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秉君

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航空工业也在战争的废墟中创建起来了。1951年6月29日，空军将空军五厂移交给刚组建不久的航空工业部门，标志着新中国第一个飞机工厂112厂正式创建。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和顽强拼搏，我们终于建立起独立的航空工业体系。在经历了60多年的风风雨雨后，被誉为“中国歼击机摇篮”的沈阳飞机工业集团公司（简称“沈飞”），已经发展成为中国航空工业的脊梁，并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创造辉煌。中国航空工业之所以能够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并在中国航空史上不断谱写新的历史篇章，是与几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分不开的。

邓小平是来沈飞视察次数较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无论是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还是任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央军委主席，他都始终关注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和空军武器装备的建设。

1955年11月，刘少奇来沈飞视察时，邓小平陪同。这是他们第一次来沈飞视察。当时，正值全厂上下轰轰烈烈进行大规模基础建设和试制歼-5飞机的关键时刻，因而受到了全厂广大干部、职工的热烈欢迎。刘少奇、邓小平一同视察了歼-5飞机生产线，并观看了沈飞用进口的苏制飞机散件装配的第一架米格-17飞机的试飞表演。

试飞表演结束后，刘少奇和邓小平亲切接见了试飞员吴克明。他们一面赞许吴克明飞得很好，一面询问米格-17飞机的主要性能。吴克明一一作答后，刘少奇说：“当我们有了自己优秀的战斗机，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就更有把握了。”邓小平说：“为了建设强大的人民空军，我们就要有自己的航空工业，而且是现代化的航空工业。”

这时，吴克明发现摄影师正在对镜头，他赶忙后退一步，站到邓小平的左侧，摄影师为他拍下了一张与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合影的珍贵照片。“文革”期间，刘少奇、邓小平等惨遭迫害，他们视察沈飞时的大量文字材料和图片资料都被焚毁，有幸保留下来的唯一的一张与试飞员合影的照片已成为孤品，现存于沈飞档案馆。

1964年6月25日，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中央领导人一起来沈飞视察。在视察中，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人，先听取了厂长陆纲和总工程师高方启的汇报，然后又深入生产一线进行现场视察。在导弹生产车间，邓小平询问了“红旗1号”地对空导弹的重量后说：“两吨多太重了，我们可以搞得更小些，更轻便一些。”

当陆纲汇报说主要原因是受材料问题制约时，薄一波问：“不能生产的材料布置了没有？”陆纲说：“还有48项材料没有试制出来。”薄一波明确指示说：“我们必须搞出来！”邓小平坚定地说：“一定要自己搞！”

当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行将告别时，陆纲问各位领导还有什么指示。邓小平笑了笑说：“没有什么指示，有个希望，1967年把米格-21飞机搞出来就好。”

1964年9月12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金日成访问中国时，专程来沈飞参观。邓小平陪同金日成再次来到沈飞，受到沈飞职工的热烈欢迎。在参观过程中，邓小平勉励沈飞一定要提高飞机的质量，为维护世界和平多作贡献。

邓小平曾先后四次来沈飞视察，每次都给广大干部、科技人员和职工以巨大的鼓舞和鞭策，激励沈飞为“建设现代化航空工业”而不懈努力奋斗。

“文革”期间，航空工业发展遭受严重干扰和破坏。邓小平虽然遭受迫害被错误打倒，但他把自己的安危得失置之度外，一直关注着党和国家的命运，同时也对国防工业给予极大的关注。

1974年邓小平恢复工作以后，顶住极左思潮以及“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大刀阔斧地在全国开展一系列整顿，其中包括整顿航空工业。

1975年4月14日，中央军委召开了国防工业情况汇报会。这次会议重点研究对国防工业实施全面整顿问题。从各部门汇报的情况来看，大部分问题都集中在国防工业产品的质量方面。由于“文革”的影响，许多军工企业都废除了规章制度，致使军工产品质量严重下降。因此，会议决定必须从整顿入手，全面提高军工产品的质量，以保证国防需要。

对此，邓小平在会上强调指出：“要使现在的国防工厂能够生产，工厂必须百分之百保证质量。像飞机、导弹就是要求百分之百。”

1975年5月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钢铁工业座谈会。这次会议实际上是确定全国整顿的方针。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从部到厂都要建立起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有能力的领导班子，不能软、懒、散；发动群众同资产阶级派性作斗争，寸土必争，寸土不让；落实好政策，把受过运动伤害的老工人、老干部、老模范和技术骨干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必要的规章制度建立起来。”

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第一次把“三条重要指示”作为各项工作的“纲”提出。后来即形成“三项指示为纲”的提法。他说：“毛主席最近三条重要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要反修防修；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还有一条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重要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邓小平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的讲话传达后，在全国上下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至此，中共中央关于整顿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已经明确。

1975年8月3日，在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上，邓小平作了《关于国防工业企业的整顿》的讲话。针对军工产品质量存在的问题，邓小平指出：“一定要坚持质量第一。这个问题很重要，特别是军工产品。在战场上关键时刻有几发炮弹打不响，就可能影响整个战斗。”

对于一些国防工厂报喜不报忧，追求高产值，忽视质量的问题，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国防工厂完成产值多少，产品质量好的和比较好的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你们切不可满足于这些数目字，这个话以后少讲为好。说产品质量大多数是好的，这不解决问题，有时恰恰在百分之一甚至百分之零点五里面，关键产品、关键零件出了问题。”接着，邓小平客观分析了军工产品出现质量问题的多种原因，认为检查不到位是导致问题的关键。他严肃地说：“现在飞行事故多，当然这里面有部队训练不好、飞行员素质差、地面指挥水平低等问题，但是也要研究飞机质量方面的问题。有相当一部分事故，是由于那个百分之一甚至百分之零点五里头的零部件出了问题。在检查的时候，就是那个百分之零点五没有检查到。”

邓小平关于整顿的一系列指示和要求，震动了全国。随后，航空工业系统认真贯彻落实了邓小平关于整顿的指示，围绕加强党委班子建设、落实党的政策、提高航空产品质量，以及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等问题，开展了全面整顿。在邓小平恢复工作期间，航空工业系统坚决贯彻落实他关于整顿的指示和要求，并通过开展扎实有效的工作，发展形势出现了新的转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重点实施了战略性转变。与此同时，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提出：“现在军队沿用过去的经验是不行的。”因此，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也要下决心实行战略性的“重要的转变”。他在谈到中国空军发展战略时明确指出：“首先要有强大的空军，要取得制空权。否则，什么仗都打不下来。”从而把优先发展空军摆在了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首要地位。

“建设强大的人民空军”是邓小平关于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一贯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所设想的“强大的人民空军”主要是从军事发展战略的高度来考虑的，其中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建设一支能夺取制空权的空军。发展空军首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加大空军装备建设的投入。为此，邓小平指出：“投资的重点应放在航空工业和发展空军，要取得制空权。”尤其是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取得制空权”的思想，不仅使空军的军事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而且还开辟了空军新的空疆视野和制空范围。对现代化空军的要求是，不仅要取得水平空间的制空权，而且还要在垂直空间制空权方面“占有一席之地”。他还多次强调要“加强科学研究，改善武器装备”。

当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开始制订高科技发展计划（如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西欧的“尤里卡计划”等）时，邓小平敏锐地指出：“高科技技术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落后，必须始终占有一席之地。”事实证明，航空武器和航天武器的飞速发展，均已构成对国家安全的现实威胁。因此，重点发展航空和航天工业，建立一支能够夺取制空权和制天权，并具有防空与防天一体化作战能力的空军势在必行。

建设一支既有协同作战能力，又有独立作战能力的空军。未来战争对空军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在谈到空军的作用时，邓小平强调指出：“陆军需要空军掩护、支援，海军没有空军的掩护也不行。”因此，要“把天上地下协同起来”，使现代空军无论是争夺制空权、实施空中掩护，还是进行纵深空中打击、直接火力支援，以及实施航空侦察、电子战，甚至在独立完成某些特定任务时，都能发挥主要作用甚至是决定性作用。

建设一支攻防能力兼备的空军。中国空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实施的是积极防御战略。对此，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就是‘积极防御’四个字”，“积极防御本身就不只是一个防御，防御中有进攻”，“你有，我也有，你要毁灭我们，你自己也要受到报复”。

基于积极防御的思想，邓小平提出了实现加速“建设强大的人民空军”的新思路。集中在一点上，就是要在一段时间内重点发展空军。他一方面强调，要在经费上倾斜，也就是说，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分清先后缓急，优先发展空军。他多次指出：“陆、海、空军，首先要有强大的空军”，“投资的重点应放在航空工业和发展空军”。另一方面，他强调发展空军要与国家科技进步和建设大局同步协调。再就是，强调发展空军要坚持自力更生与引进先进技术相结合，这样才能加快发展的进程和速度。邓小平在谈到航空武器装备发展时指出：“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同时指出：“自己不行，可以引进外国的新技术”，“引进产品要考虑周到，要配套、搞全，同时要和我们的制造结合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于1989年10月在辞去中央军委主席之前，还破例为《中国空军》杂志题写了刊名。

当时，为了纪念中国空军建立40周年，空军党委、空军首长对这次纪念活动非常重视，确定届时召开纪念大会，并请党和国家领导人为空军建立40周年题词。可是，此时中央刚下发了严格控制党和国家领导人题词的文件，再加上邓小平早已原则上不再题词，因而使此事一时陷入两难境地。虽然邓小平早在1950年4月就曾为新创刊的《人民空军》题过词，但空军首长和机关总觉得在空军建立40周年这样重要的时刻，如果邓小平不题词，整个纪念活动就缺少了什么，而且还可能是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邓小平对空军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因而殷切期望他能为空军再次题词。

随后，空军司令部办公室按程序向军委办公厅请示题词一事。时隔不久，空军司令员王海、政委朱光借到西郊机场为中央军委领导外出送行的机会，当面向军委办公厅工作人员谈了请军委邓主席题词一事，从而使此事出现了新的转机。当天晚上，军委办公厅的人员给空军司令部办公室打来电话解释说，请邓主席题词可能难以办到，因为邓主席原则上已不再题词了，但表示如果写个书名、刊名则可以考虑。空军首长商定，认为还是要争取请邓小平题词，如果题词实在不行，那么就参照当年毛泽东为《空军报》题写报头，周恩来为《航空杂志》题写刊名的办法，请邓小平为《中国空军》杂志题写刊名。

接着，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刘展志，遵照王海司令员和朱光政委的指示和要求，一方面将空军的意见报告军委办公厅，一方面直接与邓办陈荫华秘书打电话联系，请他报告王瑞林主任，还是建议邓小平为空军题词，除空军送上的参考条目外，别的内容也可以，比如为《中国空军》杂志题写刊名就行。陈荫华对此很理解，并表示尽力促成此事。

当邓小平听了有关为空军题词的报告后，沉思片刻，欣然提笔写下“中国空军”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时间是1989年10月23日。

邓小平为《中国空军》题写刊名后仅半个月，1989年11月9日，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根据邓小平的请求，同意他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所以，这次题字是邓小平在中央军委主席任上为空军最后一次题字。

为纪念空军建立40周年，《空军报》出了专刊，刊登了邓小平题写的“中国空军”四个大字。随即，《中国空军》便以邓小平的题字作为刊名，并以此鼓舞和激励空军全体官兵为实现“建设强大的人民空军”的目标继续努力奋斗。

正是在邓小平新时期军事思想的指引下，中国的航空工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同时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不仅在较短的时间内为空军提供了新一代的武器装备，而且逐步缩小了与先进国家技术和装备方面的差距，从而使中国空军在新的历史时期跨入了攻防能力兼备的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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