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对地道战的了解，都来自1965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的那部战争老电影——《地道战》。在这部电影中，冀中地区高家庄群众把全村的土洞和地窖挖成相通的地道，留几处出口，用以和日寇周旋。后来，又在战争中不断学习改进，将本来用于藏身的地道改造成了既能隐蔽又能出击的多功能地道，并利用这一战法成功击败了日寇侵略者。“地道战，地道战，埋下神兵千百万”的高昂旋律很快传遍大江南北，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革命歌曲。

其实，地道战作为一种战术手段，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春秋战国时期，墨家创始人墨翟甚至在《墨子·备穴》中总结出两种对抗地道的战术，一是在城内开挖堑壕以阻遏来犯之敌；二是“瓮听”，即在城内沿墙根每5步挖个井穴，井穴内设1口大陶罐，以皮革牢牢地覆盖罐口，然后“使聪耳者状婴而听之，审穴之所在，凿穴迎之”。后来，为了及时了解敌军挖地道的情况，干脆在每个井穴内派条狗执勤，“穴垒之中备一狗，狗吠即有人也”。

三国时期，关于地道攻城的记载也多次出现。公元198 年到公元258年60年间，关于地道作战的文字记载的就达 9 次之多：公元198年（建安三年）曹操与张绣安众之战，公（曹操）乃夜凿险为地道，悉过辎重，设奇兵。会明，贼（刘表、张绣两部联军）谓公为遁也，悉军来追。乃纵奇兵步骑夹攻，大破之。

公元199年（建安四年）袁绍与公孙瓒的易京之战，割据幽州的公孙在易京修筑高楼固守，周边挖掘10道壕沟，并筑起多座土山屯兵驻守。袁绍派人用挖掘地道的办法，将公孙瓒部队的土山、高楼逐个挖塌，取得了最终胜利。

公元200年（建安五年）袁绍与曹操的官渡之战，袁家再次采用地道战术进攻官渡的曹军大营，确保曹操及时发现端倪，绕着营地挖掘壕沟，使得袁家地道无用、空费军力。

公元204年（建安六年）曹操大军围攻袁绍父子大本营邺城，曹军“上筑土山，下挖地道”，城周“开凿壕沟，围圈达四十里”，壕沟深二丈、宽二丈，又引入漳河水，完全断绝了邺城内外的联系，最终逼迫城中守军投降。

公元219年（建安二十四年）徐晃与关羽的樊城之战，关羽将曹仁围在樊城，前来援救曹仁的徐晃通过挖地道穿过关羽的营寨，同城内的曹仁取得了联系，虽然没有将地道用于作战，却有效沟通了联络。

公元223年，曹操养子曹真率大军进攻东吴江陵城。城中守将朱然采用听瓮之法，听到曹军在挖掘地道攻城，于是提前挖掘壕沟以待。

公元228年诸葛亮与郝昭的陈仓之战；公元238年司马懿与公孙渊的襄平之战，也都是将挖掘地道作为攻城手段之一。公元258年，邓艾与姜维的祁峪之战，邓艾在祁峪口挖好地道以便藏兵，等姜维的部队在这里宿营之后，突然向其发起攻击，杀得蜀军大败。

唐宋以后，由于火器的普遍使用，地道战术效力渐不如昔，但仍时有运用。唐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十一月，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及副将史思明，起兵反叛发动“安史之乱”，1年内拿下了唐朝国都长安和东都洛阳。随手，10万叛军在史思明率领下围攻北都太原，以便趁势北进攻打朔方及甘肃、宁夏一带，摧毁流亡的唐朝抵抗政权。

太原守将李光弼麾下虽然不足1万人马，却在军中找到了3个擅于挖掘地道的人才，当叛军在城外叫骂时，就挖地道到贼兵脚下，将其捕获并押至城头斩首；当叛军构筑土山想要居高临下攻击时，城内守军就挖掘地道至山下令土山坍塌。待叛军士气低落后，李光弼挑选精壮士卒，从地道潜入叛军营地，发动突然袭击，叛军全线崩溃,被斩首者7万余人，太原之围遂解。

到了明代，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不断来犯，满清八旗骑兵也多次入关抢掠，各地百姓往往藏于家中地道。来犯者不知底细，不敢贸然入窖，只好用柴草燃烟熏呛。但百姓自有高招，窖内挖有许多分洞，烟从主洞进入分洞散出，于人无害。后来，有些地区的百姓还互相协作，使洞洞相连，地道纵横交错，连绵数里，来犯者更不敢轻举妄动。

抗战时期，敌后战场尤其是冀中平原的抗日军民，面对日寇据点、碉堡、壕沟、修路、筑墙“五位一体”的“囚笼政策”，只能转移到地下继续战斗，并将地道战术发挥到了极致。地道内不但修筑了防烟、防火、防毒和防水的四防设施，还在修筑过程中，解决了地道内常见的缺氧、饮水等难题。

此外，还在村边、街道等角落修筑与地道一体的掩体和射击孔，只需1个战斗小组据险坚守，就可大量杀伤敌人。房顶与房顶之间用梯子搭成桥连接起来，成了房连房、街连街、村连村的地道网，形成了内外联防，互相配合，打击日伪军的立体防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