因就可以理解了。

但叶挺的后人们通过官方渠道到处去求证这则消息的真实性时，得到的消息却是：

“军统根本没有杜吉堂这个人”

因此，直到目前为止，黑茶山空难依旧还是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