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帝三皇神圣事，

骗了无涯过客。

有多少风流人物？

——摘自毛泽东《贺新郎·读史》

秦始皇

秦始皇（前259—前210年），姓嬴名政，因为出生在赵国都城邯郸，故又名赵政。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完成了封建的大一统伟业，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王朝，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诸侯割据称雄的分裂局面，这在历史上无疑是一个巨大进步。

秦始皇

作为一个封建独裁者，秦始皇在建立、巩固和发展前所未有的大一统事业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赋役和苛刻严峻的刑法。秦始皇是英明君主，还是一代暴君？自秦亡后直到今日，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盛赞他为“千古一帝”（李贽《藏书卷二·目录》），有人说他“虽四三皇、六五帝，曾不足比隆也”（章太炎《秦政记》），有人歌颂他的统一事业“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李白《秦王扫六合》）。

他们都高度评价秦始皇的功绩，肯定其推动历史的伟大作用。而另一些人则咒骂秦始皇“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 “以暴虐为天下始”（贾谊《新书·过秦论》）, “始皇暴虐，至子而亡”（《贞观政要·卷八》）, “始皇刚毅戾深，乐以刑杀为威，专任狱吏而亲幸之，海内愁困无聊”（陈登原《国史旧闻》）。他们都指斥秦始皇统治的残酷，是千古暴君。

那么，作为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对秦始皇的开创功业持何种态度呢？他是如何评价秦始皇的呢？

作为熟读史籍、特别重视借鉴历史经验指导现实斗争的革命家和政治家，毛泽东曾多次给予秦始皇以不同凡响的品评。

“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

秦始皇

毛泽东推崇秦始皇，主要着眼于其对中华民族统一事业所做出的伟大贡献。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在谈话中说：“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就是李白讲秦始皇，开头一大段也是讲他了不起。‘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毛泽东之所以很喜爱李白这几句诗，原因就在于他自己对于秦始皇“扫六合”的丰功伟烈同样非常崇尚。

1964年6月24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的谈话中说：“秦始皇比孔子伟大得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一位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超过他的。”

可见，对于秦始皇嬴政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一系列开创性的伟大功业，毛泽东是非常赞赏的。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秦始皇知人善任，选贤举能，完成了统一大业。公元前249年，年仅13岁的嬴政继承秦王位，此时已是战国后期了。战国七雄中，西秦自商鞅变法以来，积六世（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庄襄王）的发展，已经成为最富强的诸侯国。公元前238年，秦王嬴政22岁，开始亲自执政，先后剪除了长信侯嫪毐和主张“虚君”制的吕不韦两大势力，集中了一切权力。

然后，他起用荀况的学生楚国人李斯辅政，重用“为商鞅学”的大梁人尉缭任国尉参谋军事，重新部署了对付六国的战略和策略，开始了统一六国的军事行动。公元前236年，他任用具有军事指挥才能、骁勇善战的大将王翦、桓齮、杨端和进攻赵国，开始了历时十五年的统一战争。

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间，秦国先后灭掉了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大业，建立了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今甘肃西部），南至北向户（今越南北部），北据河为塞（长城）并阴山至辽东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帝国。从此，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局面。从秦的统一中，不难看出秦始皇是一位英明的君主。当时，秦国虽然是战国七雄中最强盛的国家，但是如果没有一位英明的君主，就不可能笼络人才，更不要说完成统一大业了。

其次，秦始皇勇于改革，敢于创新，奠定了一系列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秦统一六国以后，为了巩固政权，制定了与以往任何朝代都不相同的政治制度。

秦始皇规定封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称“皇帝”，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一切大权都集中在皇帝手里。政事无论大小，最后全由皇帝裁决。主要官吏也由皇帝任免。

他规定皇帝自称“朕”，并制定了一套尊君抑臣的礼仪制度。中央设有三公、九卿等官职，辅佐皇帝。地方推行郡县制。把全国划分为三十六郡，郡下设县，郡的长官叫“郡守”，县的长官叫“县令”，也都由皇帝直接任免。郡守和县令负责管理百姓，收取赋税，征发兵役和徭役。这样，就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统治体系，强化了国家专政机器。

这种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秦始皇的首创，秦以后的各个朝代，基本都沿袭了这套制度。此外，秦始皇崇尚“法家之术”，制定和颁行统一的法令。所有的律令都定期向御史核对，不容许错乱和篡改。

秦始皇下令将原六国贵族豪富迁至关中、巴蜀，以防止他们的分裂复辟活动。又明令禁止民间收藏武器，销毁没收得来的武器，铸造十二樽金人，陈列在宫殿之前。秦始皇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冲破保守势力、习惯势力的阻挠，大力推行改革，创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制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勇于改革、敢于创新的精神，值得肯定。

秦亡而百代犹行秦法政。秦始皇创立的郡县一统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制度，以及官僚政治体制，被历代延续下来，如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所云“垂二千年而弗能改”。所以明代思想家李贽称秦始皇为“千古一帝”，近代史学家夏曾佑称秦始皇为“二十四朝之皇帝”。

再次，秦始皇重视农业和经济文化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在全国确立土地私有制。公元前216年，秦始皇“令黔首自实田”，即命令土地私有者向政府呈报占有土地的数额，政府根据呈报的数额，征收田租。这就意味着封建土地所有制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得到确认。这在当时是有积极作用的，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为了提高粮食产量，秦始皇还非常重视农田水利建设。他支持韩国水工郑国在都城咸阳附近开凿一条沟通泾水和洛水的水渠——“郑国渠”。郑国渠全长一百五十多公里，灌溉田地达四百万亩，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第二，采取了统一文字、货币和度量衡等措施。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针对当时社会上“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情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文字虽然都是从甲骨文演化而来的，但由于长期分裂割据，同一个字在各地写法不同，这就妨碍各地区之间的交流和联系。

秦统一全国后，秦始皇规定以小篆作为全国通行的文字，同时还允许通用比小篆容易书写的隶书。文字的统一不仅加强了各地的经济交流，而且对传播文化也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战国时期，不同的诸侯国使用不同的货币。秦统一后，秦始皇规定以圆形方孔的“半两钱”和黄金作为全国统一的货币。这就克服了过去货币不统一的混乱状态，便利了各地商品交流。

秦始皇还以商鞅规定的度量衡标准作为全国统一的标准，对消除各地割据势力的影响，以及促进经济发展、文化交流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了加强对全国的控制，秦始皇下令把原来东方六国设立的关卡、要塞、堡垒全部拆毁。以咸阳为中心，修筑了通往东北、华北和东南地区的“驰道”，这样就把全国各地联系在一起了。同时，规定车轨的统一宽度为六尺，保证车辆畅通无阻。以上措施，不仅有利于封建国家的统一，而且都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发展。

晚年毛泽东在接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第一个统一中国、统一文字，修筑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有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地方，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

纵观历史长河，会发现毛泽东对秦始皇的这些评价绝非过誉之辞。西周的灭亡是延续了三千多年的奴隶制社会走下坡路的重大标志。接下来的东周虽然还有“周”的名义，实际上已经沦为诸侯的地位，在诸侯中也只是一个弱者。当时争霸的是秦、魏、韩、赵、楚、燕、齐这“七雄”，它们之间不断地征战杀伐，导致民生凋敝，经济残破，十分不利于新兴的封建生产关系正常发展。新兴生产关系的发展，国家的统一，这两种历史要求是一致的，是不可分开的。“六王毕，四海一”，秦始皇审时度势，以其雄才大略，将这个具有双重意义的历史课题给解决了。他运用封建国家政权的力量废除西周的分封诸侯制，建立中央政府直接领导的郡县制，从而奠定了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大发展的基础。

从秦统一到1911年清灭亡，两千二百年间，分裂的时期只出现四次：魏、蜀、吴三国鼎立，东晋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时间都不长，加起来只占全历程的20%。而统一的时代有秦、西汉、新（王莽新朝）、东汉、西晋、隋、唐、北宋、元、明、清，合计11朝，时间占总历程的80%。

总的说，这两千二百年国家基本上是统一的，这在世界国家发展史上没有第二例。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中一直作为大国延续下来的唯一的国家。秦朝创立的郡县制本身，县一级的建制连同它的名称，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改动。原来的郡后来演变为州，为路，为省，现在定为省、市，基本原则依然是秦制。这些都与秦始皇的开创和奠基之功是分不开的。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给予秦始皇“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超过他的”极高的评价。

“劝君莫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焚书坑儒

秦始皇广为后世诟病和痛骂的就是他的“焚坑事业”，即焚烧诗书、坑杀儒生。这两件事让他背上了“千古暴君”的罪名。

在史籍记载中，这两件事的“本来面目”到底是什么呢？据司马迁《史记》记载：

秦始皇遵循秦国崇尚武力、重用刑罚的传统，灭掉六国之后，那些来自六国的书生们，承袭了战国以来“处士横议”的风气，不断地以《诗》《书》典籍及先王善政为根据，讥评时政，煽动不满，威胁着秦王朝政权的巩固和政令的推行，这当然激起了秦始皇的强烈不满。

秦始皇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的一天，秦始皇在咸阳宫举办了一个宴会，70名博士都参加了，一齐向秦始皇敬酒祝福。仆射周青臣带头向秦始皇敬献祝词，他说：“原先，秦国的土地不过千里，靠了陛下的神圣英明，才平定了海内，赶走了蛮夷。普天之下，莫不臣服。建立郡县，不封诸侯，人人安乐，万世万代永无战争之患。从古到今，谁也没有陛下这样的威德！”

淳于越是来自齐国的博士，他不同意周青臣之议，针锋相对地说：“我听说商周享国千有余年，分封子弟功臣，在四周拱卫辅佐。现在陛下拥有天下，但您的子弟却是普通老百姓，一旦有犯上作乱之臣，怎么能互相救助？办事不效法古代而能长久的，我还没听说过。周青臣当面讨好您，只会加深您的过错，不是一个忠臣！”

秦始皇命令大臣们都发表意见。于是，推崇法家思想的丞相李斯上奏道：“五帝的政令不相重复，三代的制度不相承袭，都把国家治理得很好。为什么？因为时代变了。陛下创千秋大业，建万世功勋，这些，都不是像淳于越那样的腐儒所能理解的。可他们凭着一张嘴巴，以古非今，蛊惑百姓。新的政令一出，他们就街头巷尾，议论纷纷，拉帮结派，哗众取宠。如果让他们这样胡闹下去，不只降低了皇上的威信，而且也必将形成一股反对政府的势力。”

秦始皇对此深有同感，征询道：“你认为要采取什么措施？”

李斯说：“臣以为：除了秦国的史书，六国史官所记之简册，一律烧毁；除了博士，凡私家所藏《诗》《书》及百家语，也烧；有敢于交头接耳谈论《诗》《书》的，砍头；以古非今的，灭族；官吏知而不报的，同罪；令下三十日后留书不烧的，脸上刺字后罚四年苦役，戍边筑城。只有医药、占卜、种植的书不烧。要学习法令的，以官吏为师。”

秦始皇闻奏大喜，立即批准，在全国推行。一场蔓延全国的焚书运动就这样开始了，大量写在竹简上的古代文献在熊熊的烈火中化为灰烬！

又据《史记》记载：

秦始皇迷信神鬼，六国灭后，他不断地求神访仙，寻找长生不死之药。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嬴政封泰山，登琅邪台，齐国方士徐巿（福）上书，说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愿带童男童女去寻求仙药。秦始皇答应了，派去了几千童男童女。可是，徐巿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嬴政东巡碣石，派燕国方士卢生出海寻找古仙人羡门、高誓。又派韩终、侯生、石生，寻找长生不死之药。不久，卢生回来，谈了许多神鬼之事，还带来一本仙书，那书上说：“亡秦者，胡也。”于是始皇派将军蒙恬带30万大军去攻打北方的胡人（匈奴）。到了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卢生又劝秦始皇居住之地要保密，否则，“真人”（神仙）不会来，不死之药也不可得。秦始皇也一一照办。

尽管如此折腾，不死之药毕竟没有得到。这时候，侯生与卢生商量说：“秦始皇这个人，刚愎自用，并吞天下以后，意骄志满，自以为天下第一。亲信狱吏，博士70人不过是摆设而已。又好用刑杀，大臣们畏惧，只得阿谀逢迎，不敢直谏。大小事都独断专行，甚至每天都要定量批阅一百多斤重量的竹简文书，不完成决不休息。一个人贪恋权势如此，怎么可以求到仙药呢？”于是他们脚底抹油，溜之大吉了。

秦始皇获悉后，龙颜大怒：“我前些时收聚天下书籍，把没用的尽行烧毁。又召集了许多文学方术之士，想让文学之士为我兴太平，方术之士为我求仙药。现在，韩终去而不返，徐巿耗费巨万资财，也没见仙药送到。天天听到的都是作奸谋利的消息。卢生等人，受我优厚的赏赐，竟敢诽谤我，夸大我的过失。

对那些还留在咸阳的诸生，我将派人查问，看看有没有人还在妖言惑众！”于是秦始皇派御史拘捕诸生，严加拷问。诸生互相攀连，共有460人违犯了禁令。秦始皇下令将他们全部活埋，并且诏告天下，以儆效尤。随后，又有一批人被流放于边疆。秦始皇的长子、太子扶苏进谏说：“天下刚刚平定，远方的百姓还没有完全顺服。诸生都是研读、效法孔子学说的，父皇都处以重刑，恐导致天下不安。望父皇明察！”秦始皇大怒，把扶苏赶出皇城，让他到上郡蒙恬的部队去监军。

几千年来，人们众口一词，无不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持批判、痛斥态度。但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却有自己的独特看法。

1958年2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说：“一股风一来，本来是基本上好的一件事情，可以说成不好的；本来是基本上一个好的人，可以说他是坏人。比如我们对于秦始皇（的评价），他的名誉也是又好又不好。搞了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没有人讲他好的。自从资本主义兴起来，秦始皇又有名誉了。

但是，共产主义者不是每个人都说秦始皇有点什么好处，不是每个人都估计得那么恰当。这个人大概缺点甚多，有三个指头。主要骂他一条是焚书坑儒。……我跟好多人说过，跟章士钊也说过，我说：你们讲共产党等于秦始皇，不对，超过一百倍。……所以，一个古人，几千年评价不下来，当作教训谈谈这个问题，同志们可以想一想。”

1958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范文澜同志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我看了很高兴。（这时站起来讲话了）这篇文章引用了很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史学的传统。敢于站起来讲话了，这才像个样子。文章引用了司马迁、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当然，我也不赞成引秦始皇。

1958年8月30日，在谈到黄河流域的水利建设问题时，毛泽东又情不自禁地提起了秦始皇：“齐桓公九合诸侯，订立五项条约，其中有水利一条，行不通。秦始皇统一中国，才行得通。秦始皇是个好皇帝，焚书坑儒，实际上坑了四百六十人，是属于孟夫子那一派的。其实也没有坑光，叔孙通就没被杀嘛。孟夫子一派主张法先王，厚古薄今，反对秦始皇。……我们有许多事情行不通，秦始皇那时也有许多事情行不通。”

毛泽东曾多次引用唐人章碣的《焚书坑》一诗：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1959年，毛泽东曾经请康生查核章碣生平以及此诗是否为其作品。康生在12月8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主席：关于章碣的生平材料很少，查了几条，但同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所记差不多，送上请阅。”毛泽东于是又请秘书林克再查。12月11日在康生的报告上写了致林克的信：“林克：请查《焚书坑》一诗，是否（为）浙人章碣（晚唐人）写的？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1966年4月14日在《对〈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一文的批语》中，毛泽东又引用了这首诗，接下来的一句话是：“有同志说：‘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年纪小的打倒年纪大的’，这是古今一条规律。经、史、子、集成了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状况，就宣告它自己的灭亡，只有几十分之一的人还去理它，其他的人根本不知道有那回事，这是一大解放，不胜谢天谢地之至。”

清初学者吴景旭在《历代诗话》中引明人陈眉公诗：“雪满前山酒满觚，一编常对老潜夫。尔曹空恨咸阳火，焚后残书读尽无？”叶圣野诗：“《黄鸟》歌残恨未央，可怜一夕葬三良。坑儒旧是秦家事，何独伤心怨始皇？”吴景旭又引南宋史学家郑樵的评论，认为秦始皇所坑者，不过是少数儒生，“一时议论不合者”，说明秦始皇焚书坑儒并不如世人所传那样残酷。毛泽东在读《历代诗话》时，在这些地方，都加了圈画。

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在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批孔”的同时，又强调“不能大骂秦始皇”：“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的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

从毛泽东的这些评价中可以看出，秦始皇处在新旧社会制度交替之际，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促使应该衰亡的社会制度加速衰亡，应该兴盛的社会制度加速兴盛，这种客观作用是应该肯定的，简单否定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

同样处在奴隶制社会与封建社会交替之际，孔夫子主张返回到西周旧制，与秦始皇的立场正相反。后世有两部论著的观点也是正相反的：一是柳宗元（字子厚）的《封建论》，拥护秦制；一是郭沫若《十批判书》中的《孔墨的批判》《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主张尊孔。毛泽东曾将柳文与郭文相对照而予以评论。1973年8月5日，毛泽东给江青念了他写的《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历史上，大凡一种旧社会制度的灭亡往往是拖着尾巴的。分封制刚被秦朝废除，紧接着的西汉就重新出现，以后几乎不曾断过。唐朝后期的藩镇，拥兵割据，摇撼中央政权，无异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唐代思想家柳宗元有鉴及此，本着古为今用的精神撰写了《封建论》，反复阐明秦朝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的历史必然性即进步性，用他的语言来说，“势也”，并不是“圣人”的主观意志。

柳宗元没有，也不可能从封建社会取代奴隶制社会提问题，只能从国家政治制度提问题，但是他不自觉地在自己的文章中反映出社会制度更迭的历史必然性。《封建论》言简意赅，文理缜密，有着很强的说服力，成为毛泽东重病缠身、视力衰退的暮年中，在1972年10月至1975年6月这两三年间，用大字本阅读的86篇古诗文之一。

与柳宗元相反，郭沫若认为，秦始皇的立场是奴隶主的立场。“秦始皇把六国兼并了之后，是把六国的奴隶主和已经解放了的人民，又整个化为了奴隶”。秦始皇时代“是奴隶制的大逆转”，奴隶制的“回光返照”。

郭沫若又认为，孔子的“基本立场”是“顺应着当时的社会变革的激流的”, “大体上”是“站在人民利益的方面的”。或者说，孔子是“袒护乱党”的。“乱党是什么？在当时都要算是比较能够代表民意的新兴势力。”郭沫若还讲到了秦始皇焚书坑儒。为什么“秦始皇对儒家这样过不去呢”？他说，这是“因为他们在一些观点上差不多都是对立的”。郭沫若尊孔的态度是非常清楚的，对于秦始皇焚书坑儒是明显地不以为然的。所以，毛泽东是赞同《封建论》，反对《十批判书》的。

毛泽东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主要原因是他认为儒家是向后看，搞历史倒退，法家是向前看，强调现实发展；孔子都是空话，而秦始皇有不可抹杀的政治实绩。毛泽东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主张法治，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

在1974年1月25日召开的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谢静宜说：“当我们向毛主席汇报林彪也有孔孟之道的言论的时候，主席说，噢，凡是反动的阶级，主张历史倒退的，都是尊儒反法的，都是反秦始皇的。”

毛泽东在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期间有关“教育革命”的谈话中，也曾经提到过秦始皇。他说：“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里学的，孔夫子没有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上过什么大学。可不要迷信那个大学……”秦始皇再次被作为“没有上过大学的”杰出人物的典型。

毛泽东诗句所谓“焚坑事业要商量”，其实在历史上是可以听到共鸣的。明代思想家李贽曾经这样评论李斯关于焚书的上书：“大是英雄之言，然下手太毒矣。当战国横议之后，势必至此。自是儒生千古一劫，埋怨不得李丞相、秦始皇也。”近代的梁启超认为“坑儒”的对象，大都“如汉时文成五利之徒”，认为“始皇一坑，正可以扫涤恶氛，惩创民蠹，功逾于罪”。胡适认为虽然“焚书坑儒”的手段很残忍，但是肯定了李斯反对崇古思想、进行改革的精神。翦伯赞在《秦汉史》一书中认为“焚书坑儒”客观上摧残了文化，但对于当时的秦朝，实际上是为了肃清政府中的残余旧贵族势力及作为其政治思想指导的旧文化。

“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阿房宫

据《史记》记载，统一六国的伟业，使秦始皇无比陶醉，同时也促使他的欲望无限膨胀。好大喜功的秦始皇大兴土木，南征北战，耗费了大量民力物力。为修造骊山墓和阿房宫，征发人力70万。征伐南越，调发士卒50万。北筑长城，调派民力40万。派蒙恬戍边，派遣士卒30万。此外还有修驰道、直道和其他徭役征发。大批徭役征发使田园荒芜，民不聊生。

秦陵墓

秦始皇实行重租苛赋政策，田租、田赋、口赋、户赋、更赋……赋税名目繁多，仅田租一项就高出古代20倍！“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资财以奉其政”，人民生活痛苦不堪。

繁重的徭役与重税苛赋的后面，必然是严刑峻法。秦始皇本来就是一个崇尚法家统治思想的独裁者。他亲政不久，读到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的《孤愤》《五蠹》时，慨然表示，“若能与此人游，死不足恨”。统一六国后，他便把法家的统治思想推向了极端。他任用了一批精通刑法的狱吏，制定了严密残酷的法律，实行轻罪重罚，迫使人们不敢犯法。严密残酷的刑法，加重了人民的痛苦，激化了本已非常尖锐的阶级矛盾。

公元前210年，梦想长生不老的秦始皇在出巡途中一病不起，客死沙丘（今河北巨鹿东南），终年50岁。

秦始皇尸骨未寒，中车府令赵高勾结始皇少子胡亥和丞相李斯，伪造遗诏，立胡亥为太子，并赐始皇长子扶苏死。

秦二世胡亥即位后，加重剥削压迫人民，社会矛盾激化，终于在二世元年（前209年）激起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项羽、刘邦也加入到起义的洪流之中。不久，秦朝灭亡。

如此强大的秦帝国就被陈胜、吴广、项羽、刘邦领导的农民革命所推翻。原因是什么呢？

秦始皇做的事情中，修长城、戍边、派大军反击匈奴的侵略、修驰道、修水利、凿灵渠、开发岭南，等等，可以说都是应该做的。但修阿房宫，修陵墓，这属于骄奢淫逸，是应该反对的。即使应该做的事情，也不见得非那样急切地堆在一起做不可。但是不管该做不该做，他都在那样短促的时间内雷厉风行地堆在一起做了。每一件事情所投入的劳动力（而且都是壮劳力）都是十万、数十万，简直像驱赶羊群似的。

据历史学家范文澜估计，当时全国人口不过千把万，如此沉重的劳役、兵役，民力何堪？秦始皇刑法极为峻刻，动辄残杀生命，坑杀、黥面、割鼻、刖足，等等，不一而足。显然，秦始皇实行的是摧残社会生产力的暴政。毛泽东对秦始皇的暴政一贯是持批判和谴责立场的。

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的课程中，就有分析中国历史的内容。据当时学员保存的笔记记载，在“中国政治史与中国地主阶级”的题目下，毛泽东谈到秦王朝的历史：“中国政治，可说是地主阶级的政治。皇帝不过是地主的表征，所以每朝皇帝的倒闭，就是地主阶级的分裂。……如秦末，二世大兴土木，人民的人力财力，耗费殆尽。汉刘邦，楚项羽，陈胜、吴广，应之而起。汉高祖先入函谷关，与秦父老约法三章，秦人大悦。此概指少数地主而言。”

在关于历史上土地问题的总结中，笔记中又这样记录毛泽东的讲述：“（秦朝末年）陈胜吴广不堪其苦，遂辍耕而叹，揭起义旗，他们纯粹代表农民利益者。同时有汉高祖、项羽等皆起兵讨始皇，结果汉高祖胜，项羽等失败。”其实秦末农民暴动发生时，已是秦二世时代。“起兵讨始皇”的说法，表明毛泽东认为秦末大起义的性质，总体表现出对秦暴政的反抗，当然包含着对秦始皇政策的否定。

毛泽东在1944年4月29日致李鼎铭的信中，有高度肯定秦末农民起义的文字：“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

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总结中国古代历史时，也有对于农民战争的评价：“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罕见的。”

毛泽东在颂扬农民战争历史的同时，指出其发生原因是“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于是通过对“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的赞扬，也表露出了对“残酷”的秦政的否定。

毛泽东在著名词作《沁园春·雪》中，提到中国古代的五位帝王，以“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句，透露出内心对秦始皇这位“千古一帝”的看重。此后数句是：“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自注：“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毛泽东强化了“反封建主义”的主题，说“略输文采”诸句是非“谩骂”笔法的“批判”。所谓“别的解释是错的”，回答了《沁园春·雪》在重庆初次为媒体披露后，一些站在敌对政治立场的文人“诬为封建帝王思想”的“曲解丑诋”。

毛泽东在多次谈话中，给予西汉初年政论家贾谊很高的评价。贾谊论著以分析秦王朝得失的《过秦论》最为著名。《过秦论》是最早的较系统地总结秦王朝兴亡的历史，较全面地分析秦政之功过得失的著名政论，其中也发表了对秦政进行文化评判的深刻见解。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大段引录了贾谊《过秦论》的内容，并且真诚地感叹道：“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

《过秦论》说秦以弱胜强，终于实现统一，其迅速败亡也是有历史原因的，“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权……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贾谊以“仁义不施”指责秦始皇等人以暴虐之术治国，终于导致政治危机。秦政之失，在于“吏治深刻”与“赋敛无度”。贾谊还批评说：“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志，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以暴虐为天下始。”而秦二世又“重以无道”，终于导致秦王朝的覆灭。

贾谊还具体描述了秦政的这一特色：“秦俗多忌讳之禁也，忠言未卒于口，而身糜没矣。故使天下之士侧耳而听，重足而立，阖口而不言。”言论的严格禁锢，是专制制度的突出特征。这种禁锢反而会激起强烈的反抗。正如《过秦论》所指出的：“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内叛矣。”

《旧唐书·朱敬则传》写道，正谏大夫朱敬则在武则天当政时代曾经上书，借秦亡的历史教训阐发政见。毛泽东在读朱敬则的上书时，批注道：“贾谊云：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毛泽东对《过秦论》的特殊重视，反映他对贾谊对秦政批判和秦始皇批判的观点是基本赞同的。

在20世纪70年代，垂暮之年的毛泽东曾明确指出：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反对暴秦，就包括反对秦始皇，完全是正义的。

“要一分为二”

毛泽东虽然推崇秦始皇，但也不是全盘肯定，而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对秦始皇晚年的错误有着清醒的认识。

“文化大革命”后期，在轰轰烈烈的“评法批儒”运动中，有人大吹大捧秦始皇，认为他十全十美，反对对其作历史的辩证的分析。1975年夏，在毛泽东身边为他侍读古籍的北京大学讲师芦荻曾就此请教过他：对秦始皇到底怎么看？

毛泽东说：“秦始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评论，要一分为二。秦始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作用要肯定。但他在统一六国以后，丧失了进取的方面，志得意满，耽于逸乐，求神仙，修宫室，残酷地压迫人民，到处游走，消磨岁月，无聊得很。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反抗秦的暴政，其中就包括对秦始皇，完全是正义的。这次战争掀开了我国封建社会中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的序幕，在历史上有很大意义。”

现在，有些文章和传言称，毛泽东对秦始皇及其“焚书坑儒”、专制政治很是赞赏。这颇使包括历史学家在内的许多人困惑，乃至发生错误的联想。前中共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撰写了《一个省委书记回忆毛主席》（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这本著述征引了作者亲聆毛泽东教诲的笔录内容，提供了有关毛泽东对秦始皇评价的较完整准确的第一手材料，应当说是真实可信的。现将有关文字征引如下（书中引语未加引号，现照引）：

谈到秦始皇，毛主席说，人们从书中得知，秦始皇有焚书坑儒的恶行，因此把他看作是大暴君、大坏人。焚书坑儒当然是坏事，它把蓬蓬勃勃发展起来的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给挫折了。但我们对什么事都应当有分析，秦始皇并不是不问什么书都焚，也不是不问什么儒都坑。

他焚的是“以古非今”的书，坑的是孟子一派的儒，其实只有四百六十人。孟子主张“法先王”，所以孟子一派人书是“以古非今”的。而荀子一派则相反，主张“法后王”，推行法家一派的学说。秦始皇是主张“法后王”，反对“法先王”的。所以他并不坑荀子一派的儒，也不焚荀子一派的书。

秦始皇“以古非今者族”的主张值得赞赏，当然我并不赞成秦始皇的滥杀人。当时，要由奴隶制国家转变为封建制国家，不实行专政是不行的。但对孟子一派采取焚书坑儒的办法，太过火了。政治上要实行专政，文化上要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我们现在就是这样。这一条秦始皇是办不到的。

说秦始皇没有做过一件好事，太武断了。秦始皇第一个统一了中国，统一了原来的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字，变分封制为郡县制。这些事关中华民族兴盛的大事，能说不是好事吗？秦始皇还在陕西关中开凿了有名的郑国渠，长三百余里，可灌溉农田四万余顷，直接于生产有益，于人民有益。秦国也因此富强起来，终于把六国吞并了。能说这不是好事吗？

秦始皇是一个大独裁者，有些历史学家这样说不是没有道理的。毛主席认为，对于这一点也应该有分析。秦始皇有独裁的一面，也有高度集中统一领导的一面。二者有区别又有联系。后者在秦始皇吞并六国、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是他取得成功的一个积极因素。当全局的情况看准之后，秦始皇善于调动各方面的力量集中到主攻方向上来，而且在实行主攻任务的时候，有很大的决心，很大的气魄，很顽强的毅力，敢于力排众议，不听那一套动摇军心的话。

在1959年4月上海会议上，毛主席针对当时工作中存在的分散主义、本位主义、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情况，提出：要学习和借鉴秦始皇善于集中力量于主攻方向，同时要学会走群众路线。也就是把集中统一的领导和群众路线统一起来。毛主席说，不利于群众的事情就是不利于国家，没有什么有利于群众而不利于国家的事。

秦始皇并不是没有过错，给秦始皇翻案，要看到他还有重大的过错。历史上的秦始皇搞专制独裁，同群众路线是根本对立的。现在我们需要的是走群众路线的秦始皇。一方面领导上不要给人乱戴帽子，允许保留意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一方面领导要以身作则，提倡作自我批评。这样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经过不同意见的争论，在这个基础上集中起来，这是革命的秦始皇，集中统一就有了群众基础。

为什么秦朝在秦始皇死后，不到三年就灭亡了？古来许多政治家、历史家作过多方面的研究。毛主席对汉朝贾谊的《过秦论》最为赞赏。他说，贾谊是政治家、历史家，他写的《过秦论》是以人民力量和人民的向背为基本立足点，来观察国家兴衰、帝王成败的。所以，《过秦论》最后的一句话概括秦朝速亡的原因是：“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对人民施行暴政，丧失了民心。这是值得后世汲取的深刻教训。

上述引文，再一次证明，毛泽东对秦始皇功过的评价，并没有一概否定或肯定。评价的立场是十分正确的，观点是辩证的、符合历史实际的，采用的是具体分析的科学方法。

首先，评价秦始皇等历史人物，毛泽东最根本的出发点是：看其作为是否有利于社会发展，即是否有利于生产、有利于人民。“不利于群众的事情就是不利于国家，没有什么有利于群众而不利于国家的事”，这是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与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相通的。毛泽东对秦始皇的褒贬，就是按此标准来衡量的。这鲜明地体现了毛泽东历史观上的“人民本位”思想，也是他评价历史人物的总原则。

其次，在总原则的基础上，毛泽东又对秦始皇的具体作为加以分析。正面的，如秦始皇统一中国，统一度量衡，使车同轨，书同文字，变分封制为郡县制，这些事关中华民族的兴盛；又如开郑国渠灌溉农田，有利生产，有益人民等。这些都是大功劳，应充分肯定，所以要给秦始皇翻案。反面的，如秦始皇滥杀人，“焚书坑儒”太过火，破坏了文化，当然是坏事；他又实行专制独裁，“同群众路线是根本对立的”，是“重大的过错”。

这些都应否定。但是，上述否定并不是一概否定，还要进一步具体分析。如“焚书坑儒”是坏事，但秦始皇只杀孟子一派“法先王”的四百六十个儒生，不杀荀子一派“法后王”的儒生；只焚“以古非今”的书，不是什么书都焚。因为秦始皇要推进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他“不实行专政是不行的”。

可见，秦始皇的这些“坏事”在当时有其必然性因素，难以避免。再如秦始皇搞独裁，是重大过错，但这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善于调动各方面的力量集中到主攻方向上来”，目的是要吞并六国，统一中国，这又有进步性，而且从领导方法上讲，也是可以学习和借鉴的。毛泽东上述分析法，很辩证，是有说服力的。比起某些历史学家评价人物好则皆好、坏则全坏的做法，显然要公允得多，高明得多。

最后，毛泽东评价秦始皇不是为历史而历史，而是立足于现实，服务于现实，古为今用，为的是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把中国的事办好，即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毛泽东认为“焚书坑儒”滥杀人是坏事，由此引出教训，即文化上要提倡“双百”方针，目的在于促进文化事业蓬勃发展；毛泽东批评秦始皇独裁，要共产党坚持群众路线，使之与集中统一的领导相结合，为的是克服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和粗暴作风，造成生动活跃的政治局面。这些都是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的，对现实中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这一评价历史人物注重现实价值取向的观点，仍然是今天我们学习历史和研究历史人物的根本出发点。