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好的小说》导言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作 周颖译
当今的英语小说家中，艾丽丝·门罗属于重量级的人物。她赢得了大把北美和英伦批评家向她敬献的顶级赞誉，问鼎了各类奖项，还在国际上拥有一批忠实的粉丝。作家圈里，她的名字有相当的震慑力。近来作家之间打各种嘴仗，还把她当成痛击对手的长鞭。“你把这个叫写作？”抨击者问，直扑要害。“艾丽丝·门罗！那才叫写作！”我们常说，有一类作家——不论她多么出名——我们都应该更深入地去了解，门罗就在此列。
这一切的发生，绝非一夜而来。一九六〇年代，艾丽丝·门罗开始提笔创作。一九六八年，她的第一部作品《快乐影子之舞》问世。至今，她出版了十一部小说集，平均每集含纳十来个故事。虽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她的小说就已经成为《纽约客》的常设栏目，然而，她被奉为世界文坛的圣徒，却相当之晚近。其过程所以漫长，部分的原因要归于她的写作形式。她是故事家，写原来我们常说的“短篇故事”，用今天更通行的说法，就是“短篇小说”。这一体裁为英美和加拿大的一流作家经常使用，可是，以长短论英雄的偏见，一种广为流布实乃错误的倾向，一直阴魂不散，盘踞不去。
结果，艾丽丝·门罗成了隔一阵就爆发一次的那类作家，至少在加拿大境外是如此。仿佛她从蛋糕里蹦出来——一个惊喜！——过上一阵，还得蹦出来，如此反复再三。读者不会在每个排行榜上的闪亮名字中找到门罗。他们与她遭遇，好像不期而然，又仿佛命中注定，给吸卷进去，一阵大惊奇、大兴奋之后，若干疑念纷纭而至——艾丽丝·门罗从哪儿来？怎么没有人告诉我？这么精粹的东西怎么会从石头缝里蹦出来？
不过，艾丽丝·门罗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她是从安大略省西南部的休伦县蹦出来的。虽然“蹦出来”这个词，在她笔下的人物看来，过于轻快了点，也确有些自命不凡的意味。
门罗
安大略是加拿大的一个大省，自渥太华河往西，一直伸入苏必利尔湖的西端。这里土地广袤，物种多元，但西南部的风俗殊异，自成一体。索维斯特（Sowesto）是画家格雷格·库尔罗【格·库尔罗（1936—1992），加拿大画家，风格近于波普，是一名热忱的地方主义者，提倡艺术家从自身的日常经验出发，寻找艺术的灵感】给它的命名，一直沿用到今天。库尔罗以为，这个地方大有意趣，可是它的精神气度颇有些阴暗和古怪。很多人看法雷同。同样来自索维斯特的罗伯逊·戴维斯【罗·戴维斯（1913—1995），加拿大小说家、剧作家和批评家，在本土很受欢迎】以前常说：“老家人那些阴风邪气，我是知道的。”这些阴风邪气，艾丽丝·门罗也知道。索维斯特的麦田里矗立着为数不少的标语牌，告诫你要做好去见上帝的准备，不然，就得堕入地狱——给人的感觉没什么两样。
索维斯特西邻休伦湖，南接伊利湖。这里多为平坦的农田，几条水面宽阔、经年泛滥的河流蜿蜒其间，纵横交错。十九世纪，因漕运便利，水能充足，一批大大小小的城镇得以兴起。其中每一个，都有红砖建造的市政厅（通常带塔），有邮政大楼，有支派殊异的教堂，有通衢大道，有气度优雅的住宅，也有简陋寒伧的贫民区。每一个城镇，都有家史悠久的家庭，壁橱里存放着一堆骷髅。
十九世纪著名的唐纳利家族屠杀案【唐纳利家族，乃因一八四〇年代爱尔兰大饥荒被迫移民加拿大的天主教家庭。他们选择定居的地区，正是充满暴力、冲突和宗教仇恨的索维斯特。这家的父亲詹姆斯·唐纳利曾因土地纠纷伤人致命，埋名隐匿一年，后自首并判服役七年。与此同时，小镇因财富差异与宗教分歧而分化为两派：一派为富裕的信奉清教的地主阶层，另一派多为贫穷的天主教徒。后者发起针对清教徒的反对运动，矛头也指向与清教徒有瓜葛的天主徒。他们自名为“白衣男孩”，并将他们反对的天主徒贬为“黑脚”。唐纳利一家就在“黑脚”名单内。一八八〇年，一伙暴徒纵火焚烧这个家族的房产，杀害五名家庭成员。案发后凶手逍遥法外。这桩事件，史称“唐纳利家族屠杀案”（Donnelly Massacre）】就发生在索维斯特。一个大家庭惨遭屠戮，家产付之一炬，这是爱尔兰政治宿仇延绵不绝的恶果。葱郁的自然，压抑的情感，体面的外表，隐秘的纵欲，突发的暴力事件，耸人听闻的罪恶，郁结于心的怨忿，莫名的谣言……这一切从未远离门罗笔下的索维斯特，揆度原因，部分是因为上述种种元素，均有当地现实生活的影子。
很奇怪，不少作家来自索维斯特。说它奇怪，是因为艾丽丝·门罗成长于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这个时期，来自加拿大，尤其是来自安大略省西南部小镇上的哪个人，倘若设想自己可能成为驰名世界文坛的作家，那就是笑话。即便到了五六十年代，加拿大的发行商依然屈指可数，当中的多数，还是教材出版商，英美有什么称之为“文学”的东西，他们就舶来什么。也许有一些业余水准的戏剧演出——高中戏剧社和小剧院社团的表演。不过，那时已经有了广播。艾丽丝·门罗的文学事业在六十年代起步，所依凭的媒介，正是加拿大广播电台（CBC）罗伯特·韦弗【罗·韦弗（1921—2008），资深编辑和媒体人，堪称加拿大文艺界的伯乐。一批加拿大作家（包括艾丽丝·门罗，本文作者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内）尚未成名之际，凭借他的《文选》节目，才为听众和读者所熟悉】制作的“文选”栏目。
然而，几乎没有几个加拿大作家，不论他是哪一类，能在全球赢得读者。大家想当然地认为，假如你怀着那样一种渴望——那种你必然要为自己辩护，要自惭形秽的渴望，因为艺术这玩意儿，一个道德端正的成年人才不会为了它把光阴无端消耗——你最好离开这个国家。写作绝非你赖以谋生的行当，人人都知道。
假如你是某一类人，玩玩水彩画或诗歌，也许能被勉强接受。门罗在《火鸡的季节》里描写了这类人：“镇上有同性恋，我们知道他们是谁：一个裱糊匠，举止优雅，轻声细语，梳着波浪卷发，自称为室内设计师；那个牧师寡妇给宠坏了的胖独生子，竟然参加烘焙大赛，还用钩针编织了一款桌布；一个患臆想症的教堂风琴手兼音乐教师，全仗勃然大怒的尖叫才能维持合唱团和学生的队伍秩序。”再不然，你可以把艺术当成爱好，假如你是有闲的女人，还可以干点貌似艺术的活儿，挣些低廉的薪酬糊口度日。门罗的故事中不时闪现这样的女人。她们弹弹钢琴，给小报写写专栏。更惨的是，她们有些当真有点才气，比如《梅勒塞族河》里边的阿尔米达·罗斯，但苦于无用武之地。阿尔米达写了一卷题为“祭品”的小诗，一八七三年出版。
当地报纸《前哨》称她为“我们的女诗人”，似乎半含尊敬，半含藐视，藐视她的事业，也藐视她的性别——或者说，这两者的平庸组合。
小说开篇，阿尔米达是一位失去亲人的淑女。她孤身一人，小心翼翼地守护好名声，中规中矩地参与慈善工作。等故事结尾，在混有鸦片酊的镇痛药的重剂量刺激下，艺术之河冲决堤坝，将她的理性自我席卷而去：
甚至于诗歌。是的，还是诗歌。或一首诗。这不就是那个想法么：一首伟大的诗将容纳一切，而且会使她的其他所有诗变得无足轻重，不过是实验品、残次品和一团破布罢了？……诗的名就是那条河的名。不，它就是那条河，梅勒塞族河……阿尔米达的目光探入自己意识的深河，探入桌布，她看见钩针编织的玫瑰在一朵朵漂浮。这似乎就是昔日索维斯特小镇艺术家的命运——小艺术家定然要承受的命运：要么为体面而沉默，要么陷入几近疯狂的古怪。
在加拿大，倘移居大一点的城市，你至少还能寻着几个同好，若偏居索维斯特的小镇，只怕要踽踽独行。然而，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约·肯·加尔布雷斯（1908—2006)，美国加拿大裔经济学家、政府官员和外交家，20世纪美国新制度学派的领军人物。他的论著，比如《美国资本主义》、《丰裕社会》和《新工业国》等，对西方经济学和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罗伯逊·戴维斯、玛丽安·恩格尔【玛·恩格尔（1933—1985），加拿大作家】、格雷姆·吉布森【格·吉布森（1934—），加拿大作家，与本文作者长期共同生活，并育有一女】和詹姆斯·雷尼【詹·雷尼（1926—2008），加拿大诗人、剧作家，其作品有浓郁的地域色彩】都来自索维斯特。艾丽丝·门罗自己，在西岸待过一阵后，也搬回来，如今住在离温纳姆不远的地方。温纳姆是她笔下的各个家庭（朱比利、沃利斯、达格利什等）的原型。
同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一样，由于颂扬它的作家超群拔类，索维斯特的休伦县经由门罗的小说，成为富有传奇色彩的地域。不过，对于这两位作家，用“颂扬”形容他们的工作，很不妥当。“解剖”或许更接近门罗的风格，虽然这个词医学味过于浓厚了些。刨根究底的细察，考古学式的发掘，精准生动的回忆，沉湎于人性更丑陋、更卑鄙、报复欲更强的阴暗面，讲述性爱的秘密，怀念逝去的痛苦，因生命缤纷充实而喜悦，这一切元素的混杂，我们该何以形容？
门罗唯一的长篇，《姑娘和妇女们的生活》（一九七一），是一部“教育小说”，或曰“成长小说”，在这里，是一位少女艺术家的画像。小说结尾有一段话十分有力，耐人寻味。朱比利家的德尔·乔丹，如今（如姓氏所示）【朱比利（Jubilee），典出《圣经·利未记》25章，指犹太人禧年，每五十年守一次。这一年土地休耕，奴隶获释，人们吃地中自出的土产。后引申为“五十周年庆典”、“欢庆”等义。这里指成为作家的德尔·乔丹年逾五十，亦含“欣快”意，如后文“福地”和“乐园”所示】已迈入女人福地和作家乐园，她这样回忆她的少女时代：
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有一天我会如饥似渴地想了解朱比利的家族史。像克雷克叔叔在詹金斯湾写他的历史故事那样贪心，那样误入歧途，我想把一切写下来。
我要列各种单子，列出大街上所有店面、商家和它们的拥有者，列出家族成员、公墓墓碑上的姓名和下方的铭文……
我们希望一切都无比精确，这简直是疯了，令人痛苦不堪。
没有一张单子可以容纳我想要的东西，因为我想无所不包，每一摞话语，每一层思想，每一束打在树皮和墙上的光，每一种气味，每一个坑洞，每一次痛苦，每一场崩溃，每一个错觉，都原封不动凝聚在一起——熠熠闪光，永恒不灭。
把这个当作毕生的事业来追求，是一项令人生畏的工作。然而，这正是艾丽丝·门罗在随后三十五年，以非凡之忠诚而信守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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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丽丝·门罗闺名艾丽丝·莱德劳，生于一九三一年。这意味着在大萧条年代，她还是个小小孩。一九三九年她八岁那年，加拿大加入二战。战后，她就读于伦敦市的西安大略大学【西安大略大学，位于安大略省伦敦市的一所著名公立大学，始建于1878年，被誉为“加拿大的哈佛”】。埃尔维斯·普雷斯利【埃·普雷斯利（1935—1977），美国著名摇滚歌手，昵称猫王。据说因他演唱情歌时，总会吸引众多女性歌迷，如同公猫吸引一堆母猫，乃由此得名。20世纪最受欢迎的音乐家之一，有“摇滚之王”的美誉】扬名之际，她二十五岁，初为人母。第一本书问世时，她三十八岁，正赶上花童革命【花童革命（Flower child），指“鲜花权力运动”（Flower power），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盛行于美国，源于抵制越战的抗议活动，宣扬消极和非暴力抵抗。口号由垮掉派诗人艾伦·金斯堡于1965年提出，主张以和平方式来反对战争。嬉皮士们身穿绣花和色彩明亮的服装，头上饰花，并且向市民派发鲜花，因而被称为花童】和妇女运动（一九六八至一九六九）。一九八一年，她年届五十。门罗的故事主要发生在这五十年——二十世纪三十至八十年代，甚至更早一些留在祖辈记忆里的岁月。
门罗先人当中有一些是苏格兰长老会【长老会，亦称归正宗，“归正”为经过改革复归正确之意。新教主要宗派之一，以加尔文(1509—1564)的宗教思想为依据，产生于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与安立甘宗和路德宗并称新教三大主流派别】教徒：追索其家谱，可溯至绰号为“埃特里克牧羊人”（the Ettrick Shepherd）的詹姆斯·霍格【詹·霍格（1770—1835），苏格兰诗人、小说家。自小家境贫寒，靠牧羊为生，仅受过六个月正式教育，通过研读《圣经》自学成才，以《罪人忏悔录》传世】。霍格乃罗伯特·伯恩斯的朋友，十八世纪晚期爱丁堡的文化名人，撰有《罪人忏悔录》。这个题目本身，就是门罗式的。另一半先人是英国国教徒。据说他们最怕犯的错误，其中一条乃用餐的时候使错刀叉。门罗对社会阶层的分界十分敏感，长于辨识区分不同阶层的细枝末节和冷嘲热讽。这种敏锐的意识，老实说，来自长老会的祖先，正如她笔下人物严格审视自身行为、情感、动机和良心，反省自身之不足的习惯，亦由同一源头而来。在传统的清教文化里，比如像索维斯特的小镇，宽容很难产生，惩罚却很常见很严厉，潜在的羞辱和羞耻猫在每一个角落，谁也别想痛快地甩掉。
但这个传统也包含因信称义的思想：神恩莅临，同我们任何的主动作为毫不相干。门罗的作品充满神恩，却披上了古怪的伪装：一切无从预见。情感喷涌。成见崩陷。惊奇不绝。骇闻腾现。恶意的行为结出善果。特殊的救赎不期而至。
可是，一旦如此评价（或分析、推论、概括）门罗的写作，你会留意到她小说里边经常出现那个爱嘲讽的评论家，他说（大意是），你以为你是哪根葱啊？你凭什么以为我所有的事儿你都知道啊，还有别人的那些个事儿？或者，再援引《姑娘和妇女们的生活》：“人们的生活……乏味，简单，令人惊奇，莫测高深。”这里的关键词，就是“莫测高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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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的头两篇小说，《致命殴打》和《女乞》，选自同一本书。这本书有两个书名。它在加拿大的书名——《你以为你是谁呀？》——一通不耐烦的责备后，给某些自我意识膨胀的家伙泼泼凉水，挫挫傲气。在英美的书名则是蕴含浪漫色彩的“乞丐女仆”。在这个令人费解的题目下，讲述了一位普普通通的女主人公——罗丝——的故事。罗丝成长于汉拉提小镇的贫民区，同父亲和继母芙洛过活，靠奖学金念完大学，嫁给一个社会地位比她高的男人，后来离他而去，再后来成为一名演员——当演员，在芙洛仍然居住的汉拉提，乃大罪一宗，羞耻之根源。故而，《你以为你是谁呀？》又是一部成长小说，讲述女主人公的成长，也是作家本人的另一帧自画像。
何为假？何为真？哪些情感、行为、话语真诚可靠，哪些虚伪做作？或者，这两者究竟能否区分？这些问题，门罗的人物想了又想。
生活宛如小说。汉拉提的社会由纵贯小镇的一条河流一分为二：
在汉拉提，社会阶层的分布沿河流走势第次而下，上游是医生、牙医、律师，下游是铸造工、工人和马车夫；西汉拉提的上游则为工人和铸造工占据，往下才是那个凑合过日子的庞大群体，由偶尔捞一票的走私贩，妓女和成不了气候的小偷组成。
小镇的每一半都声言有权笑话另一半。芙洛过到东岸（更体面的那一半），目的是采购，但也想
看看那边的人，听听他们说话。她细心聆听的对象包括戴维斯律师的太太，国教牧师亨利·史密斯的太太，还有马医麦凯的太太。回到家后，她便模仿她们嚼舌，弄得那些太太们好似喜欢卖弄和自我吹捧的愚蠢怪物。
然而，等罗丝进了大学，在一个女教授的家里搭伙用餐，后同加拿大西岸百货巨头的少爷帕特里克订婚，对中上层阶级的派头窥览一二后，芙洛在她眼里又成为怪物一个。她的自我也打起架来。于是，帕特里克去她家乡的探访，于她便成为一桩大灾难：
她也闹不清究竟有多少令她羞耻的东西。她为食物感到羞耻，为那只天鹅，为塑料桌布，为帕特里克，那个一脸阴沉的势利眼，当芙洛递他牙签时，居然做出那样的鬼脸，也为芙洛，为她的胆怯、虚伪和做作，当然，最多是为自己。她竟然不知道怎么开口说话，怎么把话说得自然。
可是，只要帕特里克一开始对她的小镇和家庭评头论足，罗丝心头便勃然而起“一股忠诚和捍卫的意识……像一层硬壳那样，紧紧裹住她所有的记忆……”。
分裂的忠诚意识不但表现于门罗对社会阶层的思考，亦体现于她的整个事业。门罗的虚构世界里充满了一类次要人物，他们鄙薄艺术和技巧，藐视任何一种自命不凡和自我炫耀。她的主角们挣扎着要反对的，正是这些态度和由之引发的对自我的不信任。唯如此，她们才好放下包袱，创造点什么出来。
与此同时，门罗的女主人公，她笔端的作家们对于艺术的虚假面也同样鄙视和不信任。该写什么？怎么去写？有多少真正的艺术？有多少不过是一兜子低劣的把戏——只会模仿，操纵情感，扮扮鬼脸？如何不对另一个人——哪怕是一个虚构的人——妄下雌黄？最重要的，故事该如何结尾？（门罗通常给出一个结尾，然后质疑，修改。或者干脆表示怀疑，就像《梅勒塞族河》末尾叙述者所说的：“我也许弄错了。”）难道写作本身不正是一种妄自尊大的行为？难道手中的笔不正像一根折断的芦苇？好几篇小说，比如《青年时代的朋友》《出走》《旷野小站》《怨情、友情、恋情、爱情、婚姻》都含有书信，展现写信人虚荣、虚伪甚至恶意的一面。假若书信的写作如此不值得信任，遑论写作本身？
张力始终如影随形：《木星的行星》中，门罗的艺术家总要挨罚，失败时如此，成功时也如此。那位女作家想到自己的父亲，说：
我能听到他说，哦，我在《麦克莱恩》上面没见着你的东西。如果他读到了，就会说，嗯，那篇东西写得不咋地啊。他语气幽默而宽容，却总让我感到了无意趣。我得到的暗示无非是：名誉，你要努力奋斗去赢得，等你有了它，又得深负愧疚。不论得没得到，你横竖要挨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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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无意趣”是门罗的一大敌人。她的人物鼓足全身力气与之抗衡，对抗令人窒息的风俗，旁人那些要命的期望和强加的行为准则，对抗所有可能压抑和熄灭精神的东西。让门罗的女性选择，做一个好行善举却内心麻木、毫无真情的人，还是行为乖张却忠实于自己的真实感受因而意识到自身存在的人？她很可能选后者。纵然选前者，她也会剖析自己的油滑、欺诈、狡黠、虚伪和堕落。诚实，在门罗的作品里，实非良策：它根本不成其为策略，而是如空气一般基本的元素。她的人物多少得有一点儿诚实，不论走正道还是歪道，不然，他们就觉得自己会沉沦。
追求真实的战役，最关键的一场，在性领域打响。门罗笔下的社会——同大多数社会一样，人们对性问题通常持沉默或遮掩的态度——携带着强烈的性欲电流，它在每个角色周围扩散，像霓虹灯那样，将风景、房间和物体一一照亮。一张凌乱的床，在门罗的手里，要比任何赤裸裸的性描写更有表现力。纵然故事的主线，无关爱和性，男人和女人却总能意识到彼此作为男人和女人的存在，主动或被动地辨识出对方的性引力，性好奇，再不然，就是性反感。女人第一时间就能感应到其他女人的性能量，心生警惕或妒忌。男人呢，卖弄，捯饬，调情，引诱，最终大功告成。
门罗的人物，善于捕捉聚会的性欲气息——那种混杂于其他气味中的气息，还有他们自己内心的回应——其灵敏程度，堪比香水店里的小狗。堕入爱网，陷入欲河，兴味浓厚地偷窥人家夫妻，捏造性谎言，出于无从扼制的欲望行苟且之事，利用他人的绝望来打性事的算盘……对于这些的探索，很少有作家做得比门罗更彻底，更果决。撼动性欲的边界，这在许多门罗女子看来，显然是极兴奋的一件事；不过，僭越的同时，你也得确知防护墙究竟在哪儿；门罗的世界里，纵横交错着精心划定的边界。手势，座椅，眼神——无一不是复杂的内心地图的一部分，而在此地图上，散布着带刺的铁丝网，各种陷阱，还有穿过灌木丛的秘密通道。
对于门罗这一代女性，表达性经验既是一场解放，也是一条出路。从哪里解放出来？从拒绝的姿态以及捆住你手脚的蔑视里解放出来。门罗在《火鸡的季节》对此有生动的刻画：
莉莉说，要是她丈夫喝醉了酒，她决不允许他靠近。玛乔丽说，自打上回大出血差点叫她丧命后，她再也不许丈夫在经期跟她亲昵。莉莉急忙说，丈夫只有酒醉了才想亲热。我看得出来，不让丈夫靠近，事关她们的尊严，不过，我拿不准“靠近”的意思就是“性交”。
对于像莉莉和玛乔丽这样年长一些的女人，享受性爱意味着一次屈辱的失败；对于《女乞》里的罗丝，则是一场值得骄傲和庆祝的胜利。至于再晚几辈——性解放运动之后——的女子，享受性爱则将成为单纯的义务，完美的性高潮无非是她们的成就列表上的一个添加项。当享受变为义务，我们又回到了“了无意趣”的荒原。然而，门罗塑造的人物，在探索性欲的阵痛中，也许感到迷惑，羞耻，痛苦，乃至有残酷和虐待狂的一面——她小说里的有些夫妻以折磨对方的情感为乐，就像现实中的那样——但决不会了无意趣。
门罗某些后期作品中，性可以少一些冲动，多一些算计。比方《熊从山那边来》中的格兰特，在他那笔骇俗的情感交易中，就用性来当筹码。他深爱的妻子菲奥娜得了痴呆病，喜欢上与她同在一家疗养院，有相似病症的男子。这名男子被他那狠心务实的妻子玛丽安带回家去，菲奥娜停止进食，日形憔悴。格兰特想劝说玛丽安将丈夫送回疗养院，被一口回绝：费用太高，养不起。格兰特留意到玛丽安很孤独，而且有性需求。她虽然一脸皱纹，身材却仍然动人。他搬来与她同住，像熟练的推销员那样完成交易。门罗清楚地知道，性可以是荣耀，可以是痛苦，也可以是讨价还价的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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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罗描写的，是一个基督教社会。小说中有关基督教的内容并不明显，它只是一个大体的氛围。《女乞》里的芙洛在墙壁上装饰着“许多虔诚，欢快，稍有淫邪意味的警句箴言”：
主乃吾牧司，
信靠耶稣基督，
汝必将得救。
芙洛连基督徒都不是，为什么会有这些？因为这些就是人们平素有的，随处可见，好比挂历。
基督教就是“人们平素有的”那种东西。加拿大没有走美国式的政教分离的路线。祷告和读经，公立学校每天都有。这种基督教文化为门罗供给了丰沛的素材，亦关系到她塑造人物和叙述故事最别具一格的一种手段。
基督教的核心教义是：神性和人性，这两个完全不同、相互抵触的元素揉成一团，统于基督一身，各自不取消对方。结果呢，得到的既不是半神半人，亦不是伪装成人的神，而是神彻底化身为人，同时还保留整全的神性。基督只是人，或只是神的信念，早期教会一律斥为异端。因此，基督教要依赖它对非此即彼的归类逻辑的排斥，同时还要仰仗它对亦此亦彼的神话的接受。逻辑告诉我们，A不可能同时是A与非A；基督教说可以这样。“A亦非A”的公式于它不可或缺。
门罗的许多故事要么如此寻着了出路，要么想寻却未寻着。头一个想到的例子——尽管这类例子多得很——是《姑娘和妇女们的生活》，里边有一位高中老师在表演完轻快欢乐的小歌剧后投河自尽：
穿着天鹅绒滑冰服的法里斯小姐……活力四射的法里斯小姐……六天后才找到的法里斯小姐，漂浮在沃瓦纳什河面，脸部朝下，再也发不出一声抗议。虽然没有合理的方案将这几张图片挂在一起——如果最后一张是真实的，那么其他几张是不是一定得换掉？——还得把它们往一块放。
对于门罗，一事可为真，可为假，却仍然是真实的。“这是真实的，同时也是不诚实的。”《不同》里的乔治娅思忖着自己的懊恼情绪。“要我相信那是我编造的，该多么难呐，”《爱的进程》里边的叙述者说，“它看上去就像真的，它是真的，是我相信的。我一直坚信不疑。”这是一个渎神的世界，也是一个敬神的世界。你只能把它整个儿给吞下去。不管你对它了解多少，总有一些东西超越你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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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想跟你说的那件事》里，心怀嫉妒的爱特描述她姐姐以前的恋人，一个淫邪的大众情人，说他抛向每个女人的眼神，“使他看起来想当一名深海潜水员，一直往下潜，穿越一切空洞、冰冷和残骸，只为发掘他决心要找到的那个东西，那个小小的，无比珍贵的，难以获寻的东西，也许是躺在洋底的一颗红宝石”。
门罗的小说里充满这类可疑的探求者和手法高超的技巧，也充满了这类洞见：任何一部小说，任何人的内心深处，也许就含藏着那危险的宝藏，那无比珍贵的红宝石。一种心灵的渴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