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10月14日，那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日子，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解放了广州。这座充满历史底蕴的城市，在新中国的曙光下迎来了新生。随后，10月17日，第15兵团如同破竹之势挥师南下，一路直抵深圳河北岸，此时的他们距离香港近在咫尺，仿佛下一秒就能跨河收回香港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
在香港，英国政府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他们将驻港英军的人数从原有的5000人急剧扩充到3万人，这其中包括装甲部队和空中支援力量，大有要与解放军决一死战，打一场所谓的“香港保卫战”的架势。当时的英国，刚刚经历了二战的重创，实力大不如前，但他们仍妄图凭借着强大的军事力量和香港这个重要的据点来维持其在远东的殖民统治。
二战时英国首相丘吉尔，这个曾经在世界舞台上呼风唤雨的人物，在香港问题上也表现出了强硬的态度。他公开宣称：“香港是英国的领土，不经过战争，休想从英国拿走任何东西。”并且口出狂言：“中国要收回香港，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这看似霸气十足的言论，背后其实是英国在殖民时代即将落幕时的挣扎与不甘。
再看香港总督葛量洪（Grantham），当时的他面对解放军强大的战斗力，内心充满了绝望。他甚至认为香港“完了”，在他看来，解放军甚至都不用派兵进攻，只要对香港实施断水、断供的策略，香港的物资储备最多维持几周，香港就会不战而降。英国当时也举国上下几乎无人怀疑葛量洪的看法，毕竟不久之前发生的紫石英号事件已经给英国敲响了警钟。在解放军的炮火下，大英帝国在中国实行了一百多年的炮舰政策宣告结束，这也让英国人深刻明白，中共“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宣告不是虚张声势，与大清王朝签订的条约根本无法保护香港免受解放军的进军。
然而，世界局势瞬息万变，就在所有人都认为一场大战即将爆发，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深圳河两岸的时候，事情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1949年10月17日之后，已经做好进军香港一切准备的解放军突然接到命令停止前进，“饮马深圳河”戏剧性地变成了“勒马深圳河”，一场即将爆发的恶战瞬间烟消云散。
随后，香港总督葛量洪收到了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通过秘密途径传来的维持香港现状的“三项条件”：其一，香港不能用作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基地；其二，不许进行旨在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威信的活动；其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港人员必须得到保护。信中明确表示，只要做到这三条，香港就可以维持现状。英国方面经过权衡，对这几个并不苛刻的条件欣然接受。于是在1949年12月19日，香港《华侨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毛泽东已保证香港地位安全，英国年内承认中共”的消息。紧接着在1950年1月，英国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了最早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大国。
这背后的决策其实源于毛泽东的高瞻远瞩，暂不收复香港是毛泽东作出的战略决策。早在1946年12月，毛泽东在延安与哈默、罗德里克、陈一帆等三位西方记者会谈时，哈默问毛泽东在香港问题上的态度，毛泽东就回答：“我们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中国那么大，许多地方都没有管理好，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1949年2月，毛泽东在西柏坡会见苏共中央代表米高扬时，再次强调暂不收复香港的政策。他指出：“目前，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内地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须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取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
新中国外交方针政策大致在1949年1月至7月期间形成，其中“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理念对香港问题的决策也有一定的影响。就在这一时期，负责对外贸易和港澳工作的廖承志向毛泽东等人提出暂时维持香港现状不变的建议，他认为把香港暂时留在英国人手中，出于英国自身利益考虑，也不会轻易放弃大陆这个庞大的市场，所以暂时由英国管辖乃是上策。周恩来总理也在内部谈到香港问题时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与其让英国拉着美国一道来共同防卫香港，倒不如把香港留在英国人手里，这样对新中国比较有利。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毛主席这一决策的无比英明。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联合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物资禁运。而英国，为了继续获得美国的经济援助，不得不做出支持美国的姿态。但是，当美国的战火蔓延到中国边境的时候，英国政府却越来越恐惧，对朝鲜战争的态度越来越消极。正是因为新中国对香港采取了灵活政策，美国主导的这个“禁运”计划没能成功。通过香港这一国际通道，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内地。
不仅如此，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此时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这无疑是对中国经济雪上加霜。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中国通过香港从西方进口了大量的粮食和物资，香港作为国际通道，对中国人民度过困难时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这时候，国际观察家们才真正领略到毛主席对香港政策中所蕴含的政治智慧。
毛主席暂不收复香港的决策，不是软弱，而是一种高瞻远瞩的战略考量。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下，这种灵活的政策为新中国的外交、经济发展等方面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也为香港的和平回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种大智慧，历经岁月的洗礼愈发彰显出其非凡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