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练排经历的最大交通“事故”
文/铁道兵独立汽车团十连文书 吕久胜
1973年7月，西安市风和日丽，地里的麦子早已收割完毕。这座十三朝古都，名不虚传，处处景色宜人，名胜古迹星罗棋布于三秦大地。彼时，我们十连驾驶训练排进入了城市驾驶训练阶段，每日穿梭于西安市区、市郊及周边各县，早出晚归。每个学员要完成1600公里的学时，这是硬性要求，因此每天的日程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那时，西安市管理不像现在这般严格，没有禁行规定，我们的教练车甚至能开到西安鼓楼下，行驶在南北大街上。
这天，驾驶排的目的地是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我们一路从驻地西安医学院出发，途经小寨，跨过灞桥，抵达临潼，前方便是渭南。四个多月的训练，让我们的驾驶技术日益成熟，一路上大家欢歌笑语。郑宝生班长03号车在前面开路，贾玉臣、李福祥、张中华班长的车依次跟随，排长朱献立坐在最后一辆车上压阵收容。克拉斯车高大威猛，行驶在路上，其他车辆见了无不避让，车队行动有序，浩浩荡荡，威风八面。
轮到我驾驶的十公里路程（学员每十公里换人驾驶），我开得轻松自如，一面全神贯注地驾驶，一面不时欣赏车外的美景，好不快意。临潼至渭南是双车道，道路不算宽阔，前方没有对面来车，我便将车开在路中央。突然，一声汽车鸣笛传来，我下意识看向左侧倒车镜，只见一辆军车紧贴着我的左侧急速驶来，在离我车头三四米处，猛地向左转向，一头冲下路面。军车沿着路基斜坡冲了十多米，随后整个车身侧翻，顺势向前翻滚，最后竟又正立起来，稳稳地停在了麦田里。车外一片狼藉，车上装载的蔬菜，萝卜、莴笋散落一地，四五个战士躺在地上。尤其是驾驶室内，坐在右侧的人在车翻时半个身子甩了出来，车正过来时，又被折了回去。
眼前的一幕让我瞬间惊呆了，下意识地向右打把方向盘。助教郑班长也发现了问题，立刻命令我停车，同时踩下副制动，车在路中央靠右的位置急停下来。后面的车也察觉到前方出了事故，纷纷紧急刹车。朱排长迅速跑了过来，号召大家过去救人。大家如离弦之箭般冲下路基，围在躺在地上的四个战士身边，呼喊着、拉扯着。不一会儿，其中三个迷迷糊糊地清醒过来，站起身活动了一下，并无大碍。另一个战士却站不起来，抱着大腿痛苦地喊叫，估计是被大箱板压到，骨折了，伤势不轻。再看驾驶室内，三个军人呆坐在那里，虽然没有受伤，但翻车时的旋转让他们头晕目眩，不过身体并无大碍。
不知通过何种方式，没过多久，他们部队领导炮营营长就坐着小车赶到了事故现场。或许是向其上级领导报告时称是铁道兵的车把他们的车别翻了，这位首长来势汹汹。一直以来，铁道兵汽车兵素有“亥字车是天下一‘害’”的说法，被认为是全国汽车界的一霸，开车风格猛，如同虎狼之势，令人望而生畏，铁道兵独立汽车团在陕西更是如此。这次与47军碰上，们自然也不甘示弱。首长气势汹汹地问道：“你们谁开的车？”我见这架势，战战兢兢地回答：“报告首长，是我开的。”首长瞧了瞧我，不过是个文弱小兵，身高一米七五，体重不过百十斤，模样腼腆得像个小姑娘。他围着我们巨无霸克拉斯车转了一圈，再看看车痕，两车并无刮碰。那辆解放车留下的车痕一路深陷在路基的一片松土中，显然是一路拐下路基的。一问开车的人，驾驶员称是副指导员要开，便让他开了，结果路面刚整修还没压实，车速又过快，打不回方向，才冲下了路基。
朱排长和我们四个助教班长，与47军炮营营长一同分析事故责任，一致认为我方无责。这位兄弟部队的首长也是通情达理之人，指着他们的副指导员斥责道：“回去再跟你算账！这事故和汽车团没关系，你们可以走了。”我们这边算是有惊无险。他们那边几个人把散落的菜重新装上车，司机上车发动，车竟然发动着了，找了个缓坡开上了路基，伤员则被47军炮营营长拉去医院。后来才得知，47军驻临潼，炮营驻渭南，炮营的生活车载着副指导员、司务长及几名上士去买菜，返程途中副指导员想过把开车的瘾，就让司机坐到了一旁，他自己驾驶。可他开车经验不足，我们的克拉斯车又宽又大又长，他靠得太靠边，又遇上路基松土，这才酿成了这场翻车事故。
虽然这次事故我没有责任，但作为相关一方，郑班长让我上车厢休息，换其他战友继续向黄陵县进发。回到连队后，朱排长是否向连长指导员汇报，我并不知晓。当晚在黄陵县招待所，班长带着我们进行了总结，着重强调了做一名合格驾驶员要做到“三不开”，即不开赌气车，不开故障车，不疲劳驾驶，文明安全驾驶必须放在首位。经历这次事故后，从铁道兵时期到后来在沈阳军区汽车37团司训队担任指导员，我始终教育干部战士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牢记驾驶车辆的规定，做到守纪律、文明驾驶、遵守规则，人人争当十万公里安全无事故的红旗车驾驶员。
【推送 王新明 责编 杨春林】
2025.2.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