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牧，曾用名刘家语，1914年9月出生于荣成。31年参加革命，32年入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济南市委书记、济南市市长、济南市军管会政委，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市委副书记、上海市工业生产工作委员会书记。
54年后，任国家基建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国家经委副主任，中央工业交通政治部主任。
65年后，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66年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政委。
75年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
80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82年任国务委员 ，88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继1975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我(谷牧)被任命为副总理后，在1980年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从1978年底到1988年初近10年中: 我受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委托， 分管对外开放工作， 亲历了对外开放决策前酝酿讨论过程·
赴西欧考察
1976年10月, “4人帮”被抓。 我们这些在中央工作，长期与“4人帮”对着干的老同志感到重整河山，任务艰巨。
到1978年初,经济工作逐步摆上了更重要的日程。为了借鉴国外经验，加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让我带团去西欧考察访问。
这次出访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政府代表团。成员中有钱正英(水电部部长)，彭敏(国家建委副主任）、张根生(农林部副部长)叶林(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王全国(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杨波(山东省草委会副主任)，还有六位司局级干部。
出发前，小平同志专门找我谈话，要我们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问题。从78年5月2日到6月6日,我们先后访问了法国(巴黎、里吊、马赛等)、西德国(波思、音尔、汉堡、巴线利亚等）、瑞士(日内瓦、伯尔尼、巴素尔、苏黎世等）、丹麦(哥本哈根。奥尔堡等）， 比利时(布鲁塞尔、安特卫普等)。会见了众多的政界人士和企业家，广泛介绍我国的新形势和我们发展经济的方针政策。重点考察了这些发达国家工农业和科技的现代化水平、五六十年代经济发展较快的原因，以及他们组织管理社会化大生产的经验。
除了会谈以外，安排了较多时间参观工厂、农场、城市建设、港口码头、 市场、学校、科研单位、居民点等。一个多月“马不停蹄”，紧紧张张。我想，国家花了外汇，我们应当尽量多看些， 多学些。
对西欧的真实印象
这是我第一次出国，有了实感。我和代表团的同志们一道作了多次讨论，归纳起来有三点突出的印象:
第一，二战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确有相当大的新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通信手段广泛采用电子技术，现代化水平很高。我在法国看到一座低水头的水电站，全部用电子计算机控制，节假日没有工人上班， 照样运行发电。联想到国内的经济技术水平，差距太大，很有紧迫感。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工人的工资和生活福利状况也有明显改观。这些国家的经济运作，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和对社会矛盾的处理手段，都有些新变化。
第二，西欧国家对于同中国发展经济关系很有兴趣。他们普遍认为，中国是世界上重要的稳定因素，有个强大的中国，加上强大的欧洲，稳定世界局势就好办得多。我本来以为，按照国际交往对等原则，我遇到的会谈对象可能是副总理一级的人物。 可是所到国家，同我会谈的都是总统或总理级的人物。法国总统德斯坦、联邦德国总统谢尔，瑞士联邦主席里恰德、比利时国王、丹麦女王都会见了我们。这不是我谷某人如何，而是他们重视与中国发展关系。
我同法国巴尔总理会谈时，按事先做的准备先谈政治。他说，这些问题您同总统会见时再讨论，我们今天主要谈经济，1977年法中贸易额为什么下降，这同贵我两国的友好关系不相称。我同德斯坦总统会见时，他开始就说我对经济有兴趣，法国的东西哪些是中国需要的， 法中两国可以在哪些方面进一步发展合作?结果根本没谈到政治。在联邦德国访问巴伐利亚州时，州长卡里在宴会上说，听说你们资金困难，我们愿意提供支持，50亿美元怎么样，用不着谈判，现在握握手就算定了！这些国家资金过剩，技术要找市场，产品要找销路，都很想同我们拉关系， 做生意。只要我们做好工作， 许多事可以办。
第三，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中，许多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我国也可以采用。比如卖方信贷(即廷期付款)、买方信贷(我们买东西时货款付账，以后还货）和补偿贸易(我们用外方提供的设备、技术组织生产， 用产品补偿)，总之叫做今天先拿货，明后天再给钱。这些办法可以缓解我们外汇支付能力的困难。还有吸收外国投资或进行中外合作生产等等。
根据上面这些感受，回国后，我们写了一个比较长的报告，即:《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送呈中央、国务院。
在报告于1978年6月22日送呈党中央、国务院主要领导时，我同时建议在近日安排听一次汇报。
国务院讨论
78年6月下旬，党中央、国务院的许多领导同志听了我的详细汇报。叶帅、聂帅、李先念、乌兰夫、王震等同志都到了，由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志主持汇报会。记得这个会开得时间很长，从下午3时30分一直开到晚上11时。
到会的领导同志都作了讲话或插话，强调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主要立足国内，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但同时必须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为此要扩大出口，增加收汇，还要抓非贸易外汇收入的增长，发展对外经济合作。
叶帅从战略上强调:我们同西欧几十年没有打过仗，他们希望中国成为世界稳定的力量，我们需要他们的先进技术，他们资金过剩，技术需要找市场, 引进技术的重点应放在西欧。聂帅态度坚决地表示:过去我们对西方的宣传有片面和虚伪之处，这反过来又束缚了我们自己。谷牧这次调查比较全面，应当拍板了！不要光议论了！李先念同志也说： “要利用西欧这个力量。
汇报会结束时，中央领导要我与出国考察的同志进一步研究归纳出几条，提请国务院讨论。
7月上旬，国务院召开有关部委负责干部参加的关于加速四化建设的务虚会。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我在会上报告了考察西欧的情况，敞开思想讲了我的意见。我说，我国要老老实实承认落后了，与世界先进水平拉开了很大的差距。我们怎么赶上国际先进水平，怎么搞现代化， 怎么把速度搞快些? 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狠抓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国际形势提供了可以利用资本主义世界的科技成果来发展我们自己的机会，一定要抓住它。
我强调，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上，必须解放思想， 多想点子，开拓路子，绝不能自我封闭，自我禁锢，作茧自缚。
这次务虚会开了20多天，大家畅所欲言，认真总结新中国近30年的经验教训，认真研究国外先进的东西。各部部长都发了言。发展速度成为反复探讨的重点。大家说，日本、联邦德国两个战败国为什么能够迅速复兴? 瑞士为什么也能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我们条件并不比它们差多少，许多方面还比它们强得多。定要下决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因此，一系列重要思路打开了，包括正确运用价值规律，改革经济体制，坚持按劳分配，发展农村的多种经营等等。特别对如何加强技术引进，扩大外贸出口, 采取灵活方式利用国外资金等，讨论得很热烈。
这些意见， 在务虚会后，党中央、国务院又多次进一步讨论，其成果凝聚到了当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伟大战略决策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