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721/j.cnki.cn61-1487/c.2023.15.032
“玛丽·罗斯”号(Mary Rose)是英王亨利八世1509年下令于朴茨茅斯港动工建造的一艘全索具风帆战舰，是当时英格兰所拥有的第一艘可以进行侧舷齐射作战的远洋战舰，同时也是王家海军首艘真正意义上的旗舰。这艘战舰的建成与服役标志着英格兰首次拥有了迈向远洋的能力，其空前的强大武力一度令敌国颇为忌惮，因此它一度被视为英格兰海军力量壮大、民族自信心提升乃至亨利八世王权鼎盛的最佳象征。本文要探讨的“玛丽·罗斯”号战舰的象征意义，由一艘战舰出发，以小见大地探讨海军发展与王权强化乃至民族自信心构建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期深刻地理解这一时期英格兰社会的整体发展趋势。
一、王权之延伸
(一)王权与王家海军
在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初，英格兰的公权力集中表现为国王所行使的权力。安德鲁·兰伯特(Andrew Lambert)在《风帆时代的海上战争》(War at Sea in the Age of Sail)一书中就曾言，只有那些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才能保障对本国海军持续不断的政策和财政支持。而在专制中央集权国家或者在向着这个方向发展的国家中，统治者个人的好恶常常会对海军发展状况产生决定性影响，统治者个人声望的起落往往会与作为最强暴力机关的武装力量的兴衰联系起来。具体到英格兰这样一个典型的岛国，海军及其旗舰就经常会被当作统治者本人的某种化身而被神圣化。由于“玛丽·罗斯”号最为耀眼和突出的身份便是所谓“初代英格兰王家海军旗舰”，因此论述其所具有的王权属性时，就必须先从时代背景入手，即对亨利八世创制“王家海军”及后者的神圣化进程展开分析。唯有如此，方能真正明白“玛丽·罗斯”号身上浓郁的王权属性的由来。
诚如马克斯·韦伯所言，国家实际上就是一个在一定疆域内成功宣布了对正当使用暴力的垄断权的人类团体，其他建制或个人只能被授予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使用暴力，国家是暴力使用权的唯一来源。因而在国家机器内部，暴力机关往往与公权力的联系更为密切。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初，英格兰的公权力就集中表现为国王所行使的权力。亨利八世的加冕礼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那就是国王被授予象征着暴力特权的三把宝剑以及马刺，这就代表着国王对于暴力使用权的控制和垄断。王家海军毫无疑问就是“由国家授予的在一定范围内使用暴力的建制”之一，同时这支部队是当时在国王直辖的武装力量中规模最大、配置最为新锐的存在，因此其与王权之间必然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具体到海军层面，亨利八世以国王的名义亲自主持了一系列海军———海洋法律与海军管理制度的创制活动。这些创制行为都是亨利八世以“大写国王(King)”之名施行，从制度创新的意义上来说，为这支海上军事力量所进行的种种制度革新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开创的诸多先例构成了英格兰政府向现代转型的重要一环；从象征意义上来说，如此大规模使用“大写的国王(King)”之名为一个暴力机关创制法律、制度具有极为不同寻常的意义象征。作为唯一由国王亲自创制并冠以王家名号的武装力量，王家海军已经成为“大写国王(King)奥秘之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成为了王权的一部分。因此，其自然也沾染了王权的神圣气息，成为一种与英格兰共存的伟大、不朽象征。作为这支神圣武装力量的旗舰，“玛丽·罗斯”号自然也被亨利八世视为其至尊身份的象征，这艘战舰具有的王权属性不言而喻。
(二)王家海军旗舰———“玛丽·罗斯”号
王家海军因为“大写国王(King)”的创制而神圣，作为旗舰的“玛丽·罗斯”号在这个神圣化的过程中就自然地处于中心地位。自1509年“玛丽·罗斯”号开建起，亨利八世就对这艘战舰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浓厚兴趣。根据档案记载，早在战舰开建之前，国王便与议会据理力争，为其要来了一笔特殊拨款，同时征发了全英格兰所有的熟练造船工匠和设计师前来“会战”。在这艘战舰于1510年首次下水时，国王更是史无前例地亲赴现场，在验收之后满意地称其为“最美丽的海上之花”。正是由于亨利八世的特殊关注，“玛丽·罗斯”号相较于其他战舰具备了截然不同的象征意义，它之于舰队中的其他舰船便如同国王之于全体臣民，是毫无争议的领袖。而这种明显的支配关系，也与当时英格兰王权强化趋势形成了一种奇特的照应关系。“玛丽·罗斯”号通过“大写国王(King)”所赋予的神圣性，成为了一个舰船之体与国王之体相混合的存在。在它成为整支舰队“头颅”的同时，其他舰艇则分别构成了“躯干”和“肢体”，共同组成了一个名为“王家海军”的“奥秘之体”。
作为王家海军的旗舰，“玛丽·罗斯”号成为了亨利八世“至尊王权”的具现。在西欧君主权力理论中，国王神圣性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与加冕礼的进行密不可分，只有通过加冕仪式王权才能获得神圣性的加持。在亨利八世的加冕礼中，当他被授予了象征武力的宝剑时，国王的权力便与武力牢牢绑定在了一起。因此，在其统治期间，王权的至尊性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对至高武力的掌控而加以展现的。所以，哪怕在去世前夕，饱受病痛折磨的亨利八世依然坚持骑马参与对法国的征伐。对热衷于通过战争展示王权至尊的亨利八世来说，作为王家海军旗舰的“玛丽·罗斯”号无疑是一个进行权力展示的完美场所。在这艘当时英格兰最为强大的战舰上，亨利八世史无前例地设置了专门的王座室供其随时驾临。在其即将奔赴服役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也是最后的战斗前几个小时，亨利八世甚至还专门在船上用了一次晚膳，这同样是一种史无前例的行为。正是这些行为使得“玛丽·罗斯”号实际上成为了国王展示无上权力的“剧场”。在这个“王权剧场”中，亨利八世扮演了一名尚武的“骑士国王”角色。一如其热衷于狩猎和比武一样，国王试图通过将强大的“玛丽·罗斯”号战舰塑造为自我化身的行为，打造并强化强壮尚武的形象，进而使臣民顺从自己。而它们的敌人则好似无头巨人一般，虽然力量强大，但由于没有一个“大脑”统一指挥只能空挥乱舞硕大的拳头，最终如宿命般屈辱地倒在英格兰人的脚下。在亨利八世对“骑士国王”的扮演行为之下，英格兰的国家秩序得到了维护。
二、民族自豪之助力
(一)英格兰造船业的新生与民族自信的勃发
在“玛丽·罗斯”号建造之前，英格兰造船业处于一个极为不景气的状态，与之相应的则是英格兰人对本国造船业的不信任以及随之而来的民族自信心低下之现实。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当时英格兰主要的造船工匠均出自几个特定家族，不仅人数较少还经常既要负责设计并建造船只，又要负责船厂的管理工作，而后者往往是他们所完全不熟悉的。这就导致了英格兰船厂管理混乱无序、腐败丛生，无法保质保量完成造船任务，从而使造船工匠的声誉进一步下降。其次，这种糟糕的声誉使得历任英王，甚至是亨利八世自己早年间对本国造船业都不太信任，并更倾向于聘请意大利等地的造船匠来为自己设计建造舰船。这种情况导致了一个恶性循环，即越是不信任本国造船工匠，越是不会把重要的造船任务交给他们，其水平就愈发低下、名望愈发糟糕，也愈发无法得到君主和公众的信任。
除了造船工匠职责混杂、声誉不佳的问题之外，这一时期英格兰造船水平相较其他欧洲国家而言存在着较大差距。当时英格兰的造船工艺中还保留着浓厚的中世纪遗风，其在建造过程中仍普遍采用老旧的“搭接法”，而非当时地中海沿岸国家早已流行的“平接法”(又称骨架式建造法)。如此造出的船只不要说经受住远洋风浪的考验，即便是在近海都有可能倾覆沉没。由于工艺的落后，英格兰的造船工匠长期只能从事小型近海船只的设计与建造工作，这些船只大部分只能用于经英吉利海峡往来于英法之间的短途商路。但是在亨利八世即位之前英格兰商人在这条航线上的海外贸易规模相对而言本就不大，所需船只也不多，造船工匠根本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订单养家糊口，他们也就无心也无力去改进造船技艺。在此状况下，民众失落地发现，英格兰作为一个拥有漫长海岸线的国家竟然无法自行设计、建造用来保卫自己的战舰。这使得整个社会都弥漫着一种强烈的不自信以及不安感，所谓民族自豪感以及民族自信心就无从谈起。
但“玛丽·罗斯”号的建成改变了这一情况，亨利八世史无前例地召集了全国的本土造船工匠共同参与这艘战舰的建造。在这个过程中，英格兰本土造船业的工艺技术水平迎来了一次飞跃式发展，并提升了英格兰造船工匠原本低下的社会地位。在战舰正式服役后不久，亨利八世便正式以国王的名义任命了一批“高级造船工匠”，为其定下了高额薪酬，并且派出专员协助他们管理泰晤士河沿岸的重要船厂，甚至一度称他们为“我们这个时代最著名的艺术家”。在此基础上，英格兰的几家著名造船家族联合创办了早期的造船行会，凭借其在国内市场和技术方面的优势地位，甚至攫取了一定的经济特权。
随着造船行会的成立以及造船业整体技术水平的提升，英格兰政府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对老旧的战舰进行翻修，经历过改造的战舰在日后又为保卫英格兰做出了突出贡献。追根溯源，这一切皆有赖于“玛丽·罗斯”号的建成给英格兰造船业带来的利好效应。因为正是这艘战舰的出现使得英格兰人认识到，本国也可以制造出不逊于其他欧洲海上强国的战舰，他们的聪明才智并不逊于其他国家的人民。
(二)海军之“本土化”
在以往的研究中，“玛丽·罗斯”号的沉没一直被视为一个不光彩的结局而被一笔带过。实际上如果把目光放得长远一些，以其沉没对英格兰社会整体造成的后续影响为主视角，就可以发现对于英格兰海上军事力量的发展而言，“玛丽·罗斯”号的沉没未尝不是一次因祸得福之事。
目前来说，学界关于“玛丽·罗斯”号沉没原因的讨论主要分为以下两种观点:其一认为该舰是遭法国战舰突袭而被击沉，这种说法主要基于解读法国方面的史料得出；其二则认为该舰是在遭遇风浪的情况下，由于船员未来得及关闭下层炮门，导致海水灌入下层船舱进而倾覆。根据考古报告内容及现存的船体状况，笔者更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因为在残存船体水线以下部分中并没有发现被炮弹击穿的痕迹，而且下层甲板的炮门的确处于开放状态，并没有如上层炮门一般紧闭。同时通过研读船舱中船员遗骸的基因检测数据可以发现，“玛丽·罗斯”号上的低级水手大多来自南欧地区，并非英格兰本土水手。因此，结合当天的气象记录，不难做出如下之推论:即在该舰最后一次出航的过程中，突然遭遇了强风天气。由于“玛丽·罗斯”号仍然保留了旧式舰船船首和船尾高扬的形制特点，导致其在强风天气下由于船身前后高中间低而失衡，进而发生了大幅度的摇晃。此时舰上的英格兰军官必然会下令关闭各层炮门防止海水倒灌，但可惜的是船上的南欧船员本来就对英语一知半解，加之强风天气下海浪翻涌、声音嘈杂，以致他们没能听懂长官们的指令，只是陷入了船只即将倾覆的恐慌之中。由于下层炮门没能被及时关闭，大量海水倒灌进入船舱，战舰倾覆已成定局。
基于上述推论可以认为，“玛丽·罗斯”号上外籍船员与本国军官的配合失误可能就是导致战舰倾覆的真正原因，而当时的英格兰政府很可能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因为在该舰沉没后，英格兰人一方面封锁消息，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其沉没；另一方面，开始大规模招募本土水手，充实现存的其他战舰。大规模雇佣外籍水手操纵英格兰战舰的情况，自此之后再未出现。
这些新招募进来的本土水手出身于英格兰社会的各个阶层，尤以农业工人、自耕农、小手工业者、小商贩居多，同时一些乡绅的子弟也在征召之列。这些原本分属于不同阶层的平民应征进入王家海军后统一具有“王家战士”的身份。在这种背景之下，参军入伍的水手们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所谓“王家战士”与“平民”之间的边界感。正如理查德·塔克(Ｒichard Tuck)在其书中所论述的那样，“边界感产生于在同一集体或组织内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认可，这种相互认可不同于任何自然界其他事物之间以及本集体内部与外界之间的联系，它内含着对人们之间可提供的相互利益的赞赏。”这种“边界感”此后逐渐发展，形成了一种“独属于王家海军的荣耀”。
这种荣耀感随着王家海军的不断胜利而被不断加深和强化，原本出身于平民的水手们在这个过程中也就逐渐形成了一种对自己特殊身份的自豪之情。这种自豪与骄傲之情又通过王家海军的进一步胜利和水手们的不断宣扬而向整个英格兰社会扩散，进而激发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以及民族自信心，形成了一种全社会规模的“海军崇拜”。以至于在“玛丽·罗斯”号沉没不到半个世纪，平民水手们便在船歌中唱道，“我们便如同那真正的王家海军一般，海上咸风四散，我们威风不散。”当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于1783年回忆自己第一次观摩王家舰队出航的情景时也曾感叹，“看到眼前的舰队，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从小熟知的那些海战故事，满心都是自豪之情；船上的水手们是我的同胞，舰队属于整个祖国，那么我自然也是参与其中的，而且共享着它所有的荣耀。”可以说在这个时期，英格兰社会整体已经形成了一种对于海军与有荣焉的自豪感，这种情感随后又转化成了高昂的民族自信心。
因此不难发现，由“玛丽·罗斯”号的沉没所开启的英格兰海军本土化进程，实际上对于英格兰民族自豪感以及民族自信心的建构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这种民族自信心推动着英格兰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中锐意进取，于商业、殖民以及海事等各个领域中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对手，最终成为了称霸全球的“日不落帝国”。
三、结语
从1509年在亨利八世的命令下正式开建，到1545年沉没于索伦海峡，“玛丽·罗斯”号作为王家海军初代旗舰走过了36年岁月。它是英格兰王权乃至民族自信和民族自豪的象征以及具现。虽然“玛丽·罗斯”号作为一艘战舰的服役经历是极为短暂的，但作为当时英格兰社会发展的象征符号之一，它所产生的影响却是持久而深远的。
在“玛丽·罗斯”号背后所矗立的乃是一个与之前完全不同的全新英格兰，这个国家正在大踏步向着海洋强国的目标迈进，积极地拓展着自己的海外商路，进而试图攫取更大的海外利益并且有足够的能力和信心保护这些利益；同时其也是一个王权逐渐得到强化的国家，随着中央政府或者说国王本人权势的增长，国家得以集中力量执行一些规模远超以往的计划和工程，不列颠的声音震撼全球；这个国家同时是一个民族自信心与民族自豪感日益高涨的国家，伴随着海军一个接一个的辉煌胜利，“英格兰”不再只是一个会出现在各种仪式和地图上的名词，而是真切地深入了每一位国民的内心，成为了他们真正的“祖国”。
我们无意将“玛丽·罗斯”号所具备的象征意义过分夸大，不过这艘战舰在英格兰王权的强化以及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的塑造方面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应该看到，海军作为一个与时代和社会发展潮流息息相关的特殊军种，其自身的发展演变往往体现的就是一个国家在特定时代的总体发展趋势的一种具象化体现，这也是日后研究中要注意的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