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IMAX观看《解密》时带给我们的那种震撼，容易使我们忽略影片本身同样突出的摄影技法本身。
如图，当容金珍（刘昊然饰）在迷墙一样的房间里顽强解密时，这一幕很难不使人联想到德莱叶（Carl Theodor Dreyer）的影史默片经典《圣女贞德蒙难记》（1928）。
法国民族女英雄圣女贞德被英格兰当局严密控制的天主教会指控为异端和女巫。法庭上伪造的证据和有关信仰的质询，让贞德受到精神与肉体上的双重折磨。贞德宁死不屈，最终被施以对待女巫之刑罚——被绑在火柱上活活烧死。
再回想到容金珍的生命历程，似乎也始终与受苦紧密相连：童年的孤独、被同学排挤；学校里唯一的知音/好朋友希伊斯教授在混乱中离他而去；在神秘的701度过与外界隔绝的十年，与亲人断绝联系；工作的唯一内容，除了解密还是解密……容金珍身如浮萍，不仅居无定所，而且始终在被命运推着走，如同一件十分称手的工具，在合适的地方被娴熟地使用。
容金珍的数学天赋使他具备那种沉思者的性格，命运却没有为他安排与之相称的际遇。解密是实践的技术，被否定成为一种常态，尤其是自我否定。他必须将自己沉浸其中，不知今夕何年。
解密过程本身是枯燥无味的，因而，《解密》为我们安排了那些堪称瑰丽雄奇的梦境，而所有梦境都有着一个在明显不过的心理根源：焦虑，完全的、绝对的、避无可避的焦虑。那些在梦里被追杀的时刻、摩天轮轰然倒塌的时刻、窗子与房门瞬间移动的时刻、爬上高塔顶端而不得出的时刻、独自面对巨型计算机的时刻……统统指向焦虑本身。甚至连梦境自身也成为的现实焦虑的来源之一——梦境必须被第一时间记录，因为它可能蕴藏有关解密的重要灵感与线索。再回想一下，在150分钟的时间里，容金珍的脸上出现过几次笑容？
临到影片最后一刻，容金珍才终于迎来了平静的时刻（或许是永恒的平静）。梅在她的身后抱住他——她既是男人背后忠实的妻子，也承担了宽厚的母亲之责。
以下摘录桑塔格《作为受难者之典范的艺术家》（1962）：
帕韦哲小说中的那个"我"并不等同于帕韦哲本人，正如讲述《追忆似水年华》的那个"马塞尔"不等同于普鲁斯特，《审判》与《城堡》中的"K"不等同于卡夫卡。我们并不满足于此。现代读者要求作家袒露，正如宗教信仰的时代要求活人祭。
对现代意识来说，艺术家（取代了圣徒）是典型的受难者。而在各类艺术家中，作家，即使用文字的人，是我们所期待的那种最能表达他的苦难的人。
抵御一般事物的一种方式是沉默，正如我们聚集力量以便纵身向前一跃。不过，这种沉默必须是自我施加的，而不是被人施加的，甚至不是被死神施加的。为我们自己选择一种艰难，是我们抵御艰难的唯一方式。那些就其天性来说能完全承受苦难的人，显然占了优势。
帕韦哲对情爱的思考，是我们所熟悉的浪漫主义理想化的另一面。如司汤达当初一样，帕韦哲再度发现爱情本质上是虚构；这并不是说爱情有时导致错误，而是爱情本质上就是一个错误。被人们当作是对另一个人的爱慕之情的东西，揭去其伪装的话，其实是孤独自我的又一次舞蹈。情爱，正如艺术，成了自我表达的媒介。
如今严肃文学和电影的一个流行主题便是失败的爱情。爱情注定要死亡，因为它的出生就是一个错误。然而，只要人们把世界看作是一个"自利的丛林"，那这个错误仍是一个必要的错误。孤独自我永远在受难。
现代情爱崇拜的登场亮相之处：它成了我们测试自己的情感力量、发现自己的缺陷的主要途径。
西方的情爱崇拜是受难崇拜（受难被当作庄严的最崇高标志，如十字架意象）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从古希伯来人、古希腊人和东方人那里找不到给予情爱的那种相同的评价，因为我们在他们那里找不到给予受难的那种相同的肯定评价。对他们来说，受难不是庄严性的标志，毋宁说，一个人的庄严性，是由他躲避苦难或超越苦难的惩罚的能力来衡量的，是由他获得宁静和均衡的能力所衡量的。与此不同，我们所继承的那种感受力把精神性和庄严性等同于骚动、受难和激情。两千年来，在基督徒和犹太人中间，受难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精神时尚。因而，我们予以高度评价的，不是情爱，而是受难——更确切的说，是受难带来的精神上的价值和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