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1日,渡江战役打响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八十八师在京杭公路南京段,俘虏了国民党第四十五军三一二师。
按照规定,这伙国民党军被送到了解放军的驻地,由后方人员对他们进行一一审查。
有意思的是,当八十八师补充训练团团长钱申夫正在鉴别敌军被俘人员的实际军衔时,时任国民党三一二师的副师长黎强突然一把抱住他,激动地说道:“老同学,你还记得我吗?”
对方这一举动,让钱申夫愣在当场。他仔细打量这位国民党军副师长,一个熟悉的轮廓慢慢浮现在脑海中。
钱申夫刚要开口说话,黎强立即打断他:“请你立即报告三野前委,让他们致电党中央,等到中央一回电,那我的身份就明白了,其他不用多说。”
这位国民党军的副师长为什么与我军指战员称兄道弟?
黎强原名李碧光,曾用名李唯平、李长亨,黎强这个名字还是董必武同志给他取的,1915年生于四川省安岳县。
读中学期间,他受到共产党员姚仲蜀的影响,开始主动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后来,黎强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安岳中学。1935年,20岁的黎强进入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
在校期间,黎强广泛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等进步书籍,还与同学们一起参加进步团体与抗日救亡的运动,并十分向往革命圣地延安。
这一阶段的黎强在成都认识了一位安岳老乡,就是曾经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周俊烈。
周俊烈认为黎强这个小伙子聪明机灵,很适合开展一些个秘密工作,在周俊烈的安排与影响下,黎强开始主动为党进行一些地下工作。
1938年,黎强在成都地下党的安排下,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先后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高级研究班学习。
1939年,黎强奉命回到四川,在重庆红岩中共中央南方局报到后,回到安岳老家开展工作。
刚刚回到四川时,时任南方局常委、宣传部部长的凯丰曾经亲自接见过黎强,嘱咐他:“这里是抗战大后方,也正是你们的前线,之所以把你们从延安调回来,就是想让你们在前线上发挥作用。”
由于地下战线的工作马虎不得,黎强在这个时候便对外使用“李长亨”的名字。在组织内,同志们还是称呼他为“黎强”。
1940年底,黎强奉命到成都打入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这段时期,黎强与上级都是单线联系,就算在党内,也只有周恩来、董必武、凯丰等少数几位高级领导知道他的存在。
黎强先是在组织的运作下履行了加入国民党的手续,然后考入国民党中央军校第七期政治研究班。
班上的黎强十分活跃,频繁与同学和老师交朋友拉关系,逐步取得他们的好感与信任之后,这才打入中统特务组织。
身处虎穴的黎强尽可能地为党组织收集重要情报,他一般会将情报放在掏空的烟卷、煮熟的鸡蛋,或者点心盒里,向联络员进行传递。
在那段时间,黎强为了探查情报,从不放过各种国民党社会交际活动。原本认识黎强的亲属好友都不解:为何这个曾经参加过革命团体的上进青年,却如此自甘堕落?
这些风言风语传到了黎强的耳朵里,他丝毫不在意,甘愿背负骂名也要继续从事这份光荣且艰巨的地下工作。
1943年,因工作能力出众,“党政觉悟高”的黎强进入中统第三期训练班学习。
通过一些手段,黎强取得了中统高级领导的信任,训练班一结束,他就被派往新成立的成都实验区担任区长助理。
这个岗位对于国民党人来说不算是个美差,但对于地下工作者的黎强而言,他能广泛接触国民党在西南地区的战略部署以及各种大事小情。
不久后,黎强被国民党方面派到四川省最高特务联合机关特种工作委员会,担任一组主任干事一职。这一身份更利于黎强收集情报,保护我方工作人员。
话虽如此,但在潜伏敌营的这段时间里,黎强每天都要忍受常人难以想象的折磨。
正如同谍战剧《潜伏》里的桥段一样,黎强做事处处小心谨慎,无论在单位还是在家里,他不敢多说一句话;甚至连梦话都不能说,生怕自己的真实身份暴露。
那样不仅自身难保,还会连累整条战线上的同志。
身处重压之下的黎强,不负党中央的信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对他的工作非常满意,曾数次勉励嘉奖,并让他:做长期打算,准备组织家庭,非到非撤离不可识不能撤出,坚守死守。
黎强没有任何怨言,在隐蔽战线为党中央立下汗马功劳。
有时为了搞到急需的材料和情报,黎强违心的与一些花花公子打交道,请他们吃喝玩乐,成为无话不说的“铁哥们”之后,从他们那里打听到国民党内部不少消息。
为了长期潜伏,黎强娶了国民党成都县党部书记长赵选之女赵蜀芳。虽然赵蜀芳也是一位进步学生,但黎强从未将自己的身份透露给妻子。
就这样,身处敌营的黎强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家庭,而且官职越来越高,经手的资料越来越多,党组织也对他越来越器重与信任。
1946年6月,蒋介石挑起内战。翌年5月,解放战争激战正酣之际,为配合国民党军队对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国民党重庆和成都两地决定于1947年6月1日凌晨开始,抓捕隐藏于这两省的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
黎强得知这一情况后,在中统内部提出了一个叫“提公因数”的法则,建议半数以上机关提出的人名才列入抓捕名单。
因此,许多共产党员与进步人士逃过了这次抓捕。黎强还想方设法把他所掌握的逮捕名单传递出去,保存了革命有生力量。
1948年底,此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路势如破竹,国民党军的末日即将到来,黎强也做好了跟随国民党到台湾继续潜伏的准备。
左边戴军帽者系黎强
1949年初,黎强被任命为国民党第四十五军三一二师副师长,他的任务是沿着京杭公路南京段附近与解放军进行周旋。
为了早日迎接解放,黎强弱化了三一二师的军事训练强度,导致许多国民党新兵连枪都不会用,遇上解放军只能被打得抱头鼠窜。
1949年4月21日,黎强和全师官兵在京杭公路南京段附近行军途中,被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八十八师俘获。
当看到了八十八师补充训练团团长钱申夫的时候,黎强非常激动,一开口就让他报告三野前委,致电党中央,说周恩来同志和董必武同志能证明我的身份。
钱申夫没有丝毫怠慢,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三野前委。两天后,三野前委接到中央军委的紧急电报:“速送黎强同志赶赴北平。”
两个月后,黎强从北平赶到武汉,向中共中央华中局组织部第一副部长钱瑛同志报到,接受党组织分配的新任务,成为第二野战军某部的指战员,参与了解放大西南的一系列作战。
新中国成立后,黎强先后辗转于重庆、北京、青海等地工作,曾担任过青海省人委秘书长、北京中央政法干校副校长等职务。
1999年3月,黎强病逝于北京,享年85岁。
从黎强潜伏敌营近十年的壮烈事迹我们不难发现,在这十年中,黎强对破获西南敌特情报和国民党一系列破坏活动计划,以及西南地方的解放和安定,都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他不仅获取了大量情报,而且还想方设法地营救了许多共产党员与进步民主人士,在隐蔽战线上为全国各族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大功。
为了革命事业,黎强在不同时间段受到过错误的对待与批判,很多人都认为他是个“多边形人物”。
但受制于保密条例,黎强从未替自己辩解过一个字,为了革命事业,只好一人独自选择承受。
其实,真实的“潜伏”与咱们在电视剧上看到的《潜伏》的险况相去甚远。近十年蛰伏,黎强孤身奋战,圆满完成了上级交代的艰巨任务。
更难能可贵的是,黎强最终顺利回到了党组织和人民的怀抱。
真正的英雄或许就如同黎强这样,将自己的热血青春奉献给了祖国与人民以及党的伟大革命事业。
功成名就之后,拂身而去,不为名,不逐利,坚守在自己的岗位,默默奉献,从一而终,保持党员应有的“红底色”。
参考文献:
[1]张嘉升.潜伏“中统”的红岩特工黎强[J].党史纵览,2020(11):42-44.
[2]陈安生.我党有无黎强同志[J].教育艺术,2008(0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