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只有在什么都不知道的状态下,站在他人的立场去理性地思考,才能清楚什么是公平。”
文 / 巴九灵
一年一度的高考,正在火热进行中。
这一届考生的竞争压力非常大。据统计,全国高考报名人数1342万人,创1979年恢复高考以来最高纪录。
高考首日,考生步入考场
除了报考人数的变化,今年高考还有一个新动向值得注意。张雪峰等“志愿填报专家”,在高考之前就把付费咨询服务卖出去了。
张雪峰公司“峰学蔚来”,推出了多款志愿填报产品。第一类是入门级视频课程,售价599元;第二类是为2026届考生提供一对一咨询服务的,售价8999元;第三类是为2024届考生提供的梦想卡和圆梦卡,售价分别为11999元和17999元。
神奇的是,近2万个课程名额,在3小时内被一抢而空。有媒体估算,张雪峰公司这一轮赚了2亿多元。
为什么张雪峰的“志愿填报课”能卖得这么好?
主要原因还是高考志愿过程中存在信息差:经济和文化条件比较好的家长,比较了解大学专业和社会就业,可以帮孩子选个好专业;而一般家长多少觉得自己阅历有限,深怕自己理不清,如果瞎报乱报,可能会耽误孩子的前程。
为了弥补信息差,他们只好求助于所谓的“志愿填报专家”帮忙。
除了信息差,高考多年备受争议的不平等现象还有很多。
刘强东曾说,他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时,班上有70%同学来自农村,但如今,中国人民大学的农村学生比例不到30%,导致刘强东设立的助学金都发不完。
除了城乡差距,在高考的录取上还存在地域差距。据央视报道,2011年北京考生进入北京大学的机会是广东考生的80倍。
今天小巴老话新提,聊一聊为何这些差异依然存在,以及有哪些办法改进改善。
地域差异:天津的“高光时刻”高考录取率的地域性差异,已经存在了几十年。
2001年,北京和山东高考用的是同一套卷子,但录取分数线不同。当年,北京文科重点本科分数线为454分,山东文科重点本科分数线580分,相差126分。
三位山东考生觉得自己的分数在北京可以读重点本科,在山东却连专科也上不了。越想越觉得不公平,她们就准备状告教育部,侵犯了她们的平等教育权。
法院以“不符合法律规定”为由拒绝了她们的立案请求,但她们的行为却引起了记者和专家的注意力,引发了一场关于高考公平性的大讨论。
第二年(2002年),北京有关部门就找到了解决办法,不再使用全国统一试卷,而是由本市专家自主命题。考题都不一样了,分数线就没有可比性了。
随后,天津,江苏,辽宁等省份也都宣布全科自主命题,高考自主命题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兴盛。
但这只是障眼法,如果我们算一算各省的录取率,还是能看出来谁得益谁受损。
先来看看名校上线率。2023年,上海考生进入985高校的概率高达6.17%,是重庆考生的2.2倍,是浙江考生的3倍,是湖北考生的4倍,是安徽考生的5倍,是云南考生的6.5倍。
图源:高考直通车
再来看看本科上线率。2023年高考,上海、北京、辽宁的本科录取率都在70%以上,处于第一梯队。陕西、吉林、天津、重庆的本科录取率在60%—70%之间,处于第二梯队。福建、江苏、海南、黑龙江、贵州、甘肃、宁夏、青海的本科录取率在50%—60%之间,处于第三梯队。
广东、河北、湖南、山东、浙江、安徽、云南、山西、四川、广西、河南、江西、内蒙古的本科录取率均低于50%,处于第四梯队。
图源:高考直通车
总体看来,四大直辖市、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是占优势的,中部和西南地区是相对吃亏的。
这跟人口形势有很大关系。京沪高考严格限制户籍,每年的报考人数很少,加上本地的高教资源特别好,名校录取比例率就显得很高。
东北地区人口数量逐年减少,考生基础也随之下降,而本科录取名额还略有上涨,算下来本科录取率就会越变越高。而那些人口超过4000万的东部和中部大省,就会出现“僧多肉少”窘境。
当然,这里面还有其他因素(如各省的政治地位、高教资源、历史积淀)在起作用。
比如说天津,在经济、金融、工业、科技、文创等方面,它都在走下坡路。只有聊到高考录取率话题,人们才会想起天津的直辖市身份,才会回味天津的“高光时刻”。
不过,各省录取率(尤其是本专科录取率)的差距也有缩小的趋势。就拿北京大学来说,2007年在北京招收了484名学生,2023年降到了不足300人,显然是把更多名额让给了其他省市。
同时,教育部也给人口大省“开了口子”,允许人口大省新建或扩建地方高校,便于提升当地的本专科录取率。从2022年6月到2023年6月,河南省在一年之内兴建了12座高校。
另外,还有一些家长为了摆脱人口大省的制约,就想尽办法把孩子的户口转移到高考录取率较高的省市,比如天津、辽宁。这就是传说中的“高考移民”。
城乡差异:寒门难出贵子吗?除了显性的地域差异,高考录取还存在隐形的城乡差距,背后自然避不开贫富差距。
根据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刘云杉教授统计,1978年至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至2011年,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
2017年北京文科状元熊轩昂曾说过:“高考是阶层性的考试,农村地区越来越难考出来,我是中产家庭孩子,生在北京,在北京这种大城市能享受到的教育资源,决定了我在学习时能走很多捷径。”
熊轩昂这段话,解释了城市中产子弟在高考上的三大优势:良好的家庭教育,优质的学校教育,浓厚的学习氛围。但他没有提到另一个重要因素,城市学生参加了各种各样的课外辅导班。
高三生复习备考
课外辅导班是专门为中高考而设的,里面的老师不干别的,每天都在研究中高考真题和解题思路。像新东方、学而思这样的头部机构,能把所有科目都拆解得清清楚楚,甚至能猜中高考真题。
有了这样的”魔鬼训练“,哪怕是智商偏低的城市学生,也能考个好成绩。但对没钱报考培训班的学生来说,这就很不公平。一时间,全网都在感慨“寒门难出贵子”。
2021年7月,“双减新规”出台,所有以营利为目的学科类校外培训都被叫停。
打击教培机构的同时,国家还叫停了各大高校的自主招生。自主招生表面上是公开公平的,但整体上对中上层家庭更为有利。因为自主招生要考核学生的面试能力、文艺才能和社会活动能力,显然这些都是农村孩子的薄弱项。
为了进一步提升农村孩子的入学率,国家又出台了“三大专项计划”(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
国家专项计划面向脱贫地区招生。地方专项计划面向各省(区、市)实施区域的农村学生。高校专项计划主要招收边远、脱贫、民族等地区县(含县级市)以下高中勤奋好学、成绩优良的农村学生。
可以说,有关部门为农村优秀学生操碎了心。经过各部门的共同努力,贫困生在名校学生的占比明显得到了提升。
2019年,清华大学录取的内地学生中,农村及贫困地区生源占19.3%。这其中,共有194人通过自强计划获得了30—60分的降分认定,最终106人成功考入清华,认定人数与录取人数均创历史新高。另外,清华通过国家专项计划录取273人,比去年增加7人。
国家运用行政力量,给“寒门士子”保留了一条上升通道,让大家切实感受到了高考的公平性和公正性。
多措并举保障高考有序进行
无知之幕谈及公平和公正,就不得不提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和他的理论。
罗尔斯一生都在研究正义这个课题。为了让人们明白什么是正义,他设计了一个叫“无知之幕”的思想实验:
如果你有机会为社会彻底重新立法,保证社会财富和权力的分配公平,但是你不知道你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如何,不知道你将拥有哪些天赋和缺陷,不知道你的职业和收入,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性别、种族、宗教,虽然你可以决定一切游戏规则,却不知道自己将在哪个位置、哪一个阵营参与游戏。
也就是说,人只有在什么都不知道的状态下,站在他人的立场去理性地思考,才能清楚什么是公平。
在“无知之幕”下,罗尔斯推导出了两个正义原则。第一条原则是每个人都是平等自由的。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拥有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也就是基本权利,这种权利和其他人所具有的是兼容的,是不冲突的。
第二条原则是我们能够接受某些不平等分配,但必须满足两项限制条件:
1.机会是平等的,上升通道必须向所有人开放;2.不平等的分配,可以使最弱势群体的处境能够改善。
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高考制度大体符合罗尔斯所定义的正义原则。
◎ 首先,每一名中国学生都可以报名参加高考,每一名考生的考试时间、考试工具和考试卷子都一样的,改卷老师对每一名考生的打分方式是一致的。
往年高考阅卷
◎ 其次,不管考生来自哪里、家庭是否富裕、身高体重多少、宗教信仰如何,都有机会被名牌大学录取。
◎ 再次,虽然名校名额的分配不是平等的,来自京津沪等地区的考生、来自大城市的考生、来自富裕家庭的考生更容易被名校录取,但是国家始终在想办法补偿来自西部山区、农村地区和贫困家庭的考生,让处于相对劣势的考生感受到上升希望。
◎ 最后,高考录取的地域不平等性、城乡不平等性和贫富不平等性,也会激励更多为人父母的中青年涌入城市、拼命工作、努力赚钱、安家置业,进而带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而当经济发展起来后,整个社会也就有更多能力,去提携那些生于困难家庭的学生。
每个中国家庭为孩子造的桥,前后左右连在一起,就构成了中国教育发展的宽广大道。本篇作者 | 饶祖分 | 责任编辑 | 何梦飞
主编 | 何梦飞 | 图源 | VC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