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多尔衮（1612年11月17日至1650年12月31日），生于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老城），乃努尔哈赤第十四子，皇太极之弟。他是清朝初年的杰出军事家和政治家。

天命十一年（1626年），多尔衮被封为贝勒。天聪二年（1628年），他随皇太极征讨蒙古察哈尔部，因军功获赐“墨尔根戴青”称号，成为镶白旗旗主（后与弟弟多铎换旗，成为正白旗旗主）。天聪九年（1635年），他率军收降蒙古林丹汗之子额哲，并获得传国玉玺。崇德元年（1636年），他被封为和硕睿亲王，同年随皇太极亲征朝鲜，参与丙子之役，攻克江华岛，俘虏朝鲜国王家属。

崇德三年（1638年），他被授予奉命大将军，统兵入塞攻明。后在松锦之战中立下卓越战功。崇德八年（1643年），皇太极去世，他拥立年幼的福临为帝，与郑亲王济尔哈朗同为摄政王。顺治元年（1644年），他统兵入关，联合吴三桂击败李自成农民军，迁都北京，随后派兵南下，相继灭李自成、张献忠及南明弘光、隆武、绍武政权，逐步确立清朝对全中国的统治。他在入关后主持制定各项制度，维护和巩固了清王朝的统治地位；但也实行圈地、逼民投充、强制剃发易服、厉行逃人法，引发广大汉族人民的反抗。

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初九日，多尔衮在围猎时坠马身亡，年仅39岁。福临追谥其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次年诏削爵位，并掘其墓。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帝为其平反，恢复睿亲王封号，评价其“定国开基，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

1612年10月25日，多尔衮在建州左卫赫图阿拉城降生，其满语名字"狗獾"之意不言自明。阿巴亥，乌喇那拉氏，乌喇贝勒满泰之女，比努尔哈赤小31岁，于1601年11月12岁时嫁予努尔哈赤。天命元年（1616年），努尔哈赤创立后金，年号天命，两年后以"七大恨"告天，向明朝发起进攻，揭开了明清战争的序幕。在对明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后金内部的矛盾斗争也愈演愈烈。天命五年（1620年）九月，努尔哈赤废黜大贝勒代善的太子之位，"立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德格类、岳讬、济尔哈朗、阿济格、多铎、多尔衮为和硕额真"，共同议政。自此，年仅八岁的多尔衮跻身于参政的和硕额真行列。

阿巴亥在富察·衮代离世后被立为大福晋，因此，多尔衮及其兄弟阿济格、多铎地位提升在情理之中。代善逐渐失宠，又因后妻谗言虐待硕讬，引发他人反对，导致其太子地位被废。在努尔哈赤的共治制度下，多尔衮兄弟首次成为权力平衡的重要砝码。

努尔哈赤将自己所领两黄旗六十牛录一分为四，自留一份，其余三份均分给多尔衮与阿济格、多铎三兄弟，并分给两黄旗全旗。然而，此时的多尔衮并非旗主贝勒，而是隶属于其兄阿济格所领的正黄旗下。尽管他还是个孩子，政治地位不及阿济格，甚至多铎，但在天命年间的诸多重大活动中，他的身影却无处不在。天命元年（1616年）正月初一的朝贺典礼中，阿济格与多铎分列第六、第七位，而多尔衮则无缘参与。尽管如此，除四大贝勒和其兄弟外，多尔衮是领有牛录最多的主子，超过了德格类、济尔哈朗、阿巴泰等人。在当时，他可谓是实力雄厚的一位人物。

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1626年），努尔哈赤离世，阿巴亥被逼殉葬。皇太极即位后，掌握两黄旗。多尔衮与其兄阿济格转投镶白旗，阿济格继续担任旗主。

天聪二年（明崇祯元年，1628年）春，多尔衮随皇太极征讨察哈尔部。多尔衮战功卓著，于敖穆楞破敌。三月，皇太极赐予“墨尔根戴青”美名。同月底，阿济格获罪，皇太极命多尔衮代为镶白旗旗主。

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1629年），多尔衮随皇太极攻入明朝边塞，与贝勒莽古尔泰等攻占汉儿庄，逼近通州，直逼北京。在广渠门外与袁崇焕、祖大寿交战，虽败，但在蓟州歼灭明朝山海关援兵。

天聪四年（明崇祯三年，1630年），攻打北京的大军凯旋，多尔衮与莽古尔泰先行，再破明军。

天聪五年（明崇祯四年，1631年），皇太极设立六部，命多尔衮掌管吏部。在大凌河之战中，多尔衮身先士卒，直抵大凌河城下，遭炮矢猛烈攻击，后金军伤亡惨重。祖大寿承诺献出锦州投降，十月二十九日夜，多尔衮与阿巴泰等率四千兵马，与祖大寿旧部三百五十人，假装溃败，企图袭取锦州，锦州明军迎战，多尔衮击败明军。

天聪六年（明崇祯五年，1632年）五月，多尔衮随皇太极征伐察哈尔。天聪七年（明崇祯六年，1633年），皇太极与诸贝勒、大臣商议兴国大计，问及明朝、朝鲜、察哈尔三地，先攻何者。多尔衮主张先征明朝。他建议皇太极每年整备兵马，趁秋收时深入明朝，围困燕京，截断援兵，破坏屯堡，消耗明朝国力。多尔衮的建议得到采纳。因山海关外尚由明朝重兵把守，后金军绕道蒙古，越过长城，多次深入明朝，蹂躏土地人民，给予明朝沉重打击。

后金征服与招抚蒙古各部时，唯有察哈尔部在林丹汗领导下，拒绝归顺，始终与后金对抗。天聪九年（明崇祯八年，1635年）二月，皇太极命多尔衮等率精兵万人，前往黄河河套地区，招抚察哈尔部众。此次进军顺利，先后招降林丹汗的妻子囊囊福晋、苏泰福晋、林丹汗的儿子额哲。林丹汗曾得元朝传国玉玺，上刻“制诰之宝”四字，多尔衮将玉玺献给皇太极。群臣因此奏请皇太极称帝。

天聪十年（明崇祯九年，1636年），新年庆典上，多尔衮率领贝勒们向皇太极敬献贺礼，此情此景与十二年前截然不同。当年四月，皇太极即位，国号大清，多尔衮受封和硕睿亲王，位列六王第三，年方二十四。自此，其地位越发尊贵。阿济格领兵伐明，皇太极命多尔衮与多铎攻打山海关，牵制明军。阿济格凯旋，多尔衮亦班师。十二月，皇太极亲征朝鲜，史称丙子之役，多尔衮随行。崇德二年（明崇祯十年，1637年）正月，皇太极命多尔衮攻打江华岛，俘虏朝鲜国王家属，并下令“严守军纪，不得滥杀”。四月初五，多尔衮奏报押送朝鲜人质昭显世子夫妇和凤林大君李淏夫妇及182名随从官员、下人抵达盛京。

崇德三年（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皇太极征讨喀尔喀，多尔衮留守，修筑辽阳都尔弼城，命名为屏城，又修筑盛京至辽河的大道。八月二十三日，皇太极任命睿亲王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南征明朝。此次南征兵分两路，贝勒豪格在多尔衮亲率的左翼军中。左翼军从墙子岭、董家口入关，掠山西，破济南，斩明朝宣大总督卢象升；再北掠天津、迁安，出青山关返回，往返扫荡数千里，于崇德四年（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三月回到辽东；共攻陷城池36座，招降6座，克敌17阵，俘获人畜26万 。

崇德六年（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至崇德七年（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的松锦之战，明清双方各投入十多万大军会战。清军以多尔衮、济尔哈朗等为首，后皇太极亲自赶来增援。明军激战两年后惨败，洪承畴在松山城破后被俘投降，祖大寿举锦州城投降。

皇太极在更定官制时，将六部之首的吏部交予多尔衮统摄。根据他的举荐，皇太极将希福、范文程、鲍承先、刚林等文臣升迁，利用其才智治国。根据他的建议，皇太极对政府机构进行重大改革，确立了八衙官制 [19]。此外，文臣武将的袭承升降、甚至管理各部的王公贵胄也需经他之手任命。在统辖六部的过程中，多尔衮锻炼了行政管理能力，为日后摄政奠定基础。

崇德八年（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初九日，清太宗皇太极于盛京清宁宫逝世，生前无继承人。彼时，代善的两红旗已显衰弱，代善本人年逾花甲，诸子中岳讬与萨哈廉早逝，硕讬不受宠爱，只有满达海崭露头角，尚未有影响力。然而，以代善的资历和两红旗的实力，其态度足以影响局势。皇太极生前的集权努力和满族社会的封建化，使得皇太极长子豪格也加入了竞争。利益驱动下，两黄旗大臣希望皇子继位，以维持其优势地位。他们认为，豪格军功卓著，才能出众，天聪六年已升为和硕贝勒，皇太极称帝后晋封肃亲王，掌管户部，与诸位叔辈平起平坐。皇太极在世时，虽削弱各旗势力，但仍保留一定实力，并夺取正蓝旗，三旗实力远超其他旗。因此，三旗代表必然拥护豪格继位。

多尔衮亦是竞争者之一。他文武双全，身后两白旗和两位勇猛的兄弟是坚实后盾，正红旗、正蓝旗和正黄旗中亦有宗室暗中支持，使他如虎添翼。镶蓝旗主济尔哈朗亦不可忽视。尽管他不大可能参与竞争，但他的立场将对其他派系产生重大影响，无论倾向何方，均会改变力量平衡。因此，郡王阿达礼、贝子硕讬劝多尔衮自立为帝。八月十四日，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豫亲王多铎、睿亲王多尔衮等齐聚崇政殿，商讨皇位归属。最终，矛盾聚焦于以豪格为首的两黄旗和以多尔衮、多铎为首的两白旗。双方僵持不下。

睿亲王多尔衮在六旗不支持的情况下，自立条件尚不成熟，阻力来自两黄旗原皇太极亲信大臣。无奈之下，多尔衮议定由皇太极第九子、年仅六岁的福临即位。于是，礼亲王代善等奉福临登基，各王贝勒大臣等共同宣誓，昭告天地，同时宣布郑亲王济尔哈朗和睿亲王多尔衮辅政，改元顺治。多尔衮巧妙地解决了棘手的皇位争夺问题，也向权力巅峰迈进一步。此后，郡王阿达礼、贝子硕讬劝多尔衮自立为帝，多尔衮诛杀二人。

随后，又肃清了反对新格局的豪格及其下属，巩固了新政权。多尔衮的方案，客观上避免了八旗内乱，保存了实力，维护了上层统治集团的基本一致。当然，他的提议是在争夺皇位无望后提出的，是在两黄旗大臣“佩剑向前”的压力下提出的中策或下策，而非一开始便有远见卓识、胸怀宽广。多尔衮的权势也不断攀升，济尔哈朗谕诸大臣，凡事须先向睿亲王多尔衮汇报，书名亦以多尔衮为先。

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顺治帝在笃恭殿拜多尔衮为大将军，亲赐大将军敕印，令他统大军南下，入关与李自成和南明王朝开始了争夺天下的宏伟事业。

清世祖临朝之际，关内局势混乱不堪。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所领农民起义军攻陷北京，崇祯帝自缢于煤山（今景山），中国统治长达276年的明王朝至此覆灭。四月初四，吴三桂叛归山海关，并向清朝求援。内院大学士范文程上书多尔衮，称“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实与流寇争也”，主张立即出兵夺取中原。他提出，“战必胜，攻必取，贼不如我；顺民心，招百姓，我不如贼”，故需改变以往的屠戮抢掠政策，“严禁军卒，秋毫无犯”。即战略上改变得城不守之策，战术上也要争取民心。多尔衮采纳了范文程的建议，应允吴三桂的请求。得知北京被农民军攻占后，“急聚兵马而行”，与农民军争夺天下。

李自成此时方知事态严重，于四月十三日亲率部队赴山海关讨吴，但仍存招降之心，行军速度缓慢，直至十九日才抵达关城之下。其间，吴三桂已派使者向清军求援，使者十五日便见到了多尔衮，递交了吴三桂的信函，承诺若清军支援，将“裂土以酬”。多尔衮深知此乃千载难逢之机，但仍保持警惕，一面召集大臣谋士商议，一面派人回盛京调兵，同时故意拖延进军速度，逼迫吴三桂妥协。因形势紧迫，吴三桂只得答应多尔衮的要求，请清军速入关，因二十一日清军尚距关十里，关内炮声震天，农民军已开始攻城。

四月二十二日，李吴两军在山海关展开激战。多尔衮洞悉吴三桂困境，故长时间观望，待李自成即将攻下东西罗城和北翼城，吴三桂数次派人甚至亲自杀出重围求救之时，估计双方实力大损，这才发兵入关。在与农民军的决战中，他令吴军先上阵，待双方筋疲力尽之际再令八旗军冲锋，终使农民军败退，迅速撤回北京。可以说，山海关以西这场著名战役前后，多尔衮巧妙利用了汉族内部的阶级矛盾，挟制了吴三桂，使其成为清军入主中原的马前卒。

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举行登基大典，次日，以郊外祭天为由撤离北京。五月初二，清军进驻北京。

清朝将领驻守北京后，多尔衮严令禁止抢掠，待民如初，对明崇祯帝朱由检亦是以礼相待，深得汉人士绅赞誉。旋即迎立顺治帝入主京城，迅速巩固统治地位。顺治元年（1644年）六月，多尔衮与诸王贝勒大臣决议迁都北京，此举既是为了统一中原，也是出于退可出关外的战略考虑。多尔衮等人认为，欲“图进取”，必先迁都北京，占据此关口方能统一全国，建立万年基业。

八月二十日，清朝正式启动迁都事宜。九月，顺治帝抵达北京，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赐穿貂蟒朝衣，并命礼部为其立碑纪功，加赐多尔衮册宝、黑狐冠一顶、黑狐裘一袭，金银、马驼等。十月初一，顺治帝在皇极门（顺治二年改称太和门）颁布登基诏书，宣告清王朝定都北京，开启长达260多年的统治。顺治帝加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之际，即命为其立碑纪功，“永垂功名于万世”。自此，多尔衮在待遇上超越诸王。

李自成败退山陕后，原明朝降官降将纷纷反水，然顺治元年（1644年）六月，李自成仍积极备战。另一支农民军在张献忠带领下已在成都建立大西国，统一全川，而多尔衮对此尚不知情。残明势力拥立福王朱由崧为帝，定都南京，改元弘光，拥有中国南方半壁江山，兵强粮足，成为清朝统一中国的阻碍。面对此情，多尔衮采取“先礼后兵”策略，先后派遣叶臣、石廷柱、巴哈纳、马国柱、吴惟华等进攻山西，十月攻陷太原，围困陕西。同时，多尔衮利用大批降清明官招抚南明君臣，致信史可法，提出“削号归藩，永绥福禄”。

在南明使团来京谈判期间，多尔衮将其软禁，未予明确回应。此时，清军已于九月占领山东，十月进占苏北，与史可法军队隔河对峙。在这种情况下，多尔衮认为全面进攻农民军和南明政权的时机已到，于是命阿济格和多铎率军出征，发起战略总攻。不久，多铎于十二月底取得清灭大顺潼关之战的胜利，李自成弃西安而去。多尔衮命阿济格追击农民军余部，多铎则继续南下。

顺治二年（1645年）二月，农民军连战皆败，五月，李自成死于湖北通山之九宫山。此时，多铎军已攻克扬州，史可法殉国。随后，清军渡过长江，南京不战而降，朱由崧被俘，弘光政权覆灭。这一连串胜利让多尔衮欣喜若狂，以为天下已定，江山一统。五月底，他已向大学士们表示要恢复剃发之制，六月初，正式发布剃发令。此举引发全国人民强烈反抗。

顺治二年（1645年），多尔衮升格为皇叔父摄政王之后，围猎、出师等重大仪式，王公贵族必须集合等待传旨，并列队跪送多尔衮。回王府时亦须送到门前。在元旦、庆贺礼时，文武大臣在朝贺顺治帝后，也要向多尔衮致敬。朝会时，多尔衮在午门内便有专用轿乘，诸王只能在午门外换乘。以上种种，彰显了多尔衮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此外，明朝晚期党争激烈，清初大量启用旧臣，导致明朝党争遗留问题与满洲贵族内部矛盾交织。自顺治二年（1645年）起，以弹劾冯铨案为核心，南北党争愈演愈烈。

同年七月，浙江道御史吴达上疏弹劾阉党余孽，直指冯铨及其党羽孙之獬等人。高层官员如洪承畴、金之俊等皆为南方人，不会支持冯铨。多尔衮考虑到冯铨等人对满洲贵族的忠诚，若惩罚他们，恐南方官员势力坐大，对清朝统治不利。故十日后，多尔衮仍未表态。然而，为了稳定大局，他最终选择支持冯铨一方，公开斥责龚鼎孳，仅将李森先革职，其余人等未予追究。多尔衮通过这场斗争，更好地利用双方，实现了他以汉治汉的目标。

顺治三年（1646年）五月，多尔衮认为顺治皇帝的信符存放在皇宫中，调兵遣将时需奏请钤印，颇为不便，遂将皇帝玺印搬至自家府中备用。自此，多尔衮的仪仗种类与皇帝相同，均为20种，但每种数量略少于皇帝。辅政王的仪仗仅有15种，远不及多尔衮，显示出多尔衮与皇帝的差距逐渐缩小。

顺治四年（1647年）以后，若官员奏书中将“皇叔父摄政王”称为“九王爷”或省略全称，将被革职。且“此后行礼处，跪拜永远停止”，多尔衮无需再向顺治帝行礼。

顺治五年（1648年）年末，多尔衮更进一步，成为皇父摄政王。此后，多尔衮“所用仪仗、音乐及卫从之人，俱僭拟至尊”，即不仅掌握实权，在礼仪排场上也开始向皇帝看齐。所有政务，多尔衮不再有谦恭请示之举，未奉皇帝旨意，却一律称诏下旨，俨然如同皇帝。他任人唯亲，随意罢免和提升官员。尤其是“不令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入朝办事，竟以朝廷自居”，命令上述人等每日在自家王府前候命。

顺治七年（1650年）八月，多尔衮追尊生母太祖妃乌喇纳拉氏为“孝烈恭敏献哲仁和赞天俪圣武皇后”，安奉于太庙。十一月，出行古北口外狩猎，坠马受伤。十二月初九（公元1650年12月31日），薨于古北口外喀喇城，享年三十九岁。

顺治帝闻讯悲痛不已，率众臣缟素至东直门外五里迎接遗体。追尊多尔衮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丧仪如帝王之礼。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尊多尔衮正宫元妃博尔济吉特氏为义皇后，同享太庙。多尔衮无嗣，赐豫亲王子多尔博为后袭亲王，俸禄为诸王之三倍。又擢用多尔衮近侍詹岱、苏克萨哈为议政大臣。

然而，多尔衮死后不久，政敌纷纷翻案，揭露其大逆之罪。首先议罪阿济格，复两黄旗贵族之位，提拔两红旗满达海、瓦克达、杰书、罗可铎等。两白旗大臣苏克萨哈等见势不利，纷纷倒戈。于是，罗什等五人被捕，多尔衮十四条罪状被公布，封典尽被剥夺，墓地被毁，尸骨无存。随后，刚林、巴哈纳、冷僧机、谭泰、拜尹图等亦受罚。多尔衮多年培植的势力瞬间崩溃。两个月后，多尔衮从荣誉之巅骤然跌落，皆因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然而，多尔衮对清王朝的不世之功，岂是政敌的几条罪名所能掩盖？

顺治十二年（1655年）正月，吏科副理事官彭长庚、一等子许尔安上疏颂扬多尔衮功绩，却遭济尔哈朗斥责，流放宁古塔充军。直至百年后的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帝正式为多尔衮翻案，追谥“忠”，补入玉牒，并令继袭封爵，按亲王园寝规制修葺茔墓，并命国史馆修正传记。至此，有清一代对多尔衮的评价终于尘埃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