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勃
毛泽东在读清代项家达编的《初唐四杰集》中初唐文学家王勃的《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以下简称《饯崔使君序》）一文时，在旁边写了近千字的长篇批语：
是去交趾（安南）路上作的，地在淮南，或是寿州，或是江都。时在上元二年，勃年应有二十三四了。他到南昌作滕王阁诗序说，“等终军之弱冠”。弱冠，据《曲礼》，是二十岁。勃死于去交趾路上的海中，《旧唐书》说年二十八，《新唐书》说二十九，在淮南、南昌作序时，或是二十四、五、六。
《王子安集》百分之九十的诗文，都是在北方——绛州、长安、四川之梓州一带，河南之虢州作的。在南方作的只有少数几首，淮南、南昌、广州三地而已。广州较多，亦只数首。交趾一首也无，可见他并未到达交趾就翻船死在海里了。有人根据《唐摭言》《太平广记》二书断定：在南昌作序时年十三岁，或十四岁。据他做过沛王李贤的幕僚，官“修撰”，被高宗李治勒令驱逐，因为他为诸王斗鸡写了一篇檄英王鸡的文章。在虢州，因犯法，被判死，遇赦得免。
王勃
这个人高才博学，为文光昌流丽，反映当时封建盛世的社会动态，很可以读。这个人一生倒霉，到处受惩，在虢州几乎死掉一条命。所以他的为文，光昌流丽之外，还有牢骚满腹一方。
杜甫说：“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是说得对的。为文尚骈，但是唐初王勃等人独创的新骈、活骈，同六朝的旧骈、死骈，相差十万八千里。他是七世纪的人物，千余年来，多数文人都是拥护初唐四杰的，反对的只有少数。
以一个二十八岁的人，写了十六卷诗文作品，与王弼的哲学（主观唯心主义），贾谊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可以媲美。都是少年英发，贾谊死时三十几，王弼死时二十四。还有李贺死时二十七，夏完淳死时十七。都是英俊天才，惜乎死得太早了。
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们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百分之三十的中老年而有干劲的，也有发明创造。这种三七开的比例，为什么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结论就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
如果党再对他们加以鼓励，不怕失败，不泼冷水，承认世界主要是他们的，那就会有很多的发明创造。我们近来全民性的四化运动（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充分地证明我的这个论断。由王勃在南昌时年龄的争论，想及一大堆，实在是想把这一大堆吐出来。一九五八年党大会上我曾吐了一次，现在又想吐，将来还要吐。
毛泽东还在王勃这篇文章的标题前画了一个大圈，以示熟读和重视。
毛泽东没有标明批注时间，从批语中他所言“我们近来全民性的四化运动”一语，可以推断这篇批注应该是写于1960年。
王勃
王勃（649或650—675或676年），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王勃的祖父王通是隋末著名学者，号“文中子”。其父王福畴历任太常博士、雍州司功等职。由于王勃才华早露，未成年即被司刑太常伯刘祥道赞为“神童”，向朝廷表荐，对策高第，授朝散郎。
乾封初年（666年）被沛王李贤征为王府侍读。两年后，因戏为《檄英王鸡》文，被唐高宗怒逐出府，随即出游巴蜀。咸亨三年（672年），补虢州参军，因擅杀官奴当诛，遇赦除名，其父亦受累贬为交趾令。上元二年（675年）或三年（676年），王勃南下探亲，渡海溺水，惊悸而死。王勃的文学主张崇尚实用。
当时文坛盛行以上官仪为代表的诗风，“争构纤微，竞为雕刻”，“骨气都尽，刚健不闻”。王勃“思革其弊，用光志业”。他创作的“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的诗文，对转变文气起了很大作用。王勃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号“初唐四杰”。其诗今存80多首，赋、序、表、碑、颂等文，今存90多篇。明人张燮辑有《王子安集》16卷。
对王勃的生平遭际，毛泽东是很熟悉的。他读过《新唐书》和《旧唐书》中的《王勃传》。《新唐书·王勃传》中写道：“勃属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数升，则酣饮，引被覆面卧。及寤，援笔成篇，不易一字。时人谓勃为腹稿。”毛泽东在这段记载下用红铅笔画了着重线。
毛泽东对《饯崔使君序》的批语，既有考证，又有精辟的评价，还有联系现实的借题发挥。就行文来看，无疑是凭记忆兴之所至而写的，足见他惊人的记忆力和平时博览古籍的底蕴。
王勃在《饯崔使君序》开篇即明确交代了写作时间———“上元二载，高秋八月”，即公元675年秋八月。毛泽东估计“勃年应有二十三四了”。也许因为《饯崔使君序》在构思与用词造句上与《滕王阁序》有相似之处，因此毛泽东产生了根据前者写作时间来推断王勃在南昌写作《滕王阁序》时年龄的兴趣。
王勃
王勃究竟何时在南昌作《滕王阁序》的呢？历来有两种说法：一为王勃14岁去江西看望父亲路经南昌时所作，主要根据是序中有“童子何知”一句；二为王勃去交趾看望父亲路经南昌时所作，主要根据是序中有“等终军之弱冠”一句。千百年来学者各持己见，两种观点不相上下，竟成一桩公案。
毛泽东在熟读《王子安集》的基础上，对王勃诗文创作地点做进一步的推论：“《王子安集》百分之九十的诗文，都是在北方———绛州、长安、四川之梓州一带，河南之虢州作的。在南方创作的只有少数几首，淮南、南昌、广州三地而已。广州较多，亦只数首。交趾一首也无，可见他并未到达交趾就翻船死在海里了。”《饯崔使君序》与《滕王阁序》同属王勃在南方创作的少数篇章，这增加了两序创作时间前后相隔不会太远的可能性，毛泽东实际上也就支持了王勃作《滕王阁序》的时间为去交趾看望父亲途经南昌之时的说法。
毛泽东在批语中对王勃的文学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先对王勃政治上两次受打击作一般介绍，然后说他“高才博学，为文光昌流丽，反映当时封建盛世的社会动态，很可以读”。
王勃是一个少年天才，9岁时读颜师古《汉书注》十卷，指出颜氏失误之处，仅此一项就可以见识王勃才学超常。据说他还有哲学、医学等方面的著作。当然王勃的主要贡献还在文学方面。毛泽东用“光昌流丽”一词形容其文采。“光昌”指其诗文有一种高华气象，“流丽”指其诗文有一种流畅绚丽之美。
他还引用杜甫《戏为六绝句》中的诗句，来肯定王勃等人致力于改变齐梁以来浮华绮丽的形式主义文风，对唐朝文学发展所起到的承上启下的推动作用。毛泽东特别指出了王勃虽“为文尚骈”，但写的是“新骈、活骈”，与六朝之“旧骈、死骈，相差十万八千里”，其差别既在于文风（“光昌流丽”），又在于内容（“反映当时封建盛时的社会动态”）。这个评价，是恰当的。
毛泽东更同情王勃的命运遭际，并把它同作者的为文气质联系起来。王勃才华出众，有建功立业的壮志，但“一生倒霉，到处受惩”，于是，“他的为文，光昌流丽之外，还有牢骚满腹一方”。这个观点，确是独到的知人之谈，也与毛泽东一贯认为的政治上遭受打击对一个人成长不无益处的观点相一致。
王勃
毛泽东特别喜爱的《滕王阁序》，便集中体现了王勃为文风格，即“光昌流丽”与“牢骚满腹”的结合。全文用严谨的对仗，和谐的声律，精炼的语言，细致优美地描绘了湖光山色：“山原旷其盈视，川泽盱其骇瞩。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舸舰迷津，青雀黄龙之轴。虹销雨雾，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这是“光昌流丽”的一面。接下来：“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怀帝阍而不见，奉宣室以何年。嗟乎！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怀才不遇，遭际危艰的满腹牢骚，跃然纸上。
毛泽东读后，在“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等警策的句子后面画了圈。他对“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尤为钟爱。20世纪60年代初，他在和子女们的一次谈话中，一边背诵这篇诗序中的佳句，一边评论，谈兴正浓时，坐到桌前，悬腕挥毫，为他们书写下这一极富诗情画意的千古名句。
毛泽东还批注过王勃的其他诗文，如千古名篇《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一诗：“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毛泽东在一本《注释唐诗三百首》中这首诗的天头的上面，简洁有力地批注了一个字：“好”。“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一联，意境开阔，气象高爽，一扫前人痛别伤离的低沉格调，历来为人们传诵。毛泽东在这一联下，连画三个大圈。他曾挥毫书写过这首诗的全诗，其手迹收在《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里。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写的《饯崔使君序》批语，既不是一般的做考据，也无意写作家论，他是想借王勃“以一个二十八岁的人，写了十六卷诗文作品”，与王弼、贾谊、李贺、夏完淳并论，来说明“英俊天才”出自青少年，从而借题发挥，引出自己一生的一个重要主张：青年人、贫贱的人，最有朝气，最有创造力，他们是事业的希望所在。基于这一观点，他一生都反对压制青年人，反对瞧不起低贱者的人。
毛泽东在这个批语中说，自己在1958年党的代表大会上“曾吐了一次”，这是指他1958年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所做的“破除迷信”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举了古今中外29个年轻有为和有所发明创造者的例子，其中谈道：唐朝的诗人李贺，死的时候只有27岁；作《滕王阁序》的王勃，“初唐四杰”之一，也是一个年轻人；晋朝的王弼，作《庄子》和《易经》的注解，他18岁就是哲学家，他的祖父是王肃，他死的时候才24岁。
毛泽东又说：举这么多例子，目的就是说明青年人是要胜过老年人的，学问少的人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为大学问家所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这种束手束脚的现象不好，要从这种现象里解放出来。十天之后，即1958年5月18日，毛泽东又在一个文件上批示：“此件印发大会各同志阅读。请中央工业交通部门各自收集材料，编印一本近三百年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家的通俗简明小传（小册子）。
看一看是否能够证明：科学、技术发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即是说，出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戮的那些人。如果能够有系统地证明这一点，那就将鼓舞很多小知识分子，很多工人和农民，很多新老干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卞和献璞，两刖其足；‘函关月落听鸡度’，出于鸡鸣狗盗之辈。自古已然，于今为烈。难道不是的吗？”
在毛泽东看来，青年人、贫贱的人最有创造力，“他们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因此要不遗余力地鼓励他们，这不仅是政策问题，也是认识问题，并且也是被实践证明了的问题。因而在王勃《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的批语中，他强调说：“如果党再对他们加以鼓励，不怕失败，不泼冷水，承认世界主要是他们的，那就会有很多的发明创造。”殷切期盼和呵护之情，跃然纸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