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
《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史籍之一。《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时期，共三千多年的历史，可谓洋洋大观。其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学识与毅力，使《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史记》是毛泽东从小读到老的一部史书
毛泽东从学生时代起就研读《史记》，对《史记》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像《史记》这样的著作和后来人对它的注释，都很严格、准确。”对于《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毛泽东一生中更是多次谈及，赞赏有加。
司马迁
1915年9月6日，毛泽东在给萧子升的信中，提出“欲通国学，首贵择书”，即选择重点篇目详加阅读而后及于全书。他介绍自己择书而读的方法所举的例子，便是《史记》，他说：“《伯夷列传》一篇出于《史记》，吾读此篇而及于《史记》，加详究焉出于《史记》者若干篇，吾遂及于《史记》之全体矣。”青年毛泽东对司马迁的生平遭遇做过深入的研究。他在《讲堂录》里，记道：“马迁，龙门人”，“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
司马迁是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大约在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出生于该县的芝川镇华池村，生地附近有山名龙门，下临滔滔黄河水，所以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有“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之句，又写道：“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从汉武帝建元年间起为史官，任太史令，一直到元封元年（前110年）病死为止。司马谈的人格与治史精神对司马迁有重要的影响。司马谈是一位了不起的学问家，他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在汲取众多著名学者思想学说的基础上，司马谈形成了自己以道家为主的思想，从他的《论六家要旨》可见他博大精深的学问功底。
司马迁
司马谈具备中国古代史官的素质，他博闻强记，质实守正，博古通今，识见明达，他以继承祖先史官之业为己任，也希望儿子司马迁能子承父业，于是以史官的标准去培养儿子。
在司马谈的悉心栽培下，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后来还跟董仲舒学过公羊派《春秋》，跟孔安国学过古文《尚书》。从小就受过大学者的指导，奠定了坚实的学问基础。司马迁“二十而南游江淮”，“北涉汶、泗”，以后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多次跟随汉武帝巡祭天地及名山大川，足迹几乎遍及当时汉朝各地。
如他去曲阜，瞻仰孔子庙堂久久不能离去；去长沙，垂涕凭吊屈原，想见其磊落为人；去淮阴，观韩信母冢，信服韩信贫贱时就志向非凡；到北地，行视了秦始皇、蒙恬不惜民力所筑的长城；去丰沛，问遗老，观故萧何、曹参、樊哙、滕公之冢……游历使司马迁接触了各种实际生活，收集到许多生动的轶事传闻，获得了不少重要的第一手材料。
司马迁
如从周生处得知项羽是重瞳子，从樊哙孙子处了解到刘邦等人的重要情况，所接触的人中有不少就是传记人物的后裔或知情者，为《史记》传记的写作积累了珍贵的内容与感受。中华民族发展史如同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历史剧，而舞台便是大河上下、长江南北这片辽阔的神州大地。
司马迁实际考察了这个舞台，领略了各地山川形胜、风土人情，眼前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无不与当年威武雄壮的历史剧相联系，这无疑大大激发了他撰写《史记》的激情。正如毛泽东所说，司马迁“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
汉武帝元封元年，司马迁在朝中已为郎中，受汉武帝派遣，在邛、笮、昆明等地视察。作为太史令的司马谈在这一年本应随武帝东巡，参加泰山“封禅”，即参加百年难逢的隆重的祭祀天地的大典，但没想到竟病倒在周南（今河南洛阳一带）途中。
等到司马迁赶到周南时，司马谈已病情垂危，他的志向是继《春秋》写一部通史，现在看来这个担子只能交给儿子了。所以弥留之际，司马谈拉着儿子的手，流着泪嘱咐道：“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聆听父亲遗志，受到极大的刺激与震动，“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太史公自序》）
从司马谈的遗嘱中，不难看出司马谈已经有了自己作通史的指导思想，并且搜集整理了不少材料，甚至可能还写出了部分草稿，这些为司马迁的《史记》撰写奠定了基础。但司马谈死后的二三年内，司马迁主要忙于陪同汉武帝进行巡行、祭祀之类的活动。
司马迁
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马迁做了太史令，但精力主要放在修订新的历法上，正式动笔著述《史记》是在太初元年（前104年），这年司马迁已42岁了。
正当司马迁遵照父亲司马谈的要求，记载着“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时候，天汉二年（前99年）发生了李陵之祸，使司马迁遭到致命的打击。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天汉二年秋，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带兵西征匈奴，曾令匈奴人闻风丧胆的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李陵是军中都尉。李陵在一次长途奔袭中陷入了敌人重兵的包围，虽然他与士兵奋勇杀敌，但终因实力悬殊而使五千人马损失殆尽，李陵也被迫投降。
司马迁
汉武帝本来希望李陵用自杀来表示尽忠，但没想到李陵在最后关头降敌保身。消息传到朝廷，武帝大怒，不少大臣也纷纷斥责李陵的变节，视其为汉朝的逆臣。司马迁虽然平时和李陵并未有太多交往，但对他印象很好，认为他有国士风格，虽然他这次未能以死保全名节，但朝廷中一些人对他的评价也并不公平，于是站出来替李陵辩解。
司马迁说，李陵对父母极尽孝道，和士兵也相处很好，而且一向对国家忠心耿耿。在这次作战中，李陵以区区五千之兵和敌军大战十余天，杀敌一万多，即使最后失败，也可以将功抵过。而且李陵的投降也是不得已之举，他终归还是心向汉朝的。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司马迁并非有意为李陵开脱，他是通过对事情真相的分析，提醒汉武帝公正对待将士的成败。然而，由于身为主将的李广利是汉武帝宠姬李夫人的哥哥，在此战中，他虽然未像李陵一样遇到匈奴的主力，但也是损兵折将，溃逃而返。汉武帝是想借助对李陵的批伐来遮掩李广利的无能以及自己用人上的失误。司马迁此时所言无疑是“逆龙鳞”，最终被以“诬罔”之罪被系下狱。
对汉武帝来说，他最关心的是身为太史令的司马迁如何来记载这件事情。太史令负责记录国家每天发生的事件，并在上朝时公布记录的内容，然后汇编成为国家档案。因而司马迁的看法，直接关系到国家档案的记载，至关重要。
司马迁
汉武帝召问司马迁对李陵事件的看法，实际是关心史书将如何记载。出于史官的责任与勇气，司马迁毫不掩饰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不料以此触怒汉武帝。这对司马迁来说，实在始料未及。
然而，汉武帝并没有马上对司马迁判刑，只是一直将其拘押在狱。天汉四年（前97年），汉武帝派公孙敖率军深入匈奴打算迎回李陵。公孙敖遭遇了匈奴，作战失利后便急忙撤退。为了推卸责任，公孙敖编造谎言说自己的失败是由于李陵在匈奴中教单于制造武器防备汉军。事实上，这是另一个降将李绪所为。武帝闻报，未加详细审查，立即下令将李陵全家灭族，并判司马迁腰斩之罪。
根据汉律，凡被处以死刑者，可以交纳“赎死金”二斤八两或接受腐刑来免除一死。司马迁虽然担任太史令，但为官清廉，自己无钱赎罪。平时的同僚朋友也恐惧于武帝的恼怒，既没人替他上书鸣冤，也没有人慷慨解囊助他以钱赎罪。因此，唯一的活路就是接受腐刑。腐刑，又称宫刑，即阉割男性的生殖器。
在忍辱苟活与从容赴死二者之间进行抉择时，司马迁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接受了腐刑。司马迁的传世名作《报任安书》中详细记录了他当时做出这一抉择时痛苦复杂的心情：“人固有一死，死有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所以人的死必须有价值有意义。
在历史上那些流芳千古的名人，有谁没有受过艰苦的磨难呢？自己之所以选择“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即《史记》尚未完成。为了不辱先祖的事业，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也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司马迁甘愿接受这种为世人所不齿和不堪的刑罚。
司马迁受刑免死，随即出狱，而汉武帝此时也似乎觉得自己的做法有失公允，于是下令让司马迁出任“中书令”一职。中书令是皇帝内务府的属官，主掌收发皇帝的机密文书，包括代皇帝起草和传达诏令。此职被认为是最为高贵和显赫的职务之一。然而对司马迁来说，不但并未感到应有的荣誉感，反而处于极度的痛苦之中，“肠一日而九回”。
为了完成《史记》的撰写，受腐刑后的司马迁忍辱含垢，日夜发愤著述，经过八载春秋的奋斗，到征和二年（前91年）时已完成了《史记》的初稿。
司马迁的《史记》难道不是一部有着广博学识、深刻目光、丰富体验和雄伟气魄的史诗！
司马迁的著作除《史记》外，《汉书·艺文志》录有赋八篇，今仅存《悲士不遇赋》。原有集一卷，已佚，今仅见《报任安书》《与挚伯陵书》和《素王妙论》佚文一段。
对于司马迁的生平事迹，毛泽东非常熟悉。对于司马迁悲惨的人生遭际，毛泽东寄予了无限的同情。
1949年12月，毛泽东前往莫斯科，首次访问苏联。在列车上，毛泽东问俄文翻译师哲：“你是什么地方人？”“韩城。”毛泽东双眸一亮，“陕西的那个韩城？”师哲点点头。“噢，那你是司马迁的同乡喽！”毛泽东谈兴甚浓。他用手中的烟头续燃了一支香烟，深吸一口，悠然吐出，再问师哲：“你住的地方离司马迁有多远？”“大约40里。”
师哲告诉毛泽东，司马迁得罪汉武帝被施以宫刑后，人们害怕受到株连，有一段时间，竟没人敢姓司马了，分成了冯周二姓，冯姓住县南，周姓住县北。毛泽东听后不无感慨地说：“打小报告的人，看来什么时候都有啊！”
谈到司马迁所受的宫刑，毛泽东颇有些伤感，他半晌无语，许久，才扼腕叹息道：“汉武帝七岁立为皇太子，十六岁即位，在位五十四年，把汉朝推向全盛时期。可是就这么一个还算有作为的皇帝，一旦臣子违逆他的意愿，竟下如此毒手。”说到这里，毛泽东连连摇头，“和皇帝佬倌有什么理好讲？汉武帝没有杀掉司马迁，已算是手下留情，不过，施以宫刑，也实在是够残忍的了！”
师哲说：“司马迁也确实称得上一代人杰，身心蒙受了那么大的屈辱，居然能潜心著书，写出了‘无韵之离骚，千古之绝唱’的《史记》！”
毛泽东连连点头，随口背诵出了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一段话：“‘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奋之所为作也。’在这里，与其说司马迁是在感叹厄运对人精神世界的砥砺，不如说是在抒发自己的一种情怀，一腔抱负！”
说着，毛泽东站起身，在车厢里来回踱步，又回身望望师哲说：“司马迁‘身残处秽，动而见尤’，却‘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所不辞’，是因为他内心的积郁还没有来得及宣泄，苦衷还没有昭之于世人，满腹文采还没有来得及表露，他希望自己正在写着的著作能‘藏之名山，传之后人，通邑大都’。诚如是，则虽九死而心不悔。这愿望确实是达到了。可以说，真正的信史自司马迁始，‘史学之父’，他是当之无愧的！”
师哲说：“唐诗、晋字、汉文章。汉代的文章，因了司马迁的《史记》，确实被推向了极致。”
毛泽东点点头，重新坐回沙发上，轻轻地在烟灰缸上弹掉烟灰，说：“有人说中国没有鸿篇巨制的史诗，怎么没有？司马迁的《史记》难道不是一部有着广博学识、深刻目光、丰富体验和雄伟气魄的史诗！评论司马迁，可以有不同的侧面，单以文章论，他也不朽了。”
司马迁“文章”的价值，备受历代推崇
汉魏六朝时期，学者们一致推崇司马迁的“良史之才”。班彪说司马迁“善述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班固《司马迁传》云：“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唐代的刘知几是历史上第一个广泛评论《史记》的史学理论家，他对《史记》纪传体的优点也予以肯定：“《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唐代掀起的古文运动，举起了向司马迁《史记》文章学习的旗帜，使《史记》所蕴藏的丰富的文学宝藏得到空前未有的认识和开发。韩愈爱好司马迁的文章，如柳宗元所说：“退之所敬者，司马迁、扬雄而已。”柳宗元以“峻洁”称赞司马迁的文章风格，在《报袁君秀才书》中说“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
宋人也注重学习《史记》的作文之法，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三苏”等人都是宋代古文大家，他们继承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提倡学习《史记》，并身体力行。郑樵对《史记》甚为推崇，在《通志·总序》中称《史记》为“六经之后，惟有此作”。
明代方孝孺说：“《史记》之文，如决江河而注之海，不劳余力，顺流直趋，终焉万里。势之所触，裂山转石，襄陵荡壑，鼓之如雷霆，蒸之如烟云，澄之如太空，攒之如绮縠，回旋曲折，抑扬喷伏，而不见艰难辛苦之态，必至于极而后止。”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中用“衍而虚”“畅而杂”“雄而肆”“宏而壮”“核而详”“婉而多风”“精严而工笃，磊落而多感慨”等概括司马迁文章的多样风格。
清人对司马迁的文章也极为推崇，如赵翼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章学诚《文史通义》多处涉及对《史记》的评论，且有创新意义，是清代评论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如他认为“《骚》与《史》，千古之至文也。其文之所以至者，皆抗怀于三代之英，而经纬乎天人之际者也”。
近现代大多数学者认为，司马迁创作《史记》，是对中华民族三千年历史文化的全面系统的清理总结，其气魄之宏伟，识力之超人，态度之严谨，罕有其匹。梁启超称司马迁为“史界太祖”，鲁迅认为《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顾颉刚则称《史记》“自古迄今，未有能与之抗颜而行者矣”。这些评价，足以证明司马迁“文章”的不朽。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做了长篇讲话，其中谈道：“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
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几句话当中，所谓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无其事，近人已有怀疑，我们可以不去理它，让专家去解决吧，但是司马迁是相信有其事的。
文王拘，仲尼厄，则确有其事。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
我在这里申明，我不是提倡对干部，对同志，对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作出错误处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膑的膝盖骨那样。我不是提倡这样做，而是反对这样做的。我是说，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
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多得很。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不论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都在所难免。不过有一个区别。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抬起头来。”
毛泽东在讲话中所引用的司马迁的“这几句话”，出自千古奇文《报任安书》。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朋友任安的一封信。任安，字少卿，西汉荥阳人。所以这封书信有的选本上题之曰《报任少卿书》。任安经大将军卫青推荐，做到益州刺史、北军使者护军等职。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1年），正当司马迁着手全面修改、审订《史记》时，又碰上了内宫巫蛊事件。这年汉武帝在甘泉有病，江充说是因巫蛊所致，并指使人言宫中有蛊气。武帝命江充入宫追查，江充报告说在太子刘据宫中掘到诅咒皇上的木偶最多。
刘据迫于无奈发卫卒自卫，命北军使者护军任安发兵，任安佯从太子命，实际上按兵不动。后太子兵败自杀，任安因“坐观成败有二心”，被武帝判为腰斩。同司马迁受腐刑一样，这又是武帝亲手制造的一起冤案。任安久仰司马迁冒死替李陵说话的精神，所以在狱中给司马迁写信，恳求搭救。此时的司马迁早已下定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史记》著述的伟业，他婉言推辞了友人殷切的恳求，回复了一篇《报任安书》。
在这封书信中，司马迁述说了自己蒙受的奇耻大辱，倾吐了郁积于内心的痛苦和愤懑，同时引用了许多命运坎坷而德才杰出的历史人物在逆境中多有创作的事迹以自励，决心忍辱负重，完成《史记》的著述。
综观司马迁一生，紧紧与《史记》相联系，他为《史记》而生，而活，而哭，而歌，而死，当他悄悄离开人间，留下的却是璨若明星的一部巨著，那里有他全部的智慧、卓识、希望、幽愤……字字都凝着他的血泪。
司马迁曾在《屈原贾生列传》中赞颂屈原说：“推其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司马迁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司马迁高尚的人格，《史记》丰富的智慧蕴藏，历久弥新，熠熠光辉，永远照耀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
对于《报任安书》这篇千古名文，毛泽东很早就读过，几乎是熟读成诵。该文见《汉书·司马迁传》，《昭明文选》也收入。毛泽东在1944年发表的那篇著名的《为人民服务》的演讲中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这里所引，便是《报任安书》中的话。
前文所引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对《报任安书》做了颇具新意的发挥。司马迁举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遭受种种磨难，创造了不朽的传世之作，是用来说明自己遭受了宫刑这样的奇耻大辱后，仍隐忍苟活的原因，便是为了写《史记》。
在毛泽东看来，司马迁所说的这些人，“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这样，受到“错误处理”的人，就有一个怎样对待随之而来的磨难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只要正确对待，不消极沉沦，这种逆境，恰恰可以锻炼意志，汲取许多新知识，所以“有很大益处”。他还说自己就有这方面的经验，这大概是指他在江西中央苏区时屡遭打击的那段经历。
毛泽东说这番话，除了表明他乐于在逆境中进取的个性特征外，在当时也有其具体的针对性。20世纪50年代后期，反右、大跃进、庐山会议等，确实“错误处理”了不少人。1962年1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曾称之为“出气会”，也是意在纠正中央的一些错误做法，给一些曾经受过“错误处理”的干部“摘帽子”平反，“使他们心情舒畅”。
1975年，病中的毛泽东与护士孟锦云谈论司马光主持编纂的《资治通鉴》时曾说：“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此语同《报任安书》里所列举的遭受磨难的历史人物，因为“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而有所创造，其思路是一致的。
受腐刑，对于司马迁的肉体是一种莫大的摧残，对于司马迁的人格是一种莫大的污辱，但对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对于他观察历史的深刻锐敏，对于他思想的升华，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催发，极大的提高。
《史记》之所有具有深刻的民主性与批判性，具有强烈的悲剧性与抒情性，千载以来感人至深，都与司马迁这一千古奇耻大辱密切相关。可以说，这是不幸中的万幸，正如毛泽东所言，“未尝不是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