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二年的一天，明世宗朱厚熜怒火中烧，将毛纪等人召唤到自己的面前。只见他怒目圆睁，情绪激动地大声呵斥道：“这个礼仪必须立刻改定！你们这些人究竟是怎么想的？你们的心里根本就没有我这个君主，难道还要我这个做儿子的心里没有父亲吗！你们如此不顾及人伦纲常，简直是无法无天！”
明世宗朱厚熜是从外地藩王成为皇帝的，这和皇帝的亲生儿子继承皇位不一样。所以在君臣之间、朝臣之间，对于朱厚熜到底是加入孝宗、武宗这一系，尊称孝宗为“皇考”，把亲生父亲兴献王改成“皇叔考”，还是保持原来的世系，尊称兴献王为“皇考”，称孝宗为“皇伯考”的问题，展开了一场特别激烈的争论。双方都坚持自己的看法，吵了将近二十年，这就是所说的“大礼议”，它对嘉靖朝的政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大礼议这件事的兴起，可以回溯到朱厚熜即位之前。
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朱厚熜从安陆来到京城附近的良乡。内阁首辅杨廷和等人商量决定，仿照皇太子即位的礼仪，请朱厚熜从东华门进城，先住在文华殿，等第二天百官上表劝他即位，然后再挑个日子正式登基。
朱厚熜看到礼部拟好的礼仪流程后，扭头对跟着的兴府长史袁宗皋说：遗诏是让我来继承皇帝的位子，不是让我来当皇子的，于是拒绝按照皇太子继位的礼仪进城。
杨廷和等人使劲劝他，朱厚熜坚决不听。双方僵持到中午，还是没个结果。
这时候，皇太后张氏下旨催促大臣，杨廷和等人没办法，只好让步，用张太后的名义下令就在京城郊外朱厚熜的营帐里举行上表劝进的礼仪，当天朱厚熜改从大明门进城当了皇帝。这可以说是“大礼议”的前奏。
朱厚熜登基后的第五天，就下令让礼部商议兴献王的主祀以及尊号的问题，“大礼”的议论正式开始了。
礼部尚书毛澄去请教杨廷和，杨廷和示意他引用汉朝定陶王、宋朝濮王的事例，写好奏疏上报。五月的时候，毛澄召集了朝廷大臣六十多人一起联名上疏，请求朱厚熜学习汉成帝立定陶王为皇嗣，然后另外选楚王的孙子作为定陶王的后人的事例，让益王的第二个儿子朱崇仁过继给兴国当后人。
至于尊号，就依照宋朝英宗以濮王的身份继承皇位，以仁宗为父亲，而把生父濮王当作皇伯的事例，尊称孝宗为皇考，兴献王和王妃为皇叔、叔母。
朱厚熜看了奏疏后特别不高兴，说：父母能这么随便换来换去吗？要求礼部重新商议。
随后内阁大臣杨廷和、蒋冕、毛纪以及礼部尚书毛澄等几十人又多次上疏，坚持原来的提议，朱厚熜一开始反复要求大臣们广泛参考典礼，寻找最合适的解决办法，后来干脆把大臣们的奏疏扣下来不回复。
正德十六年七月初一，在京城观察政事的进士张璁看到朱厚熜多次拒绝朝廷的议论，坚决要尊崇自己的生父，于是趁机呈上一份奏疏，公开向杨廷和等人发起挑战。
在奏疏里，他极力反驳朝廷的议论，声称：汉哀帝、宋英宗虽然是定陶王、濮王的儿子，但是当汉成帝、宋仁宗在位的时候，他们俩都已经预先被立为皇嗣，后来被收养在宫中。而皇上（指朱厚熜），是在武宗继承孝宗的皇位十七年之后，武宗又去世了，由朝廷大臣依照祖训“兄终弟及”的规定，奉遗诏迎接进京来继承“大统”的，这两种情况完全不一样。而且《礼》里面记载“长子不能给别人当后人”，所以皇上只能在皇位方面继承武宗的大统，而不能在家族世系方面成为孝宗的后人。
他接着说：“统”和“嗣”是不一样的，不一定非要“父死子继”，古代有这样的先例，所以没必要强行剥夺这父子之间的亲情，设立那种父子的名号，然后才叫做“继统”。
他建议朱厚熜在京城为兴献王另外建一座庙，每年按时祭祀，以此来表示尊崇和亲近，并且让朱厚熜的生母兴献王妃蒋氏“母凭子贵”，尊为太后。他说这样的话圣考（指兴献王）和圣母（兴献王妃蒋氏）就都有了该有的身份。
这是公开支持朱厚熜、反对朝廷议论的第一份奏疏。
那个时候朱厚熜正被朝廷的议论困住，一点办法都没有，看到张璁的奏疏高兴极了，说：“这个论调一出来，我和父亲的恩义就能保全了”，马上就把张璁的奏疏下发到内阁，让朝廷大臣商议。
但是内阁大臣杨廷和等人把张璁的奏疏和朱厚熜的手令退回，仍然坚持原来的议论，给事中朱鸣阳、史于光、御史王溱、卢琼等人也一起抨击张璁，支持朝廷的议论，礼部尚书毛澄很快又上疏再次强调朝廷的议论，支持言官，要求朱厚熜传旨告诫张璁。
朱厚熜肯定是坚决不采纳。
在双方争执的过程中，一些投机的官吏看准了方向，纷纷表示支持张璁的话，首先有兵部主事霍韬，接着有同知马时中、国子监的学生何渊、巡检房浚等人，于是朱厚熜的信心更足了。
兴献王妃蒋氏从安陆出发抵达通州，听说兴献王的尊号还没定下来，而且朝廷大臣想让朱厚熜把孝宗当作父亲，把兴献王当作叔叔，气呼呼地说：怎么能把我的儿子变成别人的儿子！于是就留在通州不肯进京。
朱厚熜听到消息后，哭着向张太后诉说，说自己宁愿退位陪着母亲回藩地。
杨廷和等人没办法，最后和朱厚熜达成妥协，杨廷和等人根据慈寿皇太后张氏（张太后）的谕旨，尊称孝宗为“皇考”，兴献王为“本生父兴献帝”，兴献王妃蒋氏为“本生母兴献后”，宪宗贵妃邵氏（朱厚熜的祖母），当时还在世，封为皇太后。
杨廷和等人被迫做出了让步，这让他心里满是怨恨。对于朱厚熜，他没有办法，于是就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到了张璁身上。
正德十六年十二月，杨廷和示意吏部，把张璁派到南京去当刑部主事。张璁临行的时候，杨廷和还托人传话：你本来就不应该去南京。以后只管安安心心做好本职工作，别再来为难我。张璁没办法，心情郁闷地往南去了。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这样结束，正德十六年十二月，朱厚熜下达诏书，下令给兴献帝、后加上“皇”字，并说这是慈寿皇太后（张氏）的旨意。
内阁大臣杨廷和等人坚决不同意，正好在嘉靖元年正月，乾清宫发生了火灾，于是就上疏，借上天变化示警这个由头，阻止加上“皇”字的提议。
年轻的朱厚熜虽然性格固执，可他迷信鬼神，不得不屈服于“神威”，勉强听从大臣们的意见，宣布称孝宗为“皇考”、慈寿皇太后张氏为“圣母”，兴献帝、后为亲生父母，暂时打消了加“皇”字的想法。
嘉靖元年三月正式确定尊号：孝宗的皇后张氏称为“昭圣慈寿皇太后”、武宗的皇后称为“庄肃皇后”、自己的生父称为“兴献帝”、母亲称为“兴国太后”。
到这里，“大礼议”算是暂时告一段落，但是还没有彻底结束。
嘉靖二年十一月，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疏请求朱厚熜赶快发布明确的诏书，把孝宗改称“皇伯考”，兴献帝改称“皇考”，尊兴国太后为“圣母”，并且建议在皇宫另外建立一座庙来祭祀“皇考”（兴献王）。
在这之前，巡抚湖广都御史席书、吏部员外郎方献夫曾经各自写了奏章上疏，提出了相同的看法，但是因为当时朝廷大臣正一起围攻张璁，所以没敢贸然上奏，这次桂萼就把这两份奏疏一起封好呈上。
朱厚熜收到奏疏后特别高兴。
当时内阁的首辅杨廷和正因为在议礼这件事上和朱厚熜意见不合，接连上疏请求退休，朱厚熜担心杨廷和再出来阻拦，就在嘉靖三年二月批准杨廷和退休。
杨廷和离职后，新任的礼部尚书汪俊、吏部尚书乔宇等人奉命召集朝廷大臣商议桂萼等人的议礼奏疏。朝廷大臣仍然坚持杨廷和在朝时的主张，朝廷的各个部门、寺以及科道言官先后上疏表示支持朝廷议论的多达八十多份奏疏、二百五十多人。
朱厚熜特别生气，指责他们拉帮结派乱说话、扰乱朝政，分别罚了他们的俸禄。汪俊等人想缓和紧张的局面，又做出了让步，改变了原来的意见，答应给兴献帝、后加上“皇”字的称呼，但是这个时候朱厚熜已经不满足于只加“皇”字的提议了，所以对礼部的奏疏没有回应。
三月，桂萼、张璁又从南京各自写了奏疏，觉得现在尊亲的礼节不在于加不加皇字，只在于称不称考。
朱厚熜收到奏疏后更加兴奋，马上诏令张璁、桂萼和席书到京城，一起商议大礼。
然后正式向天下颁布诏书，加尊昭圣皇太后张氏为“昭圣康惠慈寿皇太后”、兴国太后为“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加上“圣母”的称呼），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和孝宗一起称为“皇考”，并且去掉藩国的名字“兴”加上“恭穆”的徽号，到这个时候朱厚熜的生父已经完全没有藩王的痕迹了。
张璁、桂萼走到凤阳，从官报上看到了朱厚熜的上述命令，还是觉得不妥当，上疏说朱厚熜被礼官的诡计误导了，极力劝说朱厚熜去掉兴献王及王妃尊号中的“本生”两个字。
张璁、桂萼到达京城，又分条上奏了七件事，极力论述孝宗、兴献并称“皇考”是不对的，认为把孝宗称为“伯”，把兴献称为“考”才是正确的。
朱厚熜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多次派遣司礼监太监到内阁传达谕旨给阁臣毛纪等人，让去掉他父母尊号中的“本生”二字，毛纪等人一再拒绝。
有一天，朱厚熜把毛纪等人召到面前，当面愤怒地大声呵斥道：这个礼仪必须马上改定。你们心里没有君主，难道还想让我心里没有父亲吗！
毛纪等人惶恐地退下。接着，朱厚熜下令礼部把他生母的尊号“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改定为“圣母章圣皇太后”，去掉了“本生”二字。
朱厚熜的强制命令把满朝大臣都激怒了，六部、都察院、太常寺、行人司、翰林院等部门的官员以及六科、十三道的言官各自纷纷上疏极力说章圣皇太后的尊号不应该去掉“本生”二字，朱厚熜把他们的奏疏全都留在宫中不回复。
接着阁臣毛纪、石瑶又一起上疏劝阻，表示支持百官的意见，朱厚熜也坚决不采纳，顿时大家的情绪都很激动，一场大冲突马上就要来了。
七月十五日早朝结束之后，礼部侍郎何孟春朝着百官大声喊道：宪宗朝的时候，尚书姚夔带领百官在文华门跪着哭，争取慈懿皇太后葬礼的事，宪宗最后采纳了，这种事咱们国家以前就有先例。
翰林修撰杨慎马上响应说：“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坚守节操为正义而死，就在今天！”
检讨王元正、给事中张羽中等马上跑到金水桥南头拦住劝阻一部分正要散朝离开的官员，尚书金献民、少卿徐文华又互相招呼。于是朝廷的百官从尚书金献民、秦金、赵鉴、赵璜、俞琳以下，一起到左顺门跪着趴着，有的大声喊“太祖高皇帝”，有的则大声叫“孝宗皇帝”。
朱厚熜得到报告后，派司礼太监传谕让大家退下，群臣不听，都说得不到皇帝允许的旨意，绝对不会罢休。
从辰时到午时，先后传旨两次都没起作用。朱厚熜非常生气，命令锦衣校尉把带头的人：学士丰熙，给事中张翀，御史余翱，郎中余宽、黄待显、陶滋、相世芳、毋德纯这八个人逮捕入狱。
杨慎、王元正看到这种情况就上前摇晃宫门，放声大哭，一时间群臣都哭了，哭声震动宫廷。
朱厚熜更加生气，大声命令把五品以下员外郎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逮捕下狱进行拷问，四品以上以及司务等官员八十六人暂且让他们等候治罪。
第二天，朱厚熜按照原来的规定颁布旨意更改“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的尊号为“圣母章圣皇太后”。二十一日，朱厚熜生父的牌位从安陆迎到京城，朱厚熜把它安放在奉先殿西室的观德殿，同时更改其尊号为“皇考恭穆献皇帝”。到这个时候，朱厚熜生身父母的尊号和皇帝、皇后的尊号没有任何区别了。
在朱厚熜生父牌位运抵京城的前一天，锦衣卫奏请处理在狱以及待罪官员的办法，朱厚熜责令拷问丰熙等带头的八人，然后把他们充军，其余四品以上的全部罚俸禄，五品以下的用杖刑，被杖刑打死的多达十七人。
左顺门事件是“大礼议”的一个转折点。从这以后，以前支持朝廷议论的大臣，除了个别人还坚持自己原来的看法外，绝大多数都变得不敢说话，只是曲意顺从朱厚熜的意思，这让朱厚熜很快就完全达成了目的，甚至连张璁、桂萼等人最初的提议也被突破了。
不久，席书到达京城，担任礼部尚书，张璁、桂萼、席书、方献夫召集百官一起商议重新确定尊号的事。朝廷议论决定，称孝宗为“皇伯考”、昭圣康惠慈寿皇太后（张氏）为“皇伯母”，恭穆献皇帝为“皇考”，章圣皇太后为“圣母”。
嘉靖四年，光禄寺丞何渊请求建造世室，在太庙祭祀献皇帝。朱厚熜下令让礼部召集大臣商量这件事。
张璁、桂萼、席书等人表示反对，觉得献皇帝从藩王追加帝号是行得通的，可要是在太庙建世室，跟太祖、太宗并列，那是完全没依据的，主张在皇城里另外建一座庙来安放兴献皇帝的牌位，朱厚熜勉强接受了这个建议。
不久，工部选地在太庙左侧的环碧殿旁边建庙，前面是殿后面是寝宫，跟太庙一样，只是规模制度稍微比太庙差一点，朱厚熜亲自确定它的名字叫“世庙”。
嘉靖五年九月，世庙建成。嘉靖十五年（1536 年）朱厚熜觉得“世庙”这个称呼不合适，把它改称为“献皇帝庙”。嘉靖十七年（1538 年）九月，尊朱祐杬为睿宗，配享在太庙。
嘉靖朝的“大礼议”前后持续了差不多二十年的时间，争论特别激烈的时期也有三、四年。
朱厚熜从外地藩王入主朝廷执政，在朝廷里没有自己的一帮亲信，从兴府带来的唯一的心腹、智囊袁宗皋在进入内阁后仅仅四个月就病死了。于是朱厚熜特别需要想办法加强自己在朝廷上的地位。
为了这个，他除了采取整顿朝纲的一系列争取民心的措施以外，还想通过提高自己生身父母的地位，采用继统但是不继嗣，保持自己家族世系甚至是政治上的独立性的办法来达成目的。
然而这不符合朝廷上原来那些大臣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地就出现了。
随着这场争斗的开展，以杨廷和为首的朝廷旧臣逐渐失去了地位和权力。大学士杨廷和、蒋冕、毛纪等人先后下台，尚书毛澄、汪俊等人也先后被罢免，他们空出来的位置，差不多都被顺从朱厚熜、极力主张尊崇朱祐杬的官员给占据了。
张璁在嘉靖六年（1527 年）升任礼部尚书，兼任文渊阁大学士，参与机要事务。桂萼从一个地位很低的南京刑部主事，仅仅经过三、四年的时间，就升任吏部尚书，嘉靖八年（1529 年）又以本官兼任武英殿大学士，参与机要事务。
上述变化所带来的结果，使得大礼议前后的统治集团在构成方面有着极大的不同。原本占据重要地位的一些大臣纷纷失去了权力和影响力，而那些顺从朱厚熜、力主尊崇朱祐杬的官员则迅速上位，掌握了关键的职位和权力。这种巨大的转变直接导致了君主集权制大为加强。君主对于朝政的掌控力度得到了显著的提升，能够更加直接地推行自己的意志和政策，不再受到过多的来自大臣们的阻碍和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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